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自事件发生起，这个故事就成为各种艺术门类争相表现的题材，其中较早的要数河南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出土的壁画《鸿门宴》了。该壁画中火炉左边绘二人席地而坐，相向对饮，态度安详。其中右侧紫衣肥壮、右手举角形杯作敬酒状的是项羽，左侧身着赭色衣、面向右而躯体后缩的为刘邦。靠近刘邦、面左拱手而立的是有意掩护刘邦的项伯，相貌如同妇人、拱手而立的是张良，怒视右方、与张良并肩而立的老者是范增，面目狞猛、右手握剑作跨步起舞姿态的是项庄。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以山峦为画面背景，又绘烤肉者二人作为陪衬，既烘托了野宴的气氛，又使画面显得匀称。只是这种处理方法，与鸿门宴发生的实际场所大相径庭。
根据文献记载，秦二世三年（前207）七月，当章邯向项羽投降之际，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正向咸阳进军，并于汉元年（前206）十月进入咸阳，推翻了秦朝的统治。项羽听说刘邦已经进入成阳，就率领大军，冲破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本来，在楚怀王派遣刘邦和宋义两路军向秦军进攻时，曾经约定“先人关者王之”，刘邦先入关，理应为关中王，但是项羽自恃功高，企图独霸天下。当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号称百万；刘邦有军队十万，号称二十万。面对项羽的大兵压境，刘邦白知寡难敌众，就采纳了张良的献策，亲至鸿门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刘邦这番话无疑告诉项羽自己无意称王关中，是有人造谣，使二人产生隔阂。于是项羽设宴招待刘邦。在宴会上，谋士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项羽犹豫不决。范增离席，召项庄进去祝酒，想乘舞剑助兴之机，击杀刘邦。项庄祝酒完后，请求舞剑为乐，就拔剑起舞。项伯与张良素为好友，早已暗中通风报信，并与刘邦攀为儿女亲家。他识破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用心，也拔剑起舞。项庄多次想击杀刘邦，项伯都用身体遮护刘邦，使项庄无法出手。张良见事情危急，就到军门召见樊哙。樊哙单剑拥盾，闯入宴会上。他陈述刘邦之功，怒斥项羽听信谗言，要杀功臣。项羽非常欣赏樊哙的豪爽，赐给他酒肉，连连称他为壮士，并让他入席就坐。后来刘邦在樊哙的保护下趁机逃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毁秦朝宫室，将财宝妇女劫掠一空。面对被烧残破的秦朝宫室，他拒绝了以关中为根据地、称霸天下的建议，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急于回江东老家耀武扬威。项羽拒绝按照原来怀王“先入关者王之”的指令，亲白发号施令，分割天下。项羽尊怀王为义帝，都于郴（今湖南郴县），接着又暗杀了义帝。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梁、楚九郡，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然后分封十八路诸侯，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都南郑（今陕西汉中东）；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镇附近）；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魏豹为西魏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韩成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司马印为殷王，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赵歇为代王，都代（河北蔚县西南）；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英布为九江王，都六（今安徽六安）；吴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今湖北江陵）；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今天津蓟县）；臧荼为燕王，都蓟（今北京西南）；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田都为齐王，都临蓄（今山东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项羽还封番军将领梅铝为十万户侯，将南皮县旁之三县封给陈余为侯。
项羽的分封具有自己策略方面的考虑。首先，项羽分封基本遵循谁夺取的地盘归谁的原则，如申阳先夺取河南，就立其为河南王；司马印定河内，就立其为殷王；张耳是赵的实权派，就以张耳为常山王，王赵地；吴芮率领南方百越援助诸侯，就立其为衡山王。其次，项羽大量分封楚以外的其他诸侯的将领为王，表面上是论功行赏，冠冕堂皇，实际上是拉拢这些拥兵据地的实力派，造成“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的结果，具有挑起诸侯内斗、分诸侯之势以弱诸侯的深层动机。第三，分封刘邦为汉王，封秦朝三降将王关中，利用他们堵死刘邦的出路，说明项羽的分封还是一种打击政敌的手段。由于项羽的分封确实出于私利的考虑，在分封中酬恩报怨，使用欺诈手段，并且其分封不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他和诸侯之间完全是一种利与害的计较，心怀不满的诸侯只是慑于项羽的兵威敢怒而不敢言，因此这种分封不具有任何约束性，诸侯就国，尚未暖席，就立即展开争斗，天下重新陷入诸侯纷争的局面。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瑷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零零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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