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大寨干部群众最熟悉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总理关心支持大寨的许多趣闻至今传为美谈。
1964年春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被通报到中央以后，以见微知著、作风扎实著称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即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队前来调查研究。廖部长在大寨考察了20多天，以大量第一手材料将一个鲜活生动的农业先进典型推荐给了中央。当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按照中央决定，周恩来在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500多字的篇幅，介绍了大寨。周总理明确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讲坛上向全国全世界介绍这个先进典型时，遭遇了与之相关的重大干扰。人代会期间，陈永贵曾向他反映大寨正在进行的“四清”工作中，工作队以对待二、三类队的办法，把大寨党支部和大寨干部踢到一边，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搜罗整陈永贵和大寨干部的材料。周恩来也在“内参”上看到有记者反映大寨1964年平均亩产400公斤不实。两件事对大寨均关系重大，周恩来当机立断，安排原大寨的“四清”工作队撤离，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昔阳县委联合工作组进驻，着重于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几个月后，山西省委向中央报送了联合工作组的报告并加批语，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次证明，以陈永贵同志为首的大寨党支部，是经得起考验的”。几乎与此同时，根据周总理指示，山西省委派人会同国务院工作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查田核产工作，经过丈量土地、粮食过秤，证实大寨1964年实际土地为796.69亩，比原报的802亩少了6亩，总产285446公斤，亩产404.8公斤。
1967年初春，外地红卫兵窜到大寨。有的到农田建设工地抬起石头让郭凤莲扛，声言要试试郭凤莲是“铁姑娘”还是“肉姑娘”；有的拿着匕首扬言要在大寨造翻。大寨在此冲击下。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一直沉默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忍不住火冒三丈，但面对红卫兵又无可奈何。思谋再三，决定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告状”。
1月29日陈永贵只身赴京，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向总理汇报大寨近期的情况，说参观的人多，接待工作压力太大，说红卫兵到大寨，干扰了正常的秩序，生产无法进行。还谈到昔阳县购买化肥困难，往往得“走后门”，为此全县在“四清”中逼死46个农村干部，请求建个化肥厂。周总理听后做了三点指示：第一，要控制参观大寨的人数，你想点办法，我也想点办法，上下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昔阳县有煤，办化肥厂的事可以考虑；第三，把大寨的青年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说完，意味深长地给了陈永贵三个红袖章。
陈永贵从北京回来，大寨随即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青年们带着“太行红卫兵”的袖章，巡逻于山上山下、村里村外，大寨从此又恢复了安定平静的秩序。
这年5月，昔阳县呈送的筹建化肥厂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当即批示：“请李富春办。”于是，5月19日国家计委以急件下达筹建年产5000吨合成氨的昔阳化肥厂计划。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昔阳县化肥厂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筹建，于1968年12月竣工投产，冠名为“大寨氮肥厂”。
周恩来总理对大寨、对陈永贵的支持、关怀，也表现在严格要求、严肃批评上。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参与山西的派性斗争，周恩来对他做过批评。对于大寨精神、大寨的基本经验，周总理给予高度评价，但对有的具体做法也提出过批评意见。1971年11月15日接见曾到过大寨的美国朋友韩丁时，周总理说：“大寨是有缺点的”“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有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和周恩来的接触多了起来。他经常去汇报请示工作，从总理那里获得莫大支持和鼓励。
1975年，周总理生病住进305医院，陈永贵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到医院去看望。在病床上，周总理向他讲述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多少年后陈永贵一直牢记着总理的殷切教诲：“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人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斗争中涌现的，时势造英雄嘛！”他知道这是周总理针对自己当初有唯恐干不好副总理想法的又一次开导，是鼓励他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因而觉得受益匪浅。临别时，周总理握住陈永贵的手，说：“永贵，你什么时候愿意看我就来嘛！”一席话流露出周总理对陈永贵的特殊情谊。要知道当时中央决定对重病的周恩来实行特级保护，没有特殊情况，即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不允许随便到医院去看望的。
此后，陈永贵拿着邓颖超出面发放的特别通行证，几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总理，直到周总理逝世。
P38－41
风景名胜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乃地域之名片。大寨有异于别的景点者，其一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的经典之作，中央决策层彼时对一个小山村何以高度青睐、精心雕琢，其密码不仅继续吸引着过往者、后来者的眼球和兴趣，也是值得研究者、探索者不断讨论的深邃课题。至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大寨创业文化，为当代乃至后代提供了借鉴。其二，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标识，大寨在新时期二度创业的成果，不仅有旅游者获取青山绿水、神清气爽的身心愉悦，更有华夏名村对改革开放历史状写给予一代人的深刻启迪。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大寨旅游是红色与绿色的结合，回望与展望的统一。循此，庶几可以找到阅读大寨的门径。
有鉴于此，游览大寨，喜山悦水是可以的，但不能仅限于此。故而，本书力图通过图片和文字，尽量将山水田林背后的故事讲述得详尽些，将一个名村的沧桑跌宕再现得客观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读者有了身心感悟，或许就会有所收益。
为写这本书，今年7月我又踏上了大寨的土地。在虎头山间的文化广场，我正拾阶而上，蓦然发现台阶上有粉笔写下的文字，那是游客留下的感言吧，歪歪斜斜，字体不一————“删除记忆，啊，啊，如今我还是放不下”“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悲伤怀念过去”“对于你，我有许多无可奈何”……是失恋人的迷惘，抑或虚无者的哀伤？读此，我感到心堵。改革开放后，思想多元并非异事；而斯地斯感，令人深思。看来对大寨与时俱进的深度诠释————那是对民族历史的敬畏啊，我们还得下气力大些、再大些！
好在大寨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不断前进。尤其是“大大寨”建设，将大寨的内涵外延都扩大了，可谓新时期的神来之笔。对此，本书特辟专章加以介绍。只是此乃一篇大文章，目前虽初见端倪，展开却尚需时日；来不及深入全面介绍，只能作遗珠之憾了。
大寨曲折前行已60余载，跟随她一路走来，我亦老矣。谨以此书献给我所挚爱的村庄，献给南来北往关注大寨的人们。
最后，需要说明，本书照片由聂志明、赵建廷二位先生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孔令贤
201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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