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今山西运城夏县)，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终年68岁。因其出生地在夏县涑水乡，故世称他为“涑水先生”，称《资治通鉴》作《涑水通鉴》。
司马光少时就喜爱读书，特别是历史书籍。据传他7岁的时候，听人讲《左氏春秋》，回到家中，就能为家人讲述大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流传至今，妇孺皆知。司马光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20岁时就中进士甲科，任奉礼郎。司马光年少成名，好学和聪慧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光至孝，由于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在杭州，他请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于侍奉父亲。父母去世后，他守丧如礼。另外，他极重礼义。宦官麦允言死，朝廷赏赐高规格的扈从仪仗队，司马光认为，麦允言是皇帝身边的宠信者，没有功勋，不应赠予三公官，赏赐仪仗队。当大臣夏竦去世后，朝廷拟定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文正”是极美的谥号，夏竦并未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朝廷改谥“文庄”。庞籍对司马光有举荐之恩，庞籍死后，司马光如侍奉母亲一般侍奉庞籍之妻，并如照顾兄弟一般抚育其子。
司马光勇于谏议。交趾进贡异兽，说是麒麟，司马光说，其真伪不可知，即使是真的，麒麟又不是自己到来的，不足以称为祥瑞，还是退回去的好。有人称，据推算将有日食，日食在当时被视作灾异，而当时的京城看不到这次日食，值得以礼相庆。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都可以看见而京城见不到，天下皆知晓而只有朝廷不知道，这说明君王为阴险邪恶势力所遮蔽，祸患日益严重，根本不值得庆贺。苏辙每每恳切而直率地答复皇帝的命令，考核官胡宿认为这冒犯了皇帝的威严，要贬退他，司马光认为，苏辙爱君忧国，不宜罢黜。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积极地参与谏议皇室家事。宋仁宗儿子早天，一些臣子为了迎合宋仁宗，称他春秋鼎盛，会有子嗣继承大统。但司马光认为国嗣问题关涉国家的安危，因而多次冒死劝说宋仁宗册立并非其亲子的赵曙为皇位继承人，故英宗、神宗承续皇位后，对司马光充满了感激之情。宋仁宗女福康公主与驸马李玮关系长期不好，仁宗将李玮贬出外地，司马光劝说仁宗念及亲子之情，善待驸马李玮，让他能在母亲前尽孝。特别是，英宗继位后，欲追尊其亲生父母等，司马光奋笔疾书“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如此的“忤逆”之举，在当时却未被深究。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朝对文人士大夫极其重视和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司马光自身忠孝仁义，政治素养极高，又直言敢谏，是当时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光是一名贤臣，但首先他是一个文人。司马光从小就喜欢历史，并认为历史知识对于治理国家十分重要，只是历代留下来的史籍汗牛充栋，难以遍览。于是，他根据《史记》等的记载，将战国秦的历史删节为《通志》8卷献给英宗。英宗十分高兴，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让他继续编写下去。神宗继位后，赐名《资治通鉴》，亲自写了《序》，并请司马光讲读。此时司马光担任朝廷要职，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去处理政务，如果同时还要完成鸿篇巨制《资治通鉴》的话，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历史的机缘眷顾了司马光。
自宋代立国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压力，社会发展中不断积累的问题，加上士大夫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在宋仁宗以后，特别是神宗时期，朝廷上下都在思考如何实现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富国强兵。大凡治国之道，一反一复，这在宋神宗前后讨论治国之策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司马光与王安石则是对立两派的代表人物。
司马光和王安石共事的时间不短，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原是较好的朋友。但两人政见不同。神宗继位后，王安石上万言书，指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并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则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如在对待国用不足的问题上，王安石主张“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而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设法将财货从民众手中夺取过来，这类与民争利的做法甚至比提高赋税的危害更大，于是，司马光主张“节用”来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在推行青苗法的问题上，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性质原本是农业信贷，民户可以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lO人为保，互相检查，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二分。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是，怎样执行是制定政策时首先需要予以考虑的。司马光提出，即使是一般民众放贷，都会蚕食那些贫困的民户，何况是官方放贷，往往会挟权力之威获取暴利。百姓一开始只知道贷款的好处，但并不了解还债的艰难，特别是与官方打交道的时候。比如，宋太宗时期，在河东向民众买米，规定一斗米十钱，这在当时价钱还算不错，因此，民众愿意把粮食卖给官府。但是，后来物价腾贵，而官方规定的米价维持不变，强向民众和籴，这项措施反而成为民众的大患。司马光担心青苗法以后也会是如此。正如他所料，青苗法的实际执行出现了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令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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