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文化侵华理论溯源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在19世纪初年，即有佐藤信渊提出侵略中国的《宇内混同秘策》，内称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日本的使命，“秘策”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包括各省府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
此后，被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前又提出了“垦吓夷，收琉球、取朝鲜、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明治维新后，私塾先生、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认为：其一，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以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即他后来提出的“脱亚人欧”；其二，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两国同属“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比中国容易”。推而论之，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已经是一个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文明”国家，中国及朝鲜还是“野蛮”国家，日本攻入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必要的。
与上述侵华主张不同者，是一种“怀柔形态”的侵华理论。樽井藤吉于1893年发表《大东合邦论》，强调“兴亚”或“振亚”，“大东合邦论”是以儒学为包装、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性态”的侵华理论，强调亚洲黄种人与西洋白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因此应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此后，“单一种族”论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美学理论家冈仓天心，他于1902年发表了《东亚的觉醒》，1903年发表了《东洋的理想》，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口号，指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印度及其他各国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
1916年，小寺谦吉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论》，质在让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让“外藩”满蒙地区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携”，而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已逐步形成，其侵华“国策”也逐渐实施。日本的文学家们也为侵华的“大东亚战争”鼓噪出力，其代表人物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理论家，因此他从“浪漫主义”的理念出发，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看成是日本人根本的“精神文化”。他在《蒙疆》一书中，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看到八达岭等处飘扬的日本太阳旗，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说什么“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路线，不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
武者小路实笃原是日本近代文学“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曾以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态度，采取反战的立场，1915年的作品有写日军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但后来，他逐渐转变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他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私感》，鼓吹叫嚣侵华战争。他在该书中，以“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大东亚战争”等为各章标题，吹捧日本是能够抗衡英美等国的亚洲的最强的国家，日本“国体”优越，国民勤勉，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结论是：日本人强大的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绝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突击、肉弹（意即以肉体为枪弹，同归于尽的自杀），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俗语说：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这种断然前行是日本人得意中的得意。……有个词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强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齐备，精神昂扬，举国一致，拥有两亿人的巨人站了起来，所以强大。
P62-64
迄今，《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是笔者从事编辑、研究工作以来接受的第一个较大的综合性课题，由衷感谢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信任和荣维木先生的推荐。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局部抗战6年，全面抗战8年），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代价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援、在苏联、美国等的军事、经济援助下，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中华民族的复兴。70年后的今天，回顾抗日战争血与火的历史进程，英雄辈出，可歌可泣，鼓舞着今天的人们努力工作学习，艰苦奋斗，报效祖国。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抗战时期的军事、外交、经济等一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战时的文化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既反映了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思想、文教、文艺的不同特点，又表现了三大区域内抗日救亡的不同特征。比如，沦陷区文学，作品多、地域广（包括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台湾等地），且每一地域文化思想形态、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差异很大，所反映的内容参差不齐；但大都反映了各个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概况和民众心声，大都用较为隐晦的手法表达了沦陷区作家的爱国热情，如东北地区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华北地区李克异、梅娘、山丁等的作品；江南地区张爱玲、沈寂的作品等。
篇幅所限，笔者只能集中地撰写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的文化思想、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原来准备撰写的局部抗战时期的文化救亡运动、抗战时期的文物、古物南迁等内容只能舍弃。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其文化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内容极其丰富。笔者想尽可能把近年来抗战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书稿反映出来，但挂一漏万，很难写全。能否把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区域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形态、文化教育概况和文学艺术演变较为清晰、完整地表现出来，确无把握。诚恳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在本书付梓印刷之际，衷心感谢团结出版社唐立馨副总编辑、赵晓丽编辑、张晓杰编辑，赵真一编辑，她们先后负责本书的审阅、编辑工作，他们的敬业、严谨值得笔者学习。
李仲明
201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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