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谭延闿：翩翩混世的“士大夫”
浊世翩翩小妾儿
湖南人谭延闿年轻时有两件事让他非常难过：一件事是总有人称他为“小老三”；另一件事则是，他考中的本是进士第一名，但因为是湖南人，又姓谭，所以被一些官员生生给抹下去了。
针对第一件事，他特意问过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哭丧着脸对他讲：“因为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你为庶出，所以大家才叫你‘小老三’呀！”
懂事之后，谭延闿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原是父亲家里的丫鬟，后来被父亲纳为妾，肚子倒有出息，生下了谭延闿，可待遇与尊严上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全家吃饭时，大奶奶二奶奶舒服地坐在那里吃，她必须站立一旁服侍家主，等大奶奶二奶奶吃得肚皮鼓鼓去睡觉了，她才可以上桌。
谭延闿知道自己因为是小妾的儿子而受到这样的待遇后，很是愤怒。所以即使他后来老婆死掉了，他也坚持不再娶。
民国五年，他的妻子病逝，此时，谭延闿正值中年，最该有个女人的时候，可他坚持不续弦。民国九年，他最崇拜的孙中山先生亲自为之做媒，也被其婉言谢绝。谭延闿生母去世时，其住宅在谭家祠堂之后进，灵柩出门，须经过祠堂大门，族中人谓非正室灵柩，不准从正门抬出去。谭延闿乃仰睡于灵柩之上，声称自己已死，令人将灵柩由大门抬出去，族人无法阻挠。这可以看做是为其母亲争了一口气。
不过，他母亲的身份倒是对他后来的为人处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想想看，一个总看人脸色活着的人，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委曲求全，如何小心行事。按俗话来讲就是，小心走路，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得罪任何人。
而第二件事，谭延闿知道后很是气愤了一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势的变化，他也就释怀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会试的时候，谭延闿本是第一名，理应参加殿试，但因为他和谭嗣同同姓的缘故，主考官们怕惹老佛爷慈禧不高兴，于是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把他的名字从殿试名单中剔除，后来慈禧看中了刘春霖的试卷，因为当时大清太需要“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了。这个故事我们早有耳闻，却想不到倒霉鬼居然就是谭延闿。
谭延闿出生于杭州，当时正是他父亲任浙江巡抚时。他七岁开始读书，把书读得很让人吃惊。他父亲虽然有几个儿子，但大都不成器，只有这个小儿子谭延闿被他认定是读书的好苗子。
光绪十八年(1892年)，谭延闿从福州回湖南应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二十三年(1897年)应乡试优贡，中。谭延闿二十八岁时中了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同年七月到职，但不久，他的老父亲死了。谭延闿就请假回到湖南。
回到湖南后，他就遇到了一件古怪事。当时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筹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不过不幸的是，提前就有人把消息放了出来，湖南巡抚密令相关人等捉拿这二人。谭延闿知道这一消息后，请负责追捕两人的官员吃饭，替二人说好话。当时，清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只吃饭不干活的懒狗，吃了谭延闿的饭，大家彼此又很熟，就把追捕的步伐放慢下来，黄、宋二人得以逃脱。
湖南人在赶革命时髦上非常有先天优势，大概是盛产辣椒和穷得要死之缘故，但凡湖南的读书人似乎都看不惯清政府的一切。谭延闿虽然是清政府钦定的进士，可在周围人的影响下，“立宪”、“改良”等让清政府非常头痛的新名词，谭延闿却学得很快。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谭延闿是激进的。
修铁路，或者说让铁路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是谭延闿一直为之努力的事情，从他回到湖南直到辛亥革命前，谭延闿一直在铁路方面奔走筹办，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在湖南投入了“保路”运动，与四川的保路运动遥相呼应。但清政府不让人民保护铁路，而是帮着帝国主义争夺铁路，保路运动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失望到极点。但失望归失望，他还是没有革命的想法。因为他是立宪派，立宪派是维护清政府的，革命派是要革清朝性命的。谭延闿即使再激进，他老子当年的谆谆教诲还依稀可闻，他也不可能全都给忘了。
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准备合作，一起跟清政府摊牌。谭延闿参加了谈判会议，他旗帜鲜明地表明，即使清政府是没有救了，但也不至于每个人都要背着一包炸药冲上去玩命，应该用文明的方式“革命”，即所谓“文明革命”，“换旗换印”。
这一下就把革命派的人惹恼了。想当年，陈胜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吃点好的，在社会上有个地位？“文明革命”是什么？不就是清政府把旗换了，把官员的官印换了，然后继续当他们的官！
革命派哪里肯干！他们为什么要革命？目的就是要把清政府推翻！这种“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的思想显然不能为革命派认可。
于是，好战分子————湖南的新军首领焦达峰、陈作新发动起义，当上了都督。谭延闿只能站在那里看，摇着头。
焦达峰并不会照顾老谭的情绪，他在湖南一宣布革命，湖北方面也开始宣布独立。清政府派出袁世凯进攻湖北，湖北方面慌忙要焦达峰来援助。焦达峰当年二十四岁，胆子大，敢想敢做，立刻着手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
谭延闿见焦达峰没有时间理自己了，意识到自己可不能颓废，于是用他在湖南的影响力召开咨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限制焦达峰的都督权力，与焦达峰争权。可谭延闿有个致命的弱点————他没有军队。
不过老天很帮忙，焦达峰造翻后，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五十协(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向焦达峰要求升官，焦达峰不但不给他，还训斥了他一顿，大意是：此时正是危急之秋，你不想着让湖北兄弟脱离危险之境地，居然要官做？做个屁！
要知道，当时的许多新军领袖都是流氓，至少对于清政府而言，他们骨子里就是流氓。新军，其实就是清政府给自己埋的地雷，后来果然踩上了。
梅馨见兄弟不给自己官做，心里很不是滋味。谭延闿适时地凑了上来，两人谈了谈当下时局，话题就转到焦达峰身上来了。谭延闿那么多书不是白读的，激将法用起来熟练得很。梅馨一气一感激，就答应谭延闿，跟着他再革命。
两人计谋已成，焦达峰却浑然不觉，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四十九协主力悉数派往湖北，他身边一下就空了。
从大局来讲，焦达峰这样不顾自身安危，把所有军队都派上了湖北，的确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忘我的精神。如果不是新军第四十九协主力及时支援湖北，湖北的革命军早已经被袁世凯灭掉了。当时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架起的大炮构造的火力网牢牢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
那时的革命军，革命意志其实并不强。造翻如同家常便饭，投降也如喝口凉水一样简单。袁世凯的大炮每轰一下，在武昌和汉阳的革命军心中的投降打算就加重一层。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新军第四十九协主力来了，力量加强，人心凝聚，队伍就好带了。袁世凯方面，见革命党的人数还真的挺多，让这位盘算着保存实力的清廷大员没有急攻武昌和汉阳。这就使得革命军一方愉快地活了下来，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为后来全国响应的革命，促使清廷的倒台创造了一个很好机会。
但是奠定这大局的焦达峰却等来了人生的终点。他在长沙，身边没有多少兵，谭延闿与梅馨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派出军队，将焦达峰及陈作新通通干掉。这一天是1911年10月31日，距武昌起义仅仅二十一天。焦达峰一死，按照事前约定，梅馨派人抬着一顶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破轿子，匆匆地跑到谭延闿家里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
谭延闿这个时候有点慌了，因为来接他的士兵也是群饭桶，没有告诉他是谁派来的。大家一窝蜂地就冲进了他家，让他上轿。
谭延闿第一次表现出了读书人的懦弱，吓得号啕大哭，抓着门框，死也不肯出去。直到士兵说是梅馨派来的，他这才向老母妻儿大哭一回，然后依依不舍地走出门，再三回首。士兵们实在不耐烦了，就把他的脑袋摁进轿子，又把后半身推了进去，抬到了都督府。
在路上，他见轿子走得疯狂，士兵们的嘴巴里又全都是脏话，他还是不肯相信这是梅馨的士兵，一直在轿子里拼命祈祷。直到梅馨走出都督府，请他下轿，他这才笑成了一朵花。自此，长沙大权被谭延闿掌握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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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天后，在武昌的黎元洪也效仿他掌握了大权。
谭延闿掌握了长沙的大权，但他知道，这种权力很容易就会丧失。因为焦达峰的新军第四十九协还没有闹明白怎么回事，群情沸腾。谭延闿就将四十九协所有人都送上了湖北前线，他对这些人说，一定要革命，如今湖北正处在革命的困难阶段，我们要帮他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人当然不会想别的，全都去了湖北。这些人一走，谭延闿当然还不能闲着，又把第五十协中的愤怒分子编到新的军队里，也送到前线去。他身边只留下梅馨的军队，做完这些后，他心里才有了底。但眼下只是在长沙安全了，湖北的战斗还在继续，谁胜谁负还说不准。
谭延闿一定要走好这一步，否则，将来说不定他会被拉到北京去砍脑袋示众。
他问梅馨，你说这革命算是成功了吗？
梅馨头脑简单，不知道。但他还是说了，应该成功了吧，大家不是一直在为了革命而战斗吗？
这答案显然不能让谭延闿满意。他对当时的局势作了一番评定，评定结果让他忧心忡忡。在当时，即使新军闹得厉害，但在中国真正拥有强大武力的还是袁世凯。袁世凯被清政府委以剿灭革命党闹事活动的重任，清政府对其的支持可以想见。袁的军队训练有素，并且装备精良，新军在他眼里如同散兵游勇。如果不是袁世凯为了保存实力，武昌的新军恐怕早被他消灭了。
谭延闿衡量再三后，还是作出了决定“革命”的意向。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
他这样做，倒不是他真的想革命，而是他怕自己身单力薄，一旦失败，自己去死，太难看了。大有找点垫背的意思。
不过，他鼓动大家造翻，也有谋略。他特别对广西巡抚沈秉堃感兴趣。首先，沈巡抚是湖南人；其次，如果从广西向长沙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大部兵力已抽调援鄂的湖南很有可能首先崩溃。谭延闿对这位老乡是又爱又怕。所以，连续电报，连续地派人去说服，很快，沈巡抚也是见到大清大势已去，就同意了宣布独立的要求。然后就是福建巡抚孙道仁，他对孙道仁可就没有对沈巡抚那么客气了，写了一封威胁信，说你要是不跟我们与大清摊牌，我们就把你在湖南家的房子充公，如果公家不要，就点火。你家的祖坟我也知道在哪里，到时候派人去给你刨喽！让你没有脸见你的列祖列宗。
孙道仁气得哇哇怪叫，但他也是读书人，不能让祖宗蒙尘，只好通电宣布独立。接着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纷纷不断了，据说连云南蔡锷起义，也与谭延闿的督促有关。
你很难想象，清朝末年，仅仅凭一张鼓励电文，就让整个中华大地的大部分省份宣布独立，宣布与清政府划清界限。暂把大时势抛去不谈，只就每个省的当家人本身来讲，他们可都是朝廷钦点的官员，百分之百是传统士大夫。说跟朝廷翻脸就翻脸，可以想见，当时的朝廷气数已尽了。
在帝制社会，尤其是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旦中进士、点翰林后，如果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仕途根本不用愁。大清末年，有两位进士走上了叛逆之路。一位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另一位就是谭延闿。
谭延闿中会元在湖南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谭延闿之前，湖南已经有两百年没人中过会元了。那个顶着举人第五名的王闿运听说谭延闿中会元后，兴奋得几天没有睡觉，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
但有什么用？这个破了湖南天荒的人让他后来很是愤怒，居然参加了反清革命。从湖南传统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谭延闿后来不但没有让他们自豪，反而让他们大为感到羞耻。但更使他们羞耻的是，谭延闿并非真的革命。应该为他的“革命”二字加上一双引号，才是真正面目的谭延闿。
“革命”的好手
1911年11与11日，武昌新军营里，有人放了第一枪。这一枪有一个标志：书面上结束了中国帝制社会，进入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的社会。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放了那第一枪，那第一枪意味着，仅仅靠独立是不行了，必须要革命。
书面上，辛亥革命一成功，民国就建立了。
谭延闿开始了他第一次春风得意的督湘主政。他把形势看得相当清楚，一方面与看似前途光明的同盟会会员黄兴、宋教仁这两个湖南老乡拉上关系，同盟会一改成国民党，他则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另一方面，他看到袁世凯虽然也宣布革命，但热情不高，就跟袁世凯主动搭讪。不久后，孙中山无奈之下让出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谭延闿立即通电拥护袁就任首任民国大总统，不但嘴巴上说，手上也不含糊，拿了百万银子到北京，给袁世凯。袁世凯对这位识时务的俊杰很是满意，就宣布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
不过没有多久，袁世凯在北京坐不住了，反对他的人手中都有兵，就是不反对他的人手上也有兵。他不能把自己的总统位置于火盆上。于是，下令裁军。谭延闿倒是很高兴，本来他就一直主张“文明革命”，打打杀杀的事，他干不来，所以不想干。最先响应袁世凯撤军的就是他，把军队裁撤掉后，他还真准备做点实事。面对湖南的穷困状况，他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先建立了省议会，颁布了新刑法；然后兴办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长沙至湘潭公路；把清朝的田赋制度废除，让总是吃不饱又饿不死的湖南农民减轻了负担。由于自己是读书人，他很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遂拿出大量经费办教育，选派公费留学生，好让他们回来把湖南穷人彻底解救出去。
正应了那句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话，湖南人好勇斗狠，野蛮之风刮得谭延闿很不舒服。于是，他极力推行移风易俗的新风，严禁斗殴，严禁种植吸食鸦片。
即使是今天来看，谭延闿的这一套政治措施都是非常开明的，湖南经他搞了三年，倒有点起色。可到了1913年，风云突变，中华大地又要狼烟四起了。
这一年，袁世凯看宋教仁很不爽，因为宋教仁正在搞民主议会制，一旦这一制度实行，袁大总统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这是他不想看到的。他派人把宋教仁干掉，于是，早就看袁世凯不舒服，准备了多年却没有打响革命第一枪的孙中山发怒，准备重新来一场革命。
首先，国民党将袁世凯定义为人民公敌，然后号召各省都督独立，鸣鼓而攻之。
谭延闿急得要死，首先，他自己是国民党，国民党站出来要做事，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推辞的。但是，要与袁世凯翻脸，他得有这个实力才成。当初，他把自己的军队裁撤了不少，根本就没有力量和袁世凯抗衡。难道他要用脏话和口水跟袁世凯斗争？
他本来想以这不是理由的理由不宣布独立的，但他手下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国民党成员程潜居然在短时间内编练出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再加上原来剩下的唯一一个湘军第一师，凑起了两个师的兵力。
但谭延闿仍觉得这点力量根本不能与袁世凯翻脸，可国民党认为可以，那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湖南周边的赣、苏、皖、闽、粤、川等省，都纷纷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宣布反袁独立。谭延闿当时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有一天，革命党人送来了一颗炸弹，随后又有人拿着手枪来让他独立。黄兴又再三来电督促，谭延闿只得在1913年7月25日悬挂出了讨袁军的大旗。但他事先已经给副总统黎元洪报告了，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家拿手枪和炸弹来逼我，您得在袁大总统那里替我说几句好话。
他就这样一直活在恐惧中，让他高兴的是，不久，就传来了江西、江苏讨袁军失利的消息。他立即有所动作，开始削弱省内反袁的声音，让袁世凯对自己的恶感减轻。苍天助他，没多久，这年的8月份，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谭延闿马上于8月13日宣布湖南取消独立，然后给袁世凯的总理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
但是，袁世凯还是受不了这样一个佳人非要做贼，就让他进京待罪。同时命令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率军进入长沙，取谭延闿而代之。谭延闿准备进京，老妈哭，老婆哭，他却一脸的无所谓。或许，他此时已经掌握了在这样的时局下生存下去的办法。在起程前，他就秘密遣人进京到副总统黎元洪处打通关节，摸清情况，然后请求黎元洪出面担保。黎元洪答应了他，他这才动身进京。
到北京后，谭延闿的担心劲才上来。在没有见袁世凯的那几天里，他吃什么都不香，睡觉要么睡不着，要么就梦见自己拎着自己的脑袋在街上转。
最终，他觉得还是做好准备，才有活命的机会。于是，打起了见袁世凯的腹稿：袁世凯怎样问，他怎样答，才能使袁满意。
当袁世凯召见他那天，他哆嗦着见到了袁世凯，一见面就诚惶诚恐地说：“延闿罪该万死，请求大总统饶恕！”
袁世凯不看他，他也不敢抬头，袁世凯不说话，他也不敢坐。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袁世凯拍桌子大骂，他一听就高兴了，说明自己的命保住了。袁世凯见他确实悔过，且当时湖南没有比他更忠于自己的人选，但又不好不治罪，最后，才安慰了他一句：“那也不是你的过失。”不久，袁世凯为了儆猴，杀谭延闿这只鸡“四年有期徒刑”。随即又由黎元洪乞请，下令特赦，就这样，谭延闿毫发无损地离开了京城，先去了青岛，后来又到上海居住了一段时间。
谭延闿虽然人不在湖南，但对湖南的一切却非常关心，但他得知汤芗铭这个杂种在湖南不做一件好事后，气愤得要咬人。汤芗铭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他三年督湘的成绩画上了一个大叉。一切成就都被汤芗铭毁掉了。
他当时很想东山再起，可只要袁世凯在，他这个愿望就不可能实现。如今的他可是既得罪了袁世凯，又得罪了国民党，除非中华大地再出现一股势力让他投靠。三年后，他终于等来了一点希望。这一年，也就是1915年，袁世凯吃饱了想要做皇帝。“皇帝”这个东西又被人们记起，国民党早就等着机会重新拿回北京政权，袁世凯无疑是给了他们一个借口，蔡锷立即在云南举起反袁护国的大旗。
那个曾经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师的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取道贵州进入湘西，沿途不断招兵买马，很快就拥有了三旅之众。与此同时，广西陆荣廷的护国第二军也进入湘南，向北挺进。
局势危急，袁世凯希望在湖南的亲信汤芗铭帮自己一把。汤芗铭不但不帮，还跟袁世凯断绝关系，宣布独立反袁。
袁世凯气得死去活来，但无可奈何。一个星期后，他就死掉了。汤芗铭并没有因为反袁而得到湖南人民的欢迎。因为这杂种实在干尽了伤害湖南人民的事情，在湖南三年，他杀掉了近两万人，一向吃辣椒的湖南人恨不能把他当辣椒吃掉。程潜顺应民意，攻击湖南，汤芗铭兵败只好逃出湖南。
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上台，一向跟黎元洪关系非常好的谭延闿迎来了第二春。他开始了第二次督湘。
倘若谭延闿是个武夫，可能他的这次督湘还会长点。但因为他是读书人，不尚武力，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不是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而是把矛头对准了驱逐汤芗铭功劳最大的程潜。
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要求各地裁军，谭延闿高兴地将程潜派别的军力裁撤一空，然后把失去兵权的程潜赶出了湖南。
他以为万事大吉了，可没有让他想到的是，北京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一笨蛋，慢慢地就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架空了一切权力，接着，就干脆被赶下了台。
谭延闿不知道这个时候该站在哪一边，段祺瑞就开始发威了。他决心南下，统一全国，要“兵下两广，饮马珠江”，那么，湖南就是段大总统第一个要打的地方。
段大总统不会跟谭延闿打架，因为他是总统，而在他看来，谭延闿不过是一听话的狗。先是下令免去谭延闿的湖南督军一职，让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去代替谭延闿。
谭延闿毫无办法，督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一失去，他在湖南不就等于吃干饭的人了吗？于是，他坚决不在湖南，去了上海。这一年离他第二次入湘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段祺瑞不但要武力统一全国，还废除了《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当然不干，他立即从南京下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自己任大元帅。
被赶出湖南的程潜再度受到重用，从广东潜入湖南，召集旧部，自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几经周折后，程潜率部攻占长沙。
但攻占了未必就能守得住，当时势力有许多股，谁若受到一点打击，谁就反击。北洋的直系与皖系突然联手，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几路大军向程总司令杀来。
吴佩孚率部南下，进军衡阳。谭延闿一见吴来，一枪不放，率部退至郴永一带，两人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护法军这一面，湘、桂、粤三省军队各有各的打算，步调自然不能一致，程潜的湘军在岳阳一线死战时，留守长沙的桂军听说前线形势不好，就在长沙掠夺，然后跑回广西去了。这仗实在没有办法打，和北洋军一样，护国军也是一批不讲信义的流氓。程潜自然不能一个人完成三个人完成的任务，从长沙撤走，长沙被张敬尧所占，就任湖南督军。
张敬尧当了湖南督军，护国军还没有生气，吴佩孚倒不服气了。他这一不服气，段大总统没有办法，只好找别人来当这个督军。可要衡量一下，既不能找自己的人，又不能找友军，大家几乎同时就想到了谭延闿。
1920年，谭延闿和他的好朋友赵恒惕重新回到长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在回长沙前，谭延闿答应赵恒惕让他当湖南督军。可到了湖南后，谭延闿反悔，原因是，他不想做光杆司令，必须要掌握军队。
革命还得继续下去，孙中山见这次打倒段总统没有成功，就继续搞革命。他提倡“联省北伐”，谭延闿却不这样想，他觉得仗打得太多了，提出“联省自治”。这样一来，双方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孙中山派人到长沙策动对谭不满的赵恒惕，倒谭发动兵变，谭延闿知大势已去，辞职离湘，这一次，前后时间不到半年。当时，北洋段大总统要求谭延闿反对孙中山，谭延闿不反；孙中山要求他北伐，他不动。他就那样在长沙坐着，看南北打架。结果他一离开湖南，北洋军就不理他了。
1921年孙中山统一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这个时候，湖南是赵恒惕的天下，他依旧不帮孙中山，以各种方法阻挠北伐军借道湖南。孙中山咬着牙取道江西，多走了许多冤枉路。为此，孙中山恨不得把赵恒惕咬死。此时，在上海的谭延闿跳了出来，他重新跟国民党表示友好，孙中山觉得湖南还得这个人来管理，于是，任命他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让他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
赵恒惕当然不干，两个人自然要分出个胜负，只好打架。
谭延闿先下手，他策动旧部与赵恒惕作对，宣布放弃自己曾极力主张的“湘省自治”的政见，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北伐政策。
赵恒惕则随即接招，宣布成立湖南护宪军(维护省宪法)，与之对抗。谭的意思是站在全国的立场坚决不让湖南独立，而赵恒惕站在湖南的立场，认为湖南自治。赵恒惕太看得起自己了，也太看得起湖南了。
双方一面打一面谈，前线有人在死亡，后方他们坐着喝茶谈判。三个月后，谭延闿主动撤出，因为孙中山后院起火，孙中山的同道陈炯明叛变，围困广州，急令谭延闿率讨贼军回援。谭延闿率部退出湖南，杀奔广州救孙中山的驾，湖南再次被赵恒惕控制。
接下来，谭延闿的道路就好走多了，先是参加东征，然后是北伐，成了革命阵营的一位好同志。后来，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他都要亲自拟稿。
1924年国民党改组，谭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上台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可谓官运亨通。
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谭延闿的人生路线图。从他的这份人生路线图中，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一旦有烽火，湖南人首当其冲。这个原因很好理解，首先，他们占据着一个要地，其次，贫穷导致造翻。
谭延闿可谓是见证了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他是前清进士，一声不吭地进入了革命阵营；他是革命人士，但没有见到他的一点主动。他的一切革命行为都是被动的，孙中山让他成为“革命党”，这三个字，是否名副其实，恐怕只有谭延闿先生可以解释。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以一介书生，想要混得不但不死，还很风光，谭延闿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秘诀。
说起来，这秘诀也很简单，又不简单。就是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混世主义。三民主义，谭延闿放在嘴上，真正放在心上，用在手上的则是这混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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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李文海
一般地说，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同样的，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近代化。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它必定要碰到辨认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彻底清理、批判其中阻碍发展更新的废弃物的问题。
————刘大年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传统士人想要实现这一理想，只能与其他人一样，绑在同一根柱子旁，柱子上写的全是“礼义廉耻，忠君爱国”。两千多年后，一批士人同样被绑在这根柱子旁，并且在努力实践着这柱子上的文字，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根柱子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对此最感痛心疾首、失魂落魄的是一部分传统士大夫们————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梦境被击碎，在奔走呼号间，他们几乎动用了全部的身心力量来对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在这群失魂落魄、失去了靠山的传统士人的内心深处，虽然还是承认大清国，但效忠的方法已经改变：康有为用西方思想来救中国；盛宣怀则把眼光投向了他自认为无所不能的经济；岑春煊“不合时宜”地忙于埋头实干；陈夔龙则努力地把官做大做强；王阎运在那里苦心寻觅，想做帝王师；王国维固执于清士名节；罗振玉在“立言”的同时想要“立功”；谭延阎不管是大清还是民国，照旧混世，而冒鹤亭却回首晚明，在祖先的背影里寻找寄托……
正如同无数河流最终都要归于大海一样，当整个中华大地失去了传统帝制存在的土壤，到处是异样的事物，到处是别样的枪声时，没有人可以守住自己的那块传统士人本应该固守的领地，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渐归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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