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草根皇帝是什么时候摘掉文盲帽子的？明代笔记载说：“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明】徐祯卿：《翦胜野闻》）淮右地区出来打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土包子，即使像李善长算是有文化的了，但也是粗通文墨。那么到底是谁将叫花子朱重八“教育成才”了？《明实录》“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条记载说：朱元璋军攻占浙东婺州后，“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明太祖实录》卷6）；又“癸卯春（1363）五月癸酉置礼贤馆”条记载说：先是，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至是，复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时朱文忠守金华，复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祎、许元、王天锡至，上皆收用之。（《明太祖实录》卷12）
尽管明代官史竭尽委婉地表述了当年朱元璋文化扫盲一事，什么“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什么“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但从史载的列位帝师许元、胡翰、吴沉……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等来看，都是当年的学界名流，难怪开国后的朱皇帝不无骄傲地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未尝从师指授”不切实际，也太狂妄了，但从这极度自信的口气中我们似乎也感觉到了“天生圣天子”的到来。那么朱元璋到底有怎样的文化水准？
如果有读者朋友留心南京城东朱元璋御制的中山王徐达墓碑的话，就会发现，那是一篇至今无人读得通的“天书碑”。由此我们不难肯定，朱元璋真实的文化水平应该是个半文盲。
朱元璋的半文盲不是他个人的错，这都是他出生的那个社会惹的祸。从朱元璋的内心而言，他是很痛苦的，天底下有谁愿意没文化而受人欺？受人笑？人生有好多的无奈，打从出世起，人生就有两大无奈：第一，出生时间上的无奈，朱元璋生于乱世，没办法作选择，总不能出来看一看，世道不好，我再回娘胎里去，等世道好了，我再出来。第二，出身家庭的无奈。正如东汉有名的思想家范缜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出生于怎样的家庭是没办法选择的，就如同树叶，有飘到高堂上的，就相当于出身在富贵家庭里；若飘到厕所里的，就相当于出身在贫苦家庭里。如果说后来的朱元璋经过个人的选择与努力，把握了机遇，成就了帝王之业，是他所处时代的一种最佳选择和达到的最佳效果的话，那么早年的朱重八在忍受人生煎熬的同时，其内心深处向往富贵、羡慕士大夫、看重文化知识教育，这是不容置疑的。就如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越是没知识文化的人往往越重视文化知识，当然除一些妄自尊大的武夫与社会流氓之外。
明初朱元璋重视与发展教育的第二方面原因是出于对大明帝国长治久安之考虑。洪武二年（1369），在下令让孔子后裔孔克仁等教授大明龙子龙孙和功臣子弟时，朱元璋曾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重视教育的功利性目的：“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之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明太祖实录》卷41）
朱元璋大致是这样对孔博士说的：“我的孩子们将来要担负起统治国家之重任；功臣的孩子们将要出任百官之职。你们教育孩子们要以正心为根本，心正了做任何事情都会合乎于‘理’。如果不以正心来教育他们，随心所欲，那么其危害就数不胜数。还有你们得注意，要教孩子们实学真本事，不要学有些读书人那样，尽记忆些花里胡哨的诗词章句什么的，这有什么用！”
洪武帝的这段“最高指示”至少折射出了三个信息：
第一，表露出朱皇帝对大明帝国未来的统治“栋梁们”已作出了限定，就是以他朱家龙子龙孙为领导核心阶层，以功臣子弟作“根本”。
第二，朱元璋可能不懂或者说是不喜欢唐诗宋词，他的这一个不喜欢影响了中国教育和科举的发展走向。从明初开始，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中的文学含金量大为降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唐宋那般诗词大盛之壮观场面了。
第三，朱元璋提出了要以“正心”和“实学”来教育他的孩子们。那么什么是“正心”？朱皇帝没有直接讲，但在别的场合他将“正心”换成了另外一个词————“教化”。开国前夕，朱元璋曾跟右御史大夫邓愈等人这样说道：“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明太祖实录》卷26）他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有轻重缓急，当今大明行将开国，最为急切的事情是要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教化。温饱解决了，民生问题也就解决了；教化展开好了，人们的行为习俗自然也会好的。而解决温饱的关键就在于恢复和发展农业，明教化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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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平安夜的钟声敲响时，我的10卷本《大明帝国》竣工了，想来这400多个不眠的夜晚，真可谓感慨万千。在这个浮华的年代里，就一个人靠着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想来定会让象牙塔里带了一大帮子弟子的大师们笑弯了腰，更可能会让亦官亦民的××会长们暗暗地叫上“呆子”的称号……是啊，十多年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都要做大做强，什么都要提速快行，什么都要搞课题会战工程，而我却是孤独的“夜行人”和迟缓的老黄牛，无论如何都无法跟上这个时代的节拍。好在已到知天命的年龄，什么事都能看得淡淡的，更何谈什么学会、研究会的什么长之诱惑了。秉承吾师潘群先生独立独行的精神，读百家之书，虽无法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至少能“成一家之言”，管他春夏与秋冬。
不管世事，陶醉于自我的天地里，烦恼自然就少了，但不等于没有。自将10卷《大明帝国》书稿递交后，我一直在反问自己道：“有何不妥？”在重读了出版社发来的排版稿后，我忽然间发现其内还有诸多的问题没有彻底讲清楚或无法展开。譬如，尽管我专辟章节论述了大明定都南京、建设南京的过程及其历史影响，从一般意义角度而言，似乎很为周全，但细细想想，对于已经消失了的南京明故宫和明都京城之文化解读还没有完全到位。理性而言，南京明皇宫与南京都城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所占的地位尤为特别，如果要用最为简洁的词语来概括的话，我看没有比“继往开来”这个成语更合适了。“继往”就是在吸收唐宋以来都城建筑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堪舆术与星象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完美境界，用明初朱元璋开国时反复强调的指示精神来说，就是“参酌唐宋”和“恢复中华”，即在继承先人传统的基础上整合和规划南京明皇宫和大明都城建设，于最核心部分构建了象征紫微垣的宫城，宫城之外为象征太微的皇城，皇城之外为象征天市的京城，环环相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天象地”、“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京明皇宫和大明都城建设布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开来”就是指明初南京明皇宫与都城建设规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明清皇城与都城建设布局。
同样的例子还有南京明孝陵、凤阳明皇陵、盱眙明祖陵，等等。
对于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原书稿基础上直接添加和补充，但问题又随之而来了。原书稿规模已大，《洪武帝卷》100多万字，分成了3册，每册都是厚厚一大本，如果再要“补全”，那就势必要另辟一册。这样对于图书销售会带来更多的不便。思虑再三，只好暂时先以原书稿的规模出版，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作重新规划和布局。
可没想到的是，我的苦衷在今年新书上市后不久让广大的读者和东南大学出版社的朋友一下子给解决了。本来按照图书规模而言，3卷本100多万字的《朱元璋卷》应该是很难销的，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它上市没多久就销售告罄。在纸质图书销售不景气的今天，能有这样的结果，真是莫大的欣慰。更让人兴奋的是，东南大学出版社的谷宁主任、马伟先生在上请江建中社长、张新建总编等社领导后决定，在原10卷《大明帝国》基础上，让我重新修订，分册出版。当时我正在研究与撰写大明正统、景泰两朝的历史，听到这样喜人的消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开始对原10卷《大明帝国》逐一作了梳理，调整章节，增补更有文化含金量的内容，使原《大明帝国》变得更为系统化，考虑到新书内容已有很多的变化，为了与以前出版的相区别，本想取名为《明朝大历史》，但考虑到这是普及性极强的读物，最后与马伟先生合计，取名为《大明风云》。
经过数月的不眠之夜，《大明风云》前8卷终于可以交稿了。回想过往的日日夜夜，看到眼前的这番收获，我要衷心感谢的是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叶皓部长、徐宁部长、曹劲松副部长，南京广电集团谢小平主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网控中心的龚冬梅主任，中央电视台池建新总监，安徽电视台禹成明副台长，原南京电视台陈正荣副台长、新闻综合频道傅萌总监，原江苏教育电视台张宜迁主任、薄其芳主任，东南大学出版社江建中社长、张新建总编，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久红院长、袁健红副书记，南京市政协副主席余明博士，南京阅江楼风景区管理委员会韩剑峰主任，新华报业集团邹尚主任，南京明孝陵博物馆张鹏斗馆长，南京静海寺纪念馆原馆长田践女士，南京阅江楼邱健乐主任，南京市社科院李程骅副院长与社科联陈正奎院长、严建强主任、顾兆禄主任，南京市新闻出版局蔡健处长，南京市档案局徐康英副局长、夏蓓处长，江苏省社科联吴颖文主任，福建宁德市政协主席郑民生先生、宁德市委宣传部吴泽金主任、蕉城区统战部杨良辉部长等领导的关怀（特别注明：本人不懂官衔大小，随意排列而已，不到之处，敬请谅解）；感谢中央电视台裴丽蓉编导、徐盈盈编导、戚锰编导，江苏电视台公共频道贾威编导、袁锦生编导，江苏教育电视台苍粟编导、夏恬编导、赵志辉编导，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制片人张环主任、制片人叶成群、舒晓峰编导、唐轶编导、海外中心吴卓编导、韩德良编导、张曦伯编导、李静编导、刘小慧编导、美女主持人任良韵，南京广电集团王健小姐，南京电视台主持人周学先生、编导刘云峰先生、李健先生、柏新民先生、卞昌荣先生，南京电视台十八频道主持人、我的电视节目老搭档吴晓平先生，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吕凤华女士、陆正国先生、新华报业集团黄燕萍女士、吴昌红女士、王宏伟先生，《现代快报》刘磊先生，《金陵晚报》郑璐璐主任、于峰先生，金陵图书馆袁文倩主任和郁希老师，南京静海寺纪念馆钟跻荣老师，东南大学出版社刘庆楚分社长、谷宁主任、彭克勇主任、丁瑞华女士、马伟先生、杨澍先生、丁志星女士、张万莹女士，南京明孝陵向阳鸣主任、王广勇主任和姚筱佳小姐，江苏省侨办《华人时刊》原执行副主编张群先生，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先生和郑宽涛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孙邦华教授，南京大学王成老师和周群主任，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李崇新副教授，南京财经大学霍训根主任，江苏经贸学院胡强主任和吴之洪教授，南京总统府展览部刘刚部长，南京出版社卢海鸣社长，南京城墙办朱明娥女士，南京图书馆施吟小姐，福建宁德三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池致春先生，原徐州汉画像石馆馆长武利华先生，无锡动漫协会会长张庆明先生，南京城市记忆民间记录团负责人高松先生和篆刻专家潘方尔先生以及倪培翔先生等朋友给我的帮助与关怀。（至于出版界朋友对我的帮助，那实在太多了，怕挂一漏万，干脆就一个也不谢了）
当然还要感谢吾师王家范老师、刘学照老师、黄丽镛老师、王福庆老师、杨增麒老师等曾经对我的谆谆教诲与帮助，也衷心祝愿诸位师长健康长寿！
除了国内的师友，我还要感谢UnitedNations（联合国）ChineseLanguagePro——gramine何勇博士、美国Columbia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王成志主任、美国Stanford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VisitingScholar1．telenP．Youn、StanfordUni——vet·sity（斯坦福大学）的｝tooverInstitutionLibrary＆Archives（胡佛研究院图书馆及档案馆）主任Thu——PhuongLisaH．Nguyen女士和BrandonBur。ke先生、美国纽约美中泰国际文化发展中心总裁、著名旅美艺术家李依凌女士、美国（CI－IN）总监RobertKO（柯伊文）先生、泰国国际书画院院长李国栋、日本关西学院法人代表阪仓笃秀教授、世界报业协会总干事马英女士和澳门基金会理事吴志良博士、澳门《中西文化研究》杂志的黄雁鸿女士等海外师长与友人对我的关心与帮助。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美国UniversityofPittsburgh（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海外著名国学大家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年逾古稀，身体又不好，但他经常通过E——mail关心与肯定我的研究与写作，令我十分感动；特别感谢老一辈茗名明史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先生的大作《明史考证》对我的启迪以及他的海内外儿孙们对我的抬爱；特别感谢我的学业导师南京大学潘群先生和师母黄玲女士严父慈母般的关爱；特别感谢慈祥的师长、我的老乡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建邦先生对我的关怀与帮助。
我还要感谢的是我的忠实“粉丝”与读者朋友，这些朋友中很多人可能我都未曾见过他们的面，譬如安徽六安有个年轻朋友曾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函；还有我不知其地址、只知其QQ号的郭先生，等等。他们不断地给我来信，帮助我、鼓励我。但由于我是个“单干户”，无当今时兴的“小秘”代劳，因而对于广大读者与电视观众朋友的来信，无法做到一一回复，在此致以万分的歉意，也恭请大家海涵！
顺便说明一下：本著依然采用史料出处随后注的方法，做到说史绝不胡说、戏说，而是有根有据。本书稿原有所有史料全文，后考虑到篇幅太厚和一般读者可能阅读有困难，最终决定将大段古文作了删除，大多只保留现代文。也承蒙东南大学出版社朋友尤其谷宁主任、马伟先生和张万莹女士的关爱，本系列丛书拥有现在这个规模。如读者朋友想核对原文作进一步研究，可根据书中标出的史料出处一查便是。最后要说的是，下列同志参与了本书的图片收集、资料整理、文稿起草等工作，他们是马宇阳、毛素琴、雷扣宝、王鲁兴、王军辉、韩玉华、林成琴、熊子奕、周艳梅、舒金佳、雷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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