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长江之险称为天堑，但沿江陈军不堪一击，未及三月，韩擒虎军自采石(今安徽当涂)渡江，贺若弼军自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两军势如虎狼，形成钳形攻势，直捣陈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陈军将无斗志，士兵无决死之心，抵抗了数阵，便节节败退，弃戈投降。开皇十年(590)二月，韩擒虎军率先攻入建康台城，生俘躲藏在景阳宫井中的陈后主叔宝及其宠姬张丽华，一纸降书既出，镇守各地及前来勤王的陈军均纷纷举起白旗，奉地归附。至此陈亡，纷乱扰攘数百年之久的山河大地重归统一。于是君臣共庆、军民欢乐，希望着自此以后共过太平安康的日子。
文帝在位能自强不息、孜孜图治。他亲行节俭，均平赋役，法令严峻，由此户口滋长，社会安定，国家仓库积贮的布帛粟米充盈。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四民各安其业，可谓是个勤政求治的君主。可是他出身于北边将家，胸中无多少文墨，学术素养不佳，其取得帝位虽快，但遭内外反抗激烈，故性好猜忌、擅弄权术，不信任大臣。对于开国的元勋及有功诸将，或诛杀，或贬退，能全身保命享有福禄的很少。文帝又刻薄寡恩，不行宽仁之政，法令苛刻，犯有小罪即行处死；对官吏贿赂受赃的处置尤为厉害，有时且亲临处决。因此，保禄图存、苟且偷安的官场作风蔓延，能尽忠竭力、正言直谏、维护朝廷利益的忠臣义士也就罕有其人了。文帝对文化事业亦不重视，所谓重教兴文，徒有虚文。学校不设，礼乐不讲，雅好符瑞，迷信佛教。及其末年，废地方学校，京都仅存国子学，所存留仅弟子七十二人而已。故所用地方刺史县令，率多武人出身，地方政绩出色、廉洁正直有为者罕有，而残暴酷虐的官吏不少。这些既是前代留下的遗产，也是隋文帝个人性格及其治国的环境所致。
文帝在位二十四年。继开皇二十年(600)之后改元仁寿，凡四年。在开皇、仁寿之际，地处三河之间的河汾地区的绛郡龙门县(今山西万荣县)，出现了一位学问渊博、聚徒千数的有名学者，可惜他生不逢时，壮年而逝，门人弟子视其为孔孟之后的圣贤，谥号“文中子”。他就是享名三河地区的王通。
王通家世为累代名门仕宦。自王通祖父开始，亦官亦民，素抱儒业，以诗礼传家。王通父亲王隆，字伯高，得祖上家学渊源，贯通经史，在家乡以儒学教授学生，弟子千余人，名声大盛于河汾之间。文帝开皇之初便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文帝亲自召见，询问时政得失。王隆应对得体，辞退后撰成《兴衰要论》七篇，略论历代帝王治国兴衰的道理，进呈给文帝披览。哪知文帝为政崇尚吏治，不重儒学，王隆所说未获赏识，仅由吏部铨选录用为昌乐县令，又迁猗氏县令。他在境治绩卓著，然因官小才高，未获升用。数年秩满，王隆便辞官退归乡里，不再出仕，以传道授业、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为乐事。
王通出生才三岁便能识字读书，幼年生性聪慧，悟性极高，十岁时能诵读五经，又亲聆父亲教诲，对时政亦能议论而有所指归，大为其父亲赞赏。此后遂从名师受业：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琪，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叔父王仲华。他夕兴夜寐，衣不解带，专心致志，勤学苦研，积年而六经俱通，遂有四方之志。文帝仁寿三年(603)，王通年已及冠，思欲以生平所学贡献于国家，他在这年金风送爽的秋天，西游京都长安，觐见隋文帝于太极殿，奏上《太平策》十二条，切指时世之弊，提出了尊王道、推霸略、重儒统、合三教等主张。他年少气盛，认为汲取历史经验、改良政治便可以运天下于指掌。哪知此时正逢文帝行废立太子之事，朝廷权贵明争暗斗不息，宰相杨素位居高位，颇以文武才略自傲，无心提拔后进新人，对王通也就未能青眼相看。王通知道自己所上条策不被重视，且在京耳闻目睹，亦略知朝廷风波不停，便产生了回归乡里的念头。由此他写了一首《东征之歌》，抒发他慷慨而又抑郁的情绪，其诗日：“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后文帝察其意气不凡，下诏再征，但不久文帝驾崩。炀帝即位，再下征召之命，这时适遭炀帝、杨谅兄弟争夺权位，河东成为双方战场，社会乱象已经萌生，王通已无心仕进，决计退隐，乃在龙门故地经营祖业，自叹道：“道之不行，欲安之乎？”意思是指当今政治走向已不是行道的时候了。P2-3
徐连达先生是眼下复旦大学硕果仅存的史学二老之一。经过多年厉兵秣马，在青灯黄卷中，他把手中的大笔当成了长矛，像廉颇、像黄忠，不止能饭，且呼啸着叩开了隋唐之交的重重城关，如探囊般地引出各领域的风流人物，如老友般一一介绍于世人。
《大业风云》真实地再现了隋唐之交的那段风云，且用文学手法来还原英雄的灵动，用思辨来发掘英雄的强健精神，大气又细腻，鲜活又严肃，不失分寸地避免史学的枯燥，让人们感受到了英雄的呼吸，领略到了时代的风貌，读之如身入其境，大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之感。
————赵剑敏评徐连达《大业风云》
我写作这本书的立意，早在历史学界“五朵金花”高唱凯歌之际就开始萌动了。只是因为那时调门太高，始终未能动笔，后来在给黎新生所著的《新编唐朝演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写序言时，又有了一次写作的欲求，只是那时事情较忙，就搁置了下来，这样一拖就是数十年之久。到了去年春节前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有关隋唐英雄传的连续剧，才再次触动我去写作这段时期的历史。因为时过境迁，年纪虽已老耄，但精神状态却自由轻松多了，有了闲暇工夫，写作起来虽然劳神费力，但亦能消遣漫长的日子，忘记了身上的小毛小病。
怎么写这本书？我在前言中已有交代，目的是以通俗的语言向读者们述说隋唐之际英雄们的真实历史故事。所谓真实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官修史书中，史臣们已经把一些有忌讳的历史事实隐瞒不写甚至篡改过了。在这里我只是以主观的努力，尽量使它恢复一点点原貌而已。
此书的写作是在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郭纯生先生鼓励下，是在上海大学张现国、复旦大学博士生陈凯以及上海东方卫视于沛闻诸同志的协助下完成的，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写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尽全尽美、无疵无瑕。限于我的水平，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及专家们不吝批评指教。
徐连达
甲午仲夏脱稿于同济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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