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后，甘肃境内的蒙古诸王，除了随元王室逃往漠北者外，留在当地的都陆续归附了明朝。他们统治下的蒙古族部落首领和其部众也留在了甘肃。原居于嘉峪关以西的蒙古人，与居于当地的撒里畏兀儿人一起，在明朝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安定、曲先、阿端、罕东、赤金、沙州、哈密和罕东左卫等“关西八卫” (由于罕东左卫建在原沙州卫，所以又称“关西七卫”)。“八卫”的蒙古人，在明朝后期大部分东迁。由于他们长期和其他兄弟民族生活在一起，后来有的逐步融入到了其他民族中；有的和其他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留在甘肃东部的一些蒙古人后裔，大多数也逐步融入了其他民族。如甘肃的藏族、东乡族、土族、保安族等都曾有蒙古族融入，汉族也不例外。历史学家谷苞发表于1948年7月16日《甘肃民国日报》上的文章称：“目前甘肃皋兰北乡与洮沙西乡的汉民，他们的祖宗很多在明初便是蒙古人，至今他们的生活仍有不少蒙古习俗，他们的语言里也仍保持着不少蒙古语的名词。”由于蒙古族长期生活在这一带，当地至今还保留了一些以蒙古语命名的地名，如皋兰县的“皋兰”就是蒙古语，意为“河流”；靖远境内的“乌兰山”的“乌兰”也是蒙古语，意为“红色”。
15世纪中叶，元王室后裔又逐步南下。从16世纪初起，东部的土默特部和西部的瓦剌部都曾陆续人居甘肃。特别是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因占据了河套和青海草原，甘肃成为其长期驻牧之地和往返必经之地。到了清初，居于甘肃的土默特诸部被清军击败，离开了甘肃，与东部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土默特部编为左右翼二旗，定居于今天的内蒙古境内。明末，成吉思汗长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原居于新疆的和硕特蒙古部首领顾实汗，率众自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发，经哈密南下进入青海，占领青藏部分地区，经过近20年的经营，形成了包括青海、西藏和四川西部、甘肃部分地区在内的以厄鲁特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游牧集团。甘肃西部地区遂成其势力范围，沿祁连山一带草原和嘉峪关以西的大片草原都被厄鲁特蒙古人所利用。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顾实汗的孙子罗布藏丹津的反清活动被平息后，清朝廷仿照在内蒙古实行的札萨克制度，将青海厄鲁特蒙古编为29旗，固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后来，由于民族纠纷酿成的战乱和蒙古贵族的内讧，原驻牧于青海柴达木地区的和硕特蒙古人，逐步迁徙到了甘肃西部的南山一带，形成了一些新的部落，成为今天甘肃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蒙古族的主体。
在明末进入黄河西套的厄鲁特蒙古人，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驻牧于阿拉善(历史上曾归甘肃管辖，后成为内蒙古的阿拉善左右二旗)。清康熙初年，因到西藏晋谒达赖喇嘛而滞留在嘉峪关外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定居于额济纳河流域(也曾归甘肃管辖，后成为内蒙古的额济纳旗)。
喀尔喀蒙古在明代为达延汗六万户之一，分为12部。内5部由其五子阿尔珠博罗特所领，外7部由其幼子格埒森札·札赉尔珲台吉所领，后分为左右二翼。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年)，赐盟于宗人府，设喀尔喀八札萨克。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受准噶尔部侵扰，举族归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诺尔会盟后，称为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3部。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至乾隆中期，共分为4部86旗。20世纪初进入甘肃西部北山的喀尔喀蒙古人，大部分属于札萨克图汗部的所属旗，后来迁徙到了张掖南北山，形成了今天的张掖市甘州区平山湖蒙古族乡和肃南白银蒙古族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甘肃境内的蒙古族，主要聚居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少量聚居在今张掖市甘州区和肃南县。当时全省蒙古族人口共有1648人，其中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有1463人，占全省蒙古族人口的88．77％。到1953年6月30日全国首次人口普查时，当时的肃北蒙古族共有479户，1977人，来自15个部落和地方。1957年，原从新疆焉耆迁入的和硕特蒙古人、从新疆和布克赛尔迁入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以及从青海迁入的台吉乃尔部落蒙古人，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陆续返回原籍。此后，在肃北的蒙古人有96％属于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
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甘肃有蒙古族15774人。以地、州、市为单位，其中酒泉市最多，4958人，大部分聚居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计4112人，占全省蒙古族人口的26．07％：其次为兰州市，2802人。散居在城关区的有1506人：武威市1593人，散居在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有961人：张掖市916人，主要聚居于甘州区平山湖蒙古族乡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白银蒙古族乡；其余市、州散居的蒙古族依次为：陇南882人、天水784人、定西。784人、庆阳722人、临夏627人、平凉604人、白银451人、金昌335人、甘南215人、嘉峪关101人。散居于甘肃各地的蒙古人，除少数居于原地外，大多数都是近几十年因工作、生活等原因，陆续从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迁来后繁衍生息的。他们和当地各民族人民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为甘肃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旧唐书》译作“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今呼尔湖)，屈曲东流，经两室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这里的望建河，据历史学者的考证。就是今天我国境内的额尔古纳河。《新唐书》译作“蒙瓦”，《契丹事迹》译作“朦古”，《金史》译作“盟古”。此外还有“蒙骨”、“萌骨子”、“盲骨子”、 “萌古”等等。金代道教全真派首领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的诏请，在蒙古军中传布教理，并被赐号“神仙”。他的弟子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开始将成吉思汗的部族译为“蒙古”。此后，《元史》、《明史》都沿用了这个名称，直到后来被普遍应用。
据《蒙古族通史》的解释，“蒙古”一词。在蒙古语中意为“永恒的火焰”。“室韦”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又译作“失韦”，北魏时就见载于史书，分布在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两岸。唐代时，在“室韦”的名称下，包含有蒙古族等20多个部族，所以蒙古族在当时被称为“蒙兀室韦”。
蒙古人大约在7世纪以前就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一带，所以，许多学者认为，额尔古纳河是蒙古民族的摇篮。P4-6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甘肃少数民族史话》丛书终于面世了。有一些幕后的情况，尚需交待几句。
作为西北地区的出版工作者，我们深知民族团结、大局稳定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该为此做点什么，为此才策划了这套丛书。本丛书的启动，得到了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原省局副局长、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管钰年，省局副局长李玉政、袁爱华四位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或亲任总主编、撰写总序，给予编辑思想上的指导，或肯定这套丛书在普及民族知识、佐助安定团结大局方面的价值，或支持这套丛书在甘肃“农家书屋”中推广，深入千家万户。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套丛书是很难成功出版发行的。
甘肃文化出版社社长谢国西是本丛书的策划者。他提出了选题，构想了各分册的布局，提出各分册作者统由本民族学者担任，以避免以往此类图书总是隐隐存在大汉族视角之弊病的想法，并全面主持了丛书的版式设计、出版、发行诸项工作。他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精细缜密的谋划能力，经验丰富的组织协调能力，使这套丛书的运作得以有条有理的平稳推进，终于如期出版。作为助手和丛书计划的执行者，副社长管卫中具体做了各分册作者遴选、内容布局设计，学术和文字、结构把关乃至大量的改稿工作。编辑部主任原彦平担负了繁重的编辑工作。特别是，本丛书涉及众多的民族、宗教、历史问题，编辑人员高度负责，查阅核对。稿成后又请甘肃省民委有关专家审读，并按所提意见作了认真修改。对各册文稿的结构、文字，编辑人员作了大量的修改。有些书稿三易其稿，始告完成。文化社副总编车满宝参与了本丛书的策划。副社长王奕承担了繁复细碎的出版程序安排和发行协调工作。副总编温雅莉承担了丛书版式设计联络工作。编辑陶伟、杜军辉等人以篦子梳头般的精细完成了书稿的编校工作。
这套丛书的完成，与诸位作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藏族史话》的作者乔高才让同志在撰稿期间发现身患危症。他心怀一点信念，抱病日夜写作，终于完成书稿。《甘肃蒙古族史话》的作者任文军同志在写作书稿过程中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他怀着巨大哀痛坚持完成了书稿，且质量相当优异。
在《甘肃蒙古族史话》编写过程中，张掖市平山湖乡党委、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任会斌、中共肃北县委宣传部戴友春提供了有关资料和图片。本书还参考了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写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和查干扣先生主编的《肃北蒙古人》的有关内容，并使用了原内蒙古美协主席思沁先生画集中的数幅画作照片。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甘肃少数民族史话丛书编委会
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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