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五胡乱华”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今河南省鹿邑东）宁平城追及送西晋太傅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余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墓，尽掠府库，焚烧宫庙。熊熊大火吞没洛阳，吞没几百年的中原文明积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经此一役，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遭受匈奴刘曜长期围困的长安城，孤立无援，粮尽食绝，城内户不满百，太仓仅剩面饼数十枚，愍帝走投无路，只好乘着羊车，抬着棺材，肉袒衔璧，出城投降，西晋王朝灭亡。
匈奴皇帝刘聪出城打猎，让愍帝全副武装，持戟前导。百姓沿途围观，指指点点；中原父老，欺欷流涕。刘聪大宴群臣，令愍帝青衣行酒，执盏洗爵；刘聪连上厕所时，也让愍帝拎着马桶盖，随侍左右。西晋降臣见此光景，不禁悲从中来，尚书郎辛宾抱着愍帝失声痛哭，当场就被拉出去斩首。凌辱折腾够了，年仅十八岁的愍帝还是被打发上黄泉之路，演出了西晋王朝最凄惨、最耻辱的一幕。
招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腐朽无能的西晋统治者。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满足私欲，不惜发动内战，把锦绣山河沦为一片血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耻的是，他们竟然置百姓的命运于不顾，公然勾结“胡族”为羽党，为其冲锋陷阵，残杀同胞。
首先勾结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是“八王之乱”后期的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颖以匈奴左贤王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将兵在邺城（今河南与河北交界处），结为羽翼；而司马越则招引鲜卑和乌桓入讨司马颖，蹂躏中原。至于边疆大员更是积极勾结“胡族”，例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鲜卑段务勿尘和宇文部素怒延，以“胡族”作为其进退割据的军事资本。就这样，毫无道义可言的“八王之乱”演变为各民族之问的相互仇杀，统治阶级的内讧发展成为民族对抗。
西晋社会内部本来就潜藏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汉族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民族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抚绥。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大发横财，例如，后赵创建者石勒就曾被东瀛公司马腾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旗号，劳动者平时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仇恨蒙蔽了双目，分不清是非敌友，只晓得种族异同。最典型的事例，如后赵冉闵于都城驱杀“胡人”，他令城内日：“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
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相互仇杀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问，中国的人口从二千三百万锐减至一千余万，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地控诉道：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在这场祸乱中真正受益的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藉“八王之乱”的机会崛起，将西晋统治者发动的内战转变为推翻西晋王朝的战争。少数民族原受奴役，文化水平不高，军事力量也不是那么强大。因此，他们必须依靠战争掠夺来激励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在进人中原之后，还必须极力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以此作为凝聚力，把国家政权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后赵末年，石虎（字季龙）的残暴统治天怒人怨，为了转嫁政治危机，他再次激起民族仇恨的幽灵。
自西晋主力被击溃之后，中原地区已无法形成统一的、有组织的军事抵抗，以农耕为业的汉人挡不住少数民族骑兵的暴风骤雨。永嘉之乱后，汉人受尽欺凌虐待，与“汉”字相关的词语也多为骂语，贱视汉人，成为那一时代显著的特点。
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巩固，汉民族也伴随着恢复生产、重建社会的进程而复苏。北魏孝文帝断然采取全面汉化的政策，以求在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中实现政权的脱胎换骨，变军事国家为政治国家，以适应农业化社会的需要。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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