到了40亿年前，地球终于出现了最早最原始的生命，现代科学家们相信这些原始的生物很可能是通过某种自然合成的过程而进化出来的；至于这个过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牵涉范围太广，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随着这些单细胞的原始生物不断进化，物种变得愈来愈多，低等的变成高等的，水中的变成陆上的，最终进化成脊椎动物，到了约3亿年前成功地适应了地面上的生活，一直发展到后来哺乳动物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只是人类的地位还远远未能确立。
虽然哺乳类动物早在6000万年前便已经在地球上的生物界中拥有统治地位，但人与猿的区分却要通过多次大冰期与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要应对急剧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变化而慢慢进化出来的。尽管不知道确切的年代和地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4万年前，智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出现了。而最近的考古发掘显示，人猿相揖别的时间比这还要早一些。人类的出现改变了所有生物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延递生命的规律。人类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环境来适应人类的生存（学术界认为这是地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但是随着人类变得愈来愈贪婪，我们创造出来的环境也在变得愈来愈不平衡、愈来愈不适合自身的居住！短短100年来，很多物种在这急剧变坏的生态环境中灭绝了，同时带来一些生物链条的断裂，人类简单地把这些现象理解为自然规律中的适当淘汰；今天想来，果真如此吗？
有人说形成这种怪圈的答案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基因进化通过基因突变起作用，也就是“外因通过内因突变而起作用”。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因为无论如何，它必须要与整个周围的环境适应、配合，达到平衡后才能水到渠成！与此相对应的文化进化则是通过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来改变整个社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空间。这种通过人类创意的改变往往是急遽的、片面的。发展下来，到今天人类已不再是为生存的需求、为追求美好的将来而挣扎；一些人追求的是掌握地球资源的权力乃至控制整个地球，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
有人说科学技术、思想制度的变革与社会为了适应新事物而进行的滞后变革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因为凡是让我们感觉舒服、快乐的我们很快就会接受，但到了要求我们付出、有很多的不舒服或限制时我们会马上加以抵制。于是，新的“消费享乐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宗教、家庭、道德价值和施政理念；于是，像《京都协议书》这样的让全球受益的条约受到了一些西方大国的抵制。在公利价值远远低于私利价值的国际环境下，人类在利用愈来愈发达的科技去根据自己的意愿局部（也只能是局部）改变环境的同时，却慢慢发觉自己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反而变得愈来愈不适合居住。于是有人把这个困境归咎于时间差，因为他们相信人类终究能战胜一切，当然也包括人类对生态自然不经意的破坏。我不能认同这种盲目的乐观，更反对这种目空一切的自大，所以愿意以此书作引，与世人共同探索、交流、对话。
人类的无知带给我们“巫权时代”“神权／君权时代”，那时候我们对大自然心存畏惧与敬仰。但人类毕竟与其他万物不同，我们会思考，小小年纪便有着数不清的为什么，所以我们不停进步，只是我们的智慧到底能带领我们走多远？这个看来简单不过的问题，却因为我们对世界、宇宙始终不能全面洞悉，已经从物理上的问题变成一个哲学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的“有知”带来了人类的“探索时代”，然后又发展成“探索＋冒险时代”“挑战时代”“征服与反征服时代”，到现在则演变成“变革时代”。我们放下传统道义上的理想，降伏于无限的物欲享受与追求。于是，人终于发现并承认自己在自然界奇特的位置，这是理性大无畏的体现。然而，一个更为壮丽的历程正有待开始，这就是“人”去进行那永恒的自我超越：应以一种近乎于上帝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去反省为何要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这种思想，正是西方文化不懈追求自然奥秘的根源，只是发展到今天，狂妄自大的心情，绝对操控权力的渴望，诱导人们走偏了方向，我们越位了。
西方文化的特点其实很简单：一切俱由利与欲驱动，就算是基本理论科学的探索、研究也是想从中得到新的价值、新的回报。科学家们可能单纯得多，但是支撑他们研究的经费来源，都是来自众多大企业、基金会或者是金融集团、军火商的下属机构。这些台前幕后资本家的投资，能没有利润考虑吗？对于一些表面上有信仰的国家乃至它们的领导人来说，神灵的存在与价值早已蜕变成为安慰人民的政治工具。随着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推行其单边主义虚伪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影响，很多国家也被逼跟从。但在跟从之外，中国既然是地球上唯一有着3000多年文明史实记载不断的国家，或许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发展史中，用我们先人特有的智慧思路，找到更好的动力、更理想的方法。
P9－11
本书从动笔开始到成书经历十年余，有些内容可能过时，有些变成事实，但付梓日期仍然一拖再拖；追求完美本来就是个没完没了的事，不可能完美却是个共识，不如早日结果。
书中列举的事例都是通过有公信力的报纸传媒获得的，目的是想指出社会中的一些严重的歪理。社会人士的影响力必须谨慎使用，不能用于蛊惑人心，冲击、破坏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在“学历门”舞弊事件中弄虚作假还出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某又再高调现身开发布会，详情见《北京青年报》所载文章。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和追求的权利，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了。有些事件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有人却抹不掉心中虚荣的光环，三年后变本加厉要大张旗鼓重新出发。报道引用唐骏的话说：“过去很多人把我定义为导师，过去我自己也被你们迷惑住了，好像我有一个光环一样，稍微有点瑕疵就去修饰包装。后来想，过度包装反而会给别人带来反感，好像你的人生是完美的。其实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的，只是我们掩盖得好一点。”
当被问到为什么涉水电视圈时，唐骏说，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巨大，而且这个产业很有意思，可以影响一代人。“我不看中国电影电视，我喜欢看美国电影，因为不管之前有多乱，最后一定是英雄战胜魔鬼，这是主旋律，所以美国人都想当英雄。……”一个不看中国电影电视的人、一个只看美国电影的人、一个公开在学历上弄虚作假到现在还搪塞说是一时冲动才没有在日本拿到博士文凭的人、一个自以为头上有光环而为了维护这个虚假的虚荣不惜抛掉诚信的人、一个只想把人生掩盖得好一点而不是努力追求做好一点的人被问到为什么搞电视文化时总算说了句大实话：“可以影响一代人。”不过这却不能不引起我们实实在在的担心。这样的“成功”我们需要“复制”吗？中国的电影本来根基很好很深，我们的影艺学院为我们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导演、演员，并曾在国际上屡屡得奖。现在差不多整个电影电视界的大环境都变得庸俗不堪，被民间资本搞得一团糟。有理想励志的题材是越来越少了，就靠漂亮的包装支撑，从业员的收入更是极度分化，才华与包装的价值比重严重失衡。我们其实在张艺谋商业化后就有理由开始担心了，因为正如唐骏说是“可以影响一代人”，而且是以美国文化来影响中国人的文化产业！
我并不愿意为这些事浪费笔墨，而且一提再提。我们应该深究的是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土壤？我们社会浮躁的虚假现象和过度追捧漂亮的外表包装是否过了头？真才实学和诚信经营何时才能回归社会主流？
不管虚荣也好，金钱、权力也罢，都没有好坏的属性，但使用的人有；国家、民族、文明、文化，也不像某些西方政要打压别人时说的那样，事实是世界既没有失败、流氓国家，也没有这样那样良或劣的文明界定，但掌控它们命运的人有；至于物性与天性就更没有善与恶的区分了，基于立场和不同环境的影响，自然出现分歧。万物唯有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拥有越来越多、越复杂的思维和决策能力，同时又会动手制造、创作。这些能力的有效配合使用，可以影响别人，也可以影响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培养国民良好的素养、爱国心、责任感和担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是那么的重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哲理传承，到北宋时被理学家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的“横渠四句”高度概括。这四句囊括的概念，一直是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热切追捧的精神支柱，并赖以安身立命。这是一种情怀，也可以变成一种信仰。因为这种精神的传承，中国人在找到共产主义之后，通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有着超凡意志和行动能力的革命前辈的不断努力，团结领导广大的革命群众坚决地、不怕牺牲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为创立新中国奉献奋斗。在过程中，天地同感，不可能变成可能，所有险阻被一一克服，天堑变了通途。从此，中国拥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长征精神”，一笔绝对值得所有中华儿女骄傲、自豪的无形财富！
中国人都应该走走长征路，一代一播种地把精神传承下去。就算只挑选路程的片段，也会大有得益，像美国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那样，一趟旅程下来，得出如下结论：“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1981年10月，布热津斯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题为《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的文章，对这一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给予积极评价；从泸定桥、安顺场、贵阳、遵义一路走来，感受越来越强烈。长征让他折服：“我是沿着长征路线来朝圣的！”
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有足够自信，该做的做就是了，并不需要外人的赞赏或认同。这一点基本心态我们是有的，但外人精辟的意见我们也不妨听听。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果不其然，没有人能够预言的事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60多年间，在西方国家不断围堵、封锁（包括技术、物质、知识等）、排斥、破坏、颠覆、中伤、妖魔化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逆流而上；中国人民不只站起来了，更硬是从一穷二白中崛起！
西洋文化没有道义的概念，西方国家的崛起过程极不光彩，走私鸦片、贩卖黑奴、掳掠强抢，当然更不可能明白“王道”的价值。西方的精神文明是构筑在宗教信仰这个框架上的，然后再通过教会和神学家来自圆其说。这情况一直到中世纪才得到改观，文艺复兴冲破了宗教势力的樊篱枷锁，欧洲得以用实事求是的逻辑思维来发展现代的科学物质文明。
本书拉扯的范围颇广，从人类通过宗族互助的原始关系谋生存、求发展到今天，亲情与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仍然是所有国家人民共同的纽带，团结的基石。于是，个人的定位问题出来了。很多人只知道埋怨国家和只看到社会的不公，却从不知道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他们为了蝇头私利会不顾国家安全利益，却不明白建设国家需要所有人的奉献。其实这两方面我们都得兼顾，不过时代不同比重自然会不一样。“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知道自己所需并找准了定位，然后全心全意地按这个定位与挂钩的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否则一切都是扯淡！譬如有些富豪口中说爱祖国，一有风吹草动便卷款而逃，出国做寓公。这些怀有二心，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人，到哪里都只是过客，贻害子孙，大家心里清楚，又何必强求？
明晰了个人的定位，心中就有了主心骨，做人做事都会有方向；心中有目标，脚下就有路！要知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机会总是给站对了队的人的，没有明晰的个人定位，就会像墙头草一样经常摇摆不定，就算得到一时的利益，总有从墙头掉下来的一天。站对了位子，心中坦荡，不管顺流逆流，也不管世事变幻，你总会和广大群众同胞在一起，共同担负起建设国家、耀祖兴邦的责任，心情始终会是欢愉的。这种欢愉的心情，跑到国外的人哪怕是坐拥金山银山也不会有！
有了清晰的个人定位，自然就会有文化的认同。于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成型了，人生观也明朗起来，世界观可能需要多点养分、多些经历，但不影响一般人的发展与成功。一个人的修养学识、视野胸襟，是需要自我不断进取得来的。
一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从东方文化传统的认识看，大多是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不会是唯利是图之徒。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与东方的有很大差异，于是他们的政客、政治选举、经济运作、财富之士，全是唯利是视之辈，由他们来主导世界，天下哪能不乱？世界又哪得安宁？
虽然书出版的过程有点拖沓，欣慰的是这么一拖竟然等到了“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这一天，连串的纪念活动在十月份开始了。“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悲壮“长征”的欢愉结局，更是诗人胸怀的吞吐。“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没有如此胸襟的三军统帅，又哪来长征的胜利。
往事回首，却又像诗人所说的那样轻松。更凶恶的敌人，都变得像演兵场上的对手，陪练而已；更险阻的山岳河川、生命禁地、天堑险途，全像是为阻挡敌人而布置，于我只是个摆设。“雄关漫道真如铁”，红军却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结果“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诗人胸怀大度、乐观向上、坚毅不拔的精神，正是“长征精神”最有力的根基泉源。我想，由一群有理想的不同寻常的中国有志之士打造的“长征”，必定会成为一段永留人间激励人心的不朽史诗，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信仰，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人文理想，铸造了红军坚毅不拔的军魂！人生每多逆境，有了这样的胸怀，才有“天堑变通途”的可能，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拥有的人生态度。
电视新闻传来消息说国庆假期中有人对烈士像不敬不恭，更有破坏侮辱烈士铜像的。这样的事件，说明我们国民中一些人素质的低劣，根本就不明好歹，分不清是非黑白，以前某些运动发生的一些偏差，是不是也是因为工作人员素质低劣所造成的恶果？“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诗人美好的心愿，只是天下不宁，强权通过金钱财势蛊惑世人、打压异己，不要说六亿，十亿神州尽舜尧也无济于事，反而在对外交往上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灾祸。正是：
无边蛊惑悄悄下，不尽围堵滚滚来，南海翻腾东海恶，团发创稳钓鱼台。
于是，这又让我们回到定位这问题上来。我不相信“我不看中国电影电视，我喜欢看美国电影”这样的人能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作什么贡献，倒是破坏性会很可怕，因为他想“影响一代人”！
总的来说，西方文明今天的成果来之不易。西方文明相对年轻，根据“人类文明进化阶段论”看是会比较浮躁和倾向于暴力的，但也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不过，没有高度修养和自制力，没有人文的慈悲心和怜悯能力的勃勃雄心，只会是贪婪的野心。贪婪导致不公，野心导致混乱，天下不会太平。
中华文明，世界上唯一有着3000多年不断的文字记录的哲理性文明，其成果更是来之不易。所有文明都是人类共产。有幸作为中国人，我们对自己文明传统守护和发扬的职责不轻，但树大多枯枝，很多国人定位不清，方向不明，只知人云亦云，毫无己见，于是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做着坏事，这也是很可怕的。
世界文明经历过两次大战，自然也是来之不易，因为地球只有一个，破坏它，全人类将无家可归！地球上所有资源都是人类共产，是一些人把它抢到手变成私有。用得着的也就算了，八辈子都用不着的也要强抢、强占，那就出问题了。很多富人对财富只是数字上的认识，知道生财而不知道用好，宁可把物品破坏扔掉也不给需要的人，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现在也快要成为所有急功近利的人的经济学了。这个世界穷人多一些不一定会出乱子，只要他们看到希望，只要社会对他们关爱公平；倒是富人多了就肯定会出问题，因为富人拥有抢掠和发动战争的能力资源，他们更有极强的贪念，事情于是难办。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创建也一定是来之不易的，中国通过“长征”浴火考验的执政党更是绝无仅有。遗憾的是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开始贪污舞弊，又有一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手中有权就任性，一朝有钱便胡为。我们都应该多看看《永远在路上》这个8集专题片，仔细想明白人腐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仔细看清楚纪录片里哪些人是真心悔改的，哪些人是口是心非的。这辨识能力不容易有，所以我们的政府也实在为难。要刹住腐败之风，量刑太松了起不到作用，太严了又会引来很多人的吵闹批评，甚至造势闹事，就像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严厉打压毒贩那样，一开始就马上遭到西方政要和主流传媒配合着的猛烈抨击，项庄舞剑，其实不过是要新人听话。这，正是今日世界秩序和舆论的悲哀！不过只要杜特尔特继续心存人民，就能顶住压力。中国更该这样。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和更好的明天，我们必须与全民达成共识，这就要求我们“永远在路上”！
（脱稿于2008年10月，多次补充修订后于2016年10月22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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