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原名皇妃塔，又名西关砖塔，古人更多地称之为黄妃塔。它是北宋时期由吴越国王钱傲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为的是祈求国泰民安。雷峰塔原拟建高十三层宝塔，由于财力不济，竣工时只造了五层。该塔结构为砖石内心，外建木构楼廊，内壁嵌有刻着《华严经》的条石。塔基底部辟有井穴式地宫，存放着数十件佛教珍贵文物和精美的供奉物品。古塔塔身上部的一些塔砖内，还秘藏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卷。北宋宣和二年(1 120)，雷峰塔遭遇战乱被严重损坏。南宋时期重修，建筑和陈设重现昔日金碧辉煌，特别是黄昏时，雷峰塔与落日相映生辉，有“雷峰夕照”之称。它和西湖边宝石山上的保傲塔遥相呼应， “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保傲如美人”是明末杭州名士闻启祥对雷峰塔和保傲塔的评价。明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侵入杭州，纵火焚烧雷峰塔的塔檐、平座、栏杆和塔顶，灾后古塔仅剩砖砌塔身。1924年9月25曰，年久失修的雷峰塔砖塔身轰然坍塌， “雷峰夕照”胜景从此名存实亡。现在人们看到的雷峰新塔是2000年12月26日奠基，2c)02年10月25日重新落成的。新塔建造在雷峰塔原址上，五面八层，依山临湖，蔚然大观。
李阁郎拍摄的雷峰塔残迹是在1859年，古塔仅剩砖砌塔身，但却以裸露的砖砌塔身呈现出了其残缺的美，特别是夕阳照向残塔时，砖皆赤色，亭台金碧，美不胜收。
苏州虎丘塔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建筑，位于苏州城西北郊，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落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1)。砖身木檐，是10世纪长江流域砖塔的代表作。塔檐在1860年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烧毁。而现存的唯一一张拍摄于1860年之前的苏州虎丘塔照片就是李阁郎拍摄的。
有研究者分析，李阁郎有可能是“第一位商业性出版发行上海、苏州和宁波照片的摄影师。……在他拍摄的年代，这些地方都未曾被西方文明沾染。他的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为，他所拍摄的景观和名胜有很多在随即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到了破坏”。。
李阁郎拍摄的另一张中国佛塔照片是上海龙华塔。龙华塔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相传是三国东吴孙权为孝敬他的母亲而建，故又名报恩塔，赐额“龙华”。该塔唐末毁于战火，北宋时重建。龙华塔高40．4米，砖木结构，七层八面，每层飞檐高翘，姿态雄奇，造型美观。1984年，国家对宝塔进行了修葺。从塔檐角上发现的宋式檐拱额枋、砖拱上刻的宋式花纹及塔脚下的宋式瓦当，都证明古人造塔时在塔基下采用了垫木、垫石子等手段，以克服因土质疏松造成的沉陷，从而使龙华塔从宋代至今又屹立了千余年。
李阁郎另一个拍摄的兴趣点在中国的乡村和园林。在上海徐家汇，他拍摄了徐家汇河口船队的立体照片：蜿蜒的河道，排列整齐的船队。整个画面构图完美，用光讲究，充分呈现出静谧的水乡景色。
上海南翔古漪园、上海道台官邸是李阁郎拍摄的有关中国江南园林的代表作品。他醉心于中国园林的拍摄，追求画意审美，致力将孤山曲廊、翠林水榭、怪石阙亭、古朴素雅的中国古典园林胜景定格在他的影像作品中。
关于李阁郎于18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在中国北方的拍摄活动，1861年1月15日出版的《英国摄影周刊》曾发表过文章说：“在芝罘(今烟台)营中，还有一位李阁郎先生，一位在沪的法国摄影师。他不是什么一流的艺术家，不过向军队贩售酒水而已，为小酒杯放弃了人生理想。”李阁郎随军北上，可能想拍摄这场战争，但他为了卖酒却失去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场战争中也确实没有留下太多的照片。P20-21
《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一书修订再版了。
该书的第一版是2008年3月出版发行的，且早巳脱销。许多朋友询问哪里还能找到，并不断向我索书，有必要再版。
编著《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一书的初衷，是想将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摄影史学家陈申先生考虑到这是中国摄影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精心帮我制订了出版选题，促成了《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第一版的出版。
由于当年收集历史影像资料的局限性，一些在摄影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外国摄影师没有收录进来；另，随着新信息的陆续被发现。原书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勘正。近几年，我也曾想过重新编著《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但艰难自知，我缺乏勇气。此时，是研究中国摄影史的曾璜先生和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的李欣女士多次鼓励我，曾璜先生更是亲自为我联系此书的修订再版事宜。也正是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使我重拾勇气和信心，将《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一书重新编著。
再次出版的《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中共收录了近90位外国摄影师，较之前一版增加了介绍早期来华的外国摄影师的文章。这得益于英国摄影史学家泰瑞·贝内特，他曾赠送过我他撰写的《中国摄影史》专著。《中国摄影史》中收录了他对早期来华西方摄影师的研究成果，这也增加了我寻找早期来华外国摄影师影像作品之途径。
感谢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为我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晴朗宽松的环境，使我在图片征集和研究工作中不断出现新的突破。要感谢的人很多，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还得到了沈弘先生、殷晓俊先生、王益群女士、樊建川先生、王琳先生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罗哲文先生、邢文军先生的相关文章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还要感谢昆明的金飞豹先生，正是由于2005年金飞豹先生帮助我征集到一批使用美国柯达公司生产的世界第一代彩色反转片拍摄昆明的彩色影像，才使我有了写作该书的动议。
最后，我要感谢万能的网络。在互联网发展如此迅猛和发达的今天，我才能有条件搜寻到这么多外国摄影师的资料，这是编著《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第一版时所做不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修订再版的书中还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漏，还有许多拍摄过中国的外国摄影师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收录进来，望读者斧正、赐教，我将不胜感谢!
张明
2016年9月3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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