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司时，同时任用汉人官员，“以便监视箝制”。如明正统九年朝廷任刀乐硬为南甸宣抚司通判的同时，还任命汉人刘思勉为同知。清代的“改土归流”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实施，但由于云南的一些地区地属边远，鞭长莫及，在澜沧江以外仍保留了土司制度。
到民国元年，陆军第二师师长兼滇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根源节制滇西文武官吏，统兵莅腾，召集各土司商议改土归流。各土司软磨硬抗，一致要求暂缓改土归流。李根源与蔡锷、唐继尧电议后，改为实行土流并治，于各土司地设行政委员会，各设弹压委员一名。南甸当时附属腾冲县，许土司保留名位，依旧承袭。此后，虽有国民政府委任的官员，但实际上他们只在名义上管理，地方的军政大权仍操在土司手中。民国20年，设梁河设治局并拟改局为县，这一举措受到土司的强烈反对，但最终设治局还是从土司手中接管了一部分政务。设治局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这种“土流并治”的政策形成了“一山二虎”。设治局将辖境划分为镇、乡，推行保甲制度。阿昌族村寨中原来的“岳尊”又有了“甲长”的头衔。群众除负担土司的课税徭役外，此时又增加了设治局的税收、公粮和门户钱等。
在民国时期“土流并治”的三十年内，阿昌族与当地各族群众一样，遭受着土司、流官、地方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梁河县阿昌族中仅有中学毕业生1人，高小毕业生4人，初小毕业生11人。
在户撒，元末麓川思氏兴起，户撒和陇川都为麓川领地。明朝征伐麓川，将盖、赖两名把总留守于户撒，成为当地阿昌族人民的统治者。后户撤成为沐氏勋庒，盖赖二姓为庒头，为沐氏收租。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王朝废除“二年（1724年）土司内争，清王朝革除户腊撒长官司，改设火头，户腊撒地划归腾越州管辖，各种租赋均由火头收取后上缴腾越州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应户腊撒盖、赖二姓请求，复设长官司，仍由盖、赖二姓承袭。当时，土司向朝廷交纳了一钱，“出钱买土”，赎回户腊撒地，使其成为“爵土兼私土”，朝廷规定两土司每年各向朝廷交纳银钱70两。此外，每逢土司袭职，须向腾越厅清兵房缴纳袭职费，户腊撒两土司分别为银400两和300两，这些负担最终还是摊派到百姓身上。
户撒土官据传最先为熊姓，明正统年间转为赖罗义，赖本四川重庆巴县人柏桥人，随王骥征伐麓川有功，令守户撤任命为户撒世袭把总，其后裔于康熙年间封为长官司史。赖氏土司共传23世，他们与周边各土司世代联姻，通汉文、傣文、阿昌语。
户撒坝分户撤与腊撒两个部分，分别由两姓土司管辖。腊撒第一任土司为况本，四川重庆人，明洪武年间同赖罗义随王骥征麓川有功，授把总驻守腊撒，后裔被封为腊撒长官司史。后改“况”为“盖”，盖氏土司承袭22代，与户撒土司一样，他们也和周边土司联姻，通汉文、傣文和阿昌语。
在户撒，两姓土司的统治长达500余年。户撒长官司也和其他地区的土司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统治机构，有衙门、田亢、作基。衙门是土司制度中最高的行政机关，有土司、团总、师爷、保准、队长、门房等官员。土司是最高的统治者，他执掌印信，有绝对的独裁权；团总是土司的参谋人员，协助土司管理政事、判案、指挥军事；师爷为土司的文书，管理和草拟、缮写土司的所有上呈下达的文件，有时也协助土司处理一些事务，这个职位大多聘有文化的汉人充任；保准为专管收派钱粮赋税的官员，多由土司属官充任；队长为军事头目，负责管理衙门土司兵及地方兵丁的征派。平时负责土司兵的训练和衙门的警备，战时则率兵作战；门房主要负责服侍、护卫土司的安全和传呼工作。
亢是土司制度中的二级行政机构，在户撤设有10个亢，在腊撒设有5个亢，每亢有亢头一人，管理全亢事务。亢头由土司任免，不世袭，但可免交官租、杂派，在征收钱粮及其他杂派时，还可获得十分之一，亢头一般由有钱有势办事能力强的人担任。土司任命亢头时，要举行隆重的任命仪式，新亢头要大摆筵席，披红戴绿，土司当面授“扎”（委任状）。亢头受命后，须到土司衙门谢“扎”，送给土司一笔可观的钱财。
作基是亢下面的村寨头人，每村都设，由土司任免，不世袭。其职责是督促村民交纳官租及履行土司所规定的所有义务，作基还管理村寨的社会秩序，处理村内的民事纠纷，作基也免交官租和杂派。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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