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晚期，我们在亚洲就面临着一个机遇，在东北亚面临这么一个机遇。所以李鸿章在1882年，为了防止日本和俄国独占，把世界各大国的力量引进了东北亚。朝鲜在1876年和日本签了一个通商条约，开始通商。现在李鸿章帮助朝鲜在1882年和美国达成了平等的美朝通商条约。而这个条约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因为这是李鸿章指导朝鲜人去谈的，他解决了一个之前四十年中国人没解决的问题。中国和英国在1842年谈条约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懂得近代贸易交往的原则。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固定税率。固定税率就是固定关税，后来我们认为不平等，因为一开始讲的值百抽五，后来中国觉得吃亏了。回到当时的背景下，值百抽五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因为中央王朝在这之前，一百块钱我们只抽到三块多的关税。这个时候选择值百抽五，当时中国认为外交成功。《南京条约》和附加条约谈判的时候，关税的谈判选择一个固定关税，值百抽五很合理。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开始认为不合理。但是不合理没有办法，因为一个国家的承诺还是很重要的，你签了字不认账是不行的。后来就觉得不平等，不平等怎么解决？李鸿章指导朝鲜和美国人谈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时候四十多年过去了，李鸿章和西方交往的经验也有。那就是浮动的，每过几年，大家重新谈谈税率、费率、关税比例应该是多少。美朝之间达成条约以后，中国要求关税重新谈判，就有了依据。朝鲜和美国谈的时候是浮动的，我们凭什么不能是浮动的？后来慢慢地在调整，中外之间谈判，就拿已有的经验作参照。
李鸿章在1882年的做法确实很正确，让各个大国的力量都进入朝鲜，进入东北亚。美国和朝鲜达成条约之后不到一个月，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相继都和朝鲜达成条约。那么这种条约达成以后，使朝鲜成为向全世界开放，而又是中国老大帮助、中国主导的，这对中国来讲应该是最好的状态。因为对朝鲜的政府也好、朝鲜的国民也好，那真是中国帮助。但是这种很好的状态肯定会有人感到失落。日本就觉得很失落。因为日本毕竟有借道朝鲜进入亚洲、进人欧洲的想法。朝鲜在1882年发生兵变，由中国帮助解决了问题。等到1884年，日本就策动一个政变，要改换当时的政府。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政变被袁世凯反手给制服，没有办法得逞。此后十年袁世凯又开始强势统治。强势统治的正负面影响都有，正面的影响就是朝鲜对中国的向心力也在增强。当年被派驻朝鲜、日后成为风云人物的官员，像袁世凯、张謇，他们促使朝鲜慢慢中国化。朝鲜中国化以后，直接把它合并成我们的一个省，变成朝鲜省多好。当时清政府就正儿八经提出这种动议了。而这种动议也不是避开朝鲜，朝鲜人都知道，也避不开，因为毕竟在朝鲜活动，朝鲜内部也觉得这是很好的出路。过去中国边界的增长也有这样增长的，这也是一种方式。当然朝鲜内部也潜藏着一种对中国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反对当时袁世凯的强势领导作风。在袁世凯内部也有一部分持有近代理念的人，觉得中国太霸道了，这大概就是民主思想了。朝鲜内部有人认为，日本和我们是平等交往，而由亲日势力组成的一个开化党在1884年策动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这一波力量也成为朝鲜政治变动的一个变数。1885年，伊藤博文到中国来谈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因为甲申政变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出兵把日本公使给赶走了，随后在汉城发生大规模的烧伤抢劫事件，日本的商民也受到伤害，日本的军队溃逃，日本的使馆被烧。等到事件结束以后，日本派出全权使臣到朝鲜谈善后。如果中国当时也派出全权使臣到朝鲜谈判，那就是三方谈判，这个事情可能就可妥善了结了。结果中国恰恰在这时又摆出老大帝国的样子，我们就不派全权，我们就派有限授权，我们的外交官权力有限，根本没有办法谈。没有办法谈，这样朝鲜的很多事情就解决不了，日朝之间就赔偿问题、就将来如何善后的问题谈成了。在中国没有参与的前提下，日朝之间就甲申政变的善后达成了一个新的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是于1885年初在汉城达成，因而又称为《汉城条约》。《汉城条约》规定，朝鲜政府赔偿日本在此次政变中的损失，并要求朝鲜方面必须向日本道歉，必须惩凶，并允许日本增加驻朝鲜的兵力。凡此，均为后来发生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这件事和中国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对后来中日之间的冲突有密切关系。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在整个政变过程中责任的问题，中国去的不是全权代表，没有办法谈。因为日本以为中国应付很大责任，袁世凯如此狂妄跑到我们屋里面开枪，这个事你们中国有责任，要处罚。但清政府派的不是全权大臣，谈判代表说我没有这个权利。不全权有这个好处，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日本就是不依不饶。因为日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觉得你“横不能倒着开枪”。日本当然还要防止将来出现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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