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启中美新约谈判
中美新约谈判是从10月9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Welles，Sumner）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递交美方新约草案开始的。是日上午10点，魏道明应威尔斯约请对其造访。威氏当即向他宣读了载有新约草案的美政府官方文件。文件说：
当情况有利于美国政府废除其在华治外法权时，该政府的政策是迅速将其废除，这一点也已多次陈明。最近数月，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是否可以由两国政府进行谈判来缔结一项条约，使这一政策立即生效。
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两国政府缔结一项简约，以准备迅速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相关权利，解决在缔结一项广泛的现代友好通商条约之前这段时间因这种废除而提出的其他问题，并在彼此都适当的时候谈判这一广泛的现代条约，那么，基本目的也就达到了。美国政府打算近期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简约草案，以便其考虑。鉴于明天是中国国庆，我们计划今晚9时公开发表一个简要声明，以使关于此问题的消息在10月10日早见报。
美国政府认为，在公开声明之前，此问题当严格保密，并请中国政府也应在公开声明前这样看待。据悉，英国政府在今天通知中国驻伦敦代办关于它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相信，其看法与美国政府是相近的，并且英国政府也将发表一适当的公开声明。
请中国大使能够用急密电报有效地通知其政府：美国政府准备按照本文件第二段之方式立即同中国政府谈判缔约，并打算在近期向中国政府提交此项简约草案以为其考虑。
威尔斯宣读完文件，即将其递交魏道明，并表示他能够代表美国政府陈明此项观点感到荣幸。魏道明说，美国此举是两国友好关系中的重大步骤，他将迅速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并询问，美国政府何时能够把简约草案递交中国政府考虑。威尔斯回答，不迟于一个星期。10月9日，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从美国致电蒋介石：“美国外交部今日正式通文及魏大使，愿与中国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办法，文适因公赴纽约，由魏大使先往接洽，业经魏大使急电呈报。”蒋获悉后大喜，复电说：“美国表示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愿意与我订立新约，殊为欣慰。并望为我政府与人民致谢罗斯福总统。又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蒋如此兴奋，不仅是美国与中国签订新约，而且选择的日子是“双十节”（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10月11日，蒋致电罗斯福：“值此中华民国31周（年）之纪念日，欣喜美国自动放弃在华之‘治外法权’，举国无不欢忭，又闻贵国为我国庆特在‘独立厅’鸣自由之钟，此项自由钟声，已在我国每一国民之心中，激成对美亲密热诚之回响。此有裨于敝国继续抗战民气之提高，实胜于其他任何之力量”，“阁下为使我中国获得平等地位，所表现伟大精神之领导，以及无上道德之勇气，中正愿我衷诚致其感谢；并向阁下保证，中国在求取全人类自由之共同事业中，绝不有负阁下之雅望也。”12日，蒋又电告宋子文：“关于治外法权事，应静待美政府提出其所谓之简短草约后，我方再行表示意见，此时不必作任何交涉。惟我方不妨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也。”翌日，宋回电告知：“草约须一星期或十日后可脱稿，双方再进行磋商。此事文已略有布置，故拟由魏大使先行交涉。”蒋介石此时的心情不仅兴奋而激动，而且期望值也很高，欲借订立新约之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其愿望虽符合国人意愿，但中国的弱国地位年深日久，且当时又处于战时，这种想法是不大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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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王真教授的学生，相对于师门其他师兄弟，我跟在导师身边的时间是最长的，硕士和博士一起算来，有七年之久，七年的耳濡目染，让我对导师的了解也多于他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与导师多年的相处，特别是此项课题研究期间的点点滴滴，让我对导师的遗作《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这部著作的撰写过程也多一些发言权。
导师作为一名学者，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就是专注。他从读硕士起就专攻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经过几十年的潜心钻研，在这个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颇为深厚，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认可。早在2013年退休前，导师就开始研究《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这项课题，退休后，更是全心投入，我和师兄都劝他多休息，但是他说，这项课题要在2015年前完成，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借此教育引导大家从历史逻辑上理解抗日战争与中国大国地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弘扬民族精神，积聚民族力量，时间不等人啊！休息对于导师来说，始终停留在一种身体需要的层次，而不是主要生活安排。虽然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除了继续指导尚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外，大部分时间仍旧是在办公桌前伏案专心研究课题，往往一坐就是一上午或是一下午。导师的专注是他学术生命的源泉，也是课题研究质量的坚实保障。
如果说专注只能够说明对课题时间和精力的付出，那么求深求透则能说明导师课题研究的深度和水平。在资料占有上，导师做了大量的收集准备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资料的研究分析和观点的提炼概括这些理性思维运作的过程上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水准和思想高度，这也是众多学术界同仁常常赞赏导师专著和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体现了导师的学者风范和学术能力，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倾心付出，才有了这部专著的出版。
这部著作，不光倾注了导师的时间和精力，通篇还贯穿了导师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对于我们论文中的每一处引文，导师都要求到图书馆查阅原文求证。要求学生如此，他自己更是如此。这项课题研究涉及大量史实资料，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一一核实，以求精准无误。导师生前发给我的最后一个短信内容是让我帮他在学校图书馆网络数据库下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抗战时期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便于他核对引文。也正是有着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这项课题研究成果才经得起学术界的考证，才会在史学专著中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导师对这项课题研究的付出，让我深切感受到他的名字与他的为人十分吻合。他所传递和留下的不仅是真人与真理的气场，还有永存我们心底的严谨治学态度和质朴人格力量。
王真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陈中奎
现为海军陆战学院政治工作系讲师
201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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