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首度失陷
中路蒙军的主攻目标是长江中游重镇襄阳。襄阳之北的唐、邓两州原属金朝，金灭归宋，但戍兵仍由金之降兵组成，被称作“北军”。他们与南宋军队之“南军”存在矛盾。端平二年六月，知唐州杨优密告北军统制官郭胜“有异志”。镇守襄阳的京湖帅赵范虽为名将赵方之子，却善言辞而乏实才，自到任后，以王曼、李伯渊等人为心腹，不顾军情紧急，朝夕饮酒作乐，“民讼边备，一切废弛”。此时他听到密告，也不讲策略，径直派人前去拘查。郭胜闻讯，即刻叛变，杀死杨优，北降蒙军。赵范得报，即命知随州全子才、知枣阳军刘子澄等率军平叛。七月，全子才等军在唐州遭遇蒙军，已因“入洛”之败而丧胆的宋军一经接战即弃兵溃逃。赵范再调知德安府王曼增援，但王曼也半途而返，却以捷报奏闻。由原金降将驻守的均州、邓州也相继杀死南宋监军，举城北降。闰七月，全子才、刘子澄因临阵逃遁而被贬官流放。九月，蒙军围攻枣阳，守将樊文彬告急，赵范却不遣兵救援。枣阳城中数千宋军日夜苦战，蒙军百骑攻城，于十月底攻破城防。樊文彬自杀，守军将士大多战死。蒙军乘胜攻下光化军、德安府。枣阳、光化、德安诸城都遭到了蒙军的屠城。
十一月初，蒙帅塔察儿率大军再至襄阳城北，与宋军隔汉江对峙。他遣使送信给赵范，赵范不启封而烧之。十九日，蒙军骑兵六千余人紧逼襄阳城下扎营。次日，宋军出战，先败后胜。蒙军便绕过襄阳，南掠峡州(今湖北宜昌)，分兵进攻郢州(今湖北钟祥)。宋郢州守将李复明虽力战而死，但郢州军民凭借城壁坚固，奋力拒守。蒙军久攻不下，乃将所掳掠的数万生口(俘虏)、牛马席卷北还，并将距南宋襄阳甚近的唐、邓两州民众北迁至洛阳西南安置，以充实地广人稀的中原地区。
刚刚转过年去，中路蒙军在得到补充后再度南下，而与此同时，赵范的爱将王曼却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境内招纳了一支刚刚叛乱的北军，有四千八百人之多，并把这支军队带进了襄阳。这支北军进城后，引起了襄阳原守军的极大忧虑，可偏偏主将赵范对此满不在乎。二月，南宋朝廷听说蒙军又要攻襄阳，便派镇江都统李虎赶去支援。李虎一进城就大呼要剿除叛军，这使北军大为疑惧。北军终于在二月二十一日晚上纵火作乱，但是很快就被平息了下去。
这样一来，赵范不禁也对北军起了疑惧，便于次日早上召王曼进见，想要把前一天晚上北军作乱的事情问清楚。但王曼哪还敢来，立即带兵作乱，纵火烧城。赵范闻讯大惊，急忙命北军主将李伯渊前去平叛，没想到李伯渊也随之叛乱。赵范只得又命李虎出兵镇压。谁知李虎的士兵不但不平叛，还跟北军一起放火烧城，趁机劫掠财物，连李虎也弹压不住。这一下，襄阳彻底乱成一团，赵范再也不敢留在襄阳，急忙带着李虎等几名亲信，开西城门逃往荆州(今属湖北)，连制置司大印都忘记拿了。
随后，王曼等人开城向蒙军投降，“城高池深，甲于西陲”的襄阳就这么轻易落入了蒙军手中。当时城内尚有官民四万七千余，钱粮不下三十万，弓矢器械二十四库，也全部落入蒙军手中。蒙军进城之后就大烧大抢，襄阳一片火海。
襄阳在南宋号称“天下之脊，国之西门”，一旦沦陷，京湖战场门户洞开，整条长江防线也面临崩溃的危险。因为在中原与鄂州之间，或因大山相隔，或因水网纵横，通道都很狭窄，不适合大军通行，但在襄阳这里，因为有汉水这条长江最大支流的存在，就有了水运之利。如果从这里登船，可以直达鄂州江面。虽然在这条通道的后面，还有郢、复等州，但因为汉水的江面逐渐开阔，所以这几州都不具备控扼汉水、阻挡蒙军的条件，只有襄阳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说，如果襄阳不失，鄂州就不会轻易受到攻击，长江中游防线就仍然稳固。襄阳一旦丢失，鄂州前方则无险可守，蒙军从这里上可以攻川蜀，下可以达江淮，整条长江防线就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幸亏这是蒙古对南宋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仍处在摸索的阶段，对襄阳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所以在唾手得到襄阳之后，只是将此处的财产、人口一掠而空，就撤军了，只留下宋军降将游显留守。这就给南宋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时间，使他们后来还有机会重新构筑长江防线。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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