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金兄，您应该知道，雅克·邵可侣的家位于巴黎郊外，是一栋毗邻林荫街道的老房子。虽说只有两层楼，却是四个家庭同住，而且是木制的，就像今天距离东京市中心很远的简陋房子那样。雅克一家住在二层右侧的四个房间。
在他家门前的街道上，复古风格的电车来来往往，和20世纪30年代东京的电车相似。虽然从他家到巴黎的奥尔良门坐电车需要四五十分钟，而且下车后还要走十多分钟，但路边的法国梧桐实在很美丽，走着走着，就感到开心。硕大的梧桐，树枝在高处摇摆，它的影子让整个街道充满复古的味道。
雅克的家被梧桐的树梢挡着，无论是外壁的颜色还是咯吱咯吱响的木制楼梯的样式，都和门前的街道一样古老，那应该是大革命之前的建筑。我发现了一个证据，他家的厕所只有1.4平方米，内部阴暗，有一个直径十二三厘米的圆洞，大小便都要在那里完成。如此原始……对了，雅克家还在使用煤油灯。
毕竟在街道上行驶的是电车，那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用电的，而不需要煤。实际上，楼下的家庭都用电来生活。雅克家之所以执着于煤油灯，不是为了满足新锐和保守双重风格的审美趣味，而恐怕是经济上的原因。当时，在我眼里，雅克一家是贫穷的。
雅克的祖父————爱丽丝·邵可侣是国际著名的地理学者，其著作《地球与人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雅克的父亲————保罗·邵可侣也是地理学者，曾担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法国波尔多大学的教授，但那时候，他已经退休并回到法国南部的圆顶宅邸。爱丽丝和保罗与其说是作为地理学者，不如说作为圣西门派的社会主义者、卓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族在全欧洲闻名，据说曾向列宁、克鲁泡特金等世界各国的政治流亡者伸出援手，加以庇护。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在秋水事件发生后从日本逃亡，也是向雅克一族寻求庇护的。
临赴欧时，我与妻子的媒人————日本《万朝报》社长曾把刚从法国归国的石川三四郎介绍给我。石川在流亡之前是《万朝报》的记者，因为在流亡之际也受到该社长的援助，所以很恳切地将我引荐给雅克和他的父亲。
可是，石川没有告诉我邵可侣一家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家族，只是说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到了法国以后可以随时联系。我是在对邵可侣一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奔赴法国的。
1925年初夏，抵达巴黎后不久，我第一次拜访雅克家。首先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家庭的贫穷。其次让我吃惊的是，一位名为克鲁那李桑的中年妇人也和雅克一起欢迎了我。她像是雅克的夫人，但他们二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却令人难以捉摸。他们谈到，一个叫费雷德的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从索邦神学院地质学系毕业后从事与国际联盟有关的工作。我猜想他是夫人的儿子。
雅克的脸，从鼻子下面到下巴，一半被栗色的胡子笼罩着，看起来有些显老。不过，往上看，从漂亮的鼻子到眉眼，则显出年轻。他穿着朴素，比费雷德大不到十岁。克鲁那李桑夫人则是金色的头发和碧色的眼睛，体格魁伟，典型的北欧美人。她的金发已经有些掉色，毕竟是有一个二十多岁儿子的母亲。我在想，雅克与夫人是不是夫妻关系呢？在我面前，四岁的幼女比埃拉叫夫人妈妈，称雅克为爸爸。真是奇怪的一家。
不久，我了解到，比埃拉原来是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公爵的孙女，她的父亲在伦敦与一个女演员一起生活。雅克和克鲁那李桑夫人把她认作养女。邵可侣一家若是与欧洲社会主义者或社会革命家之间是“同志关系”，那么，他们养育比埃拉也很正常。知道这件事后，我对雅克一家加深了兴趣。（P3-5）
倘若体现良知的作家真的存在，在我眼里，芹泽光治良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写作不仅勾勒出有良知的人的内心和活法，还强烈关注远远超出良知本身的东西。在有良知的人与人格病态的人之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是芹泽光治良先生这本书的风格所在。他深刻地理解民间信仰，又绝对不会丧失理性。我们从后来的日本作家当中还能找到这种类型的人吗？我想，恐怕不可能了。在我看来，芹泽光治良先生是一位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者，其一生的探究造就了一种经典的文学范式。
————大江健三郎
这部作品在跨越时空的前提下实现了人情味和人性化，充满着对战争的反思，探究了人间的命运。对日本军国主义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和厌恶的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探访二战中的法国，游走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躲藏在战争状态下的日本……对于在此过程所遇到的人物和场景，不管是在巴黎、南京还是东京，作者始终持有慈悲心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他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爱国主义者。
————加藤嘉一
今年是芹泽光治良先生逝世25周年，在此，我祈祷先生在天国永远安眠。
2014年晚秋，我在华盛顿游学期间，通过一位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长辈认识了冈玲子女士。她是芹泽光治良先生的四女儿，像父亲一样有留法经验，是一位钢琴家。初冬，我趁回国之际乘坐东京的JR综武线到东中野站下车，拿着地图，在有几条坡路的住宅区迷路了一会儿之后，终于走到位于新宿旁边东中野的一栋楼，就是作者1993年逝世时居住的私宅。
走进房子，冈女士把我带到三层的大客厅，那是此后我们每次见面交流的地方。冈女士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优雅、浪漫、开朗，是有着国际精神和视野的“大和女子”，虽然已是高龄（估计那年至少70岁），但其心态很年轻，很有魅力。
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希望把父亲留下的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请中国读者阅读。加藤先生，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忙？这本书是父亲在巴金先生的鼓励和忠告下完成的，巴金先生也来过我家，就坐在这里跟父亲交流过。”
作为芹泽光治良先生的女儿，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东中野的家宅努力传承父亲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在家宅定期举办文学沙龙是其中之一，我也有幸参加并讲演过一次。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沼津市我入道（位于伊豆半岛西北部）的芹泽光治良先生于1980年被授予沼津市名誉市民称号，冈女士则一直跟位于我入道的芹泽光治良纪念馆保持联系，尽力将父亲生前的劳动成果传承后世。我被冈女士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深深感动，并欣然接受她的提议，无论如何把她父亲的作品介绍给中国（对我来说意味着第二个故乡）的读者。
平心而论，我作为译者能够参与家乡————伊豆半岛的长辈的中国事务，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我把这个任务视为自己对家乡的报恩和对长辈的敬重。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我出生的静冈县田方郡函南町（我父亲的家乡），位于伊豆半岛的中北部（其以东为我母亲的家乡热海），但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我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都在沼津市生活，我的小学————开北小学离芹泽光治良先生的老家————我入道仅有不到五公里的距离。
在翻译过程中，我有时会想起沼津的街道和海风，并胡思乱想：芹泽先生和他的“铁哥们儿”川端康成先生在伊豆半岛的某个角落里都聊些什么呢？两个人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中国读者对川端康成的名字应该不陌生，他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1957年9月，世界笔会在东京召开，芹泽先生作为日本笔会的副会长协助第四届会长川端先生，二人一起奋斗，携手促进日本与国际社会的文学交流。后来，芹泽先生接替川端先生，担任了第五届会长（1965-1974），在此期间，他接待了访问日本的巴金先生、老舍先生等中国同行。这些来自中国的贵宾均造访过东中野的那栋房子，我坐在那里，闻到过中国大地的味道。毋庸置疑，芹泽先生是为日本与中国的相互理解做出过贡献的人。
有一次，我和冈女士在东中野的房子里聊天，聊到芹泽先生和川端先生的关系和友谊。忽然，她有点儿激动地告诉我：“大家都说川端康成是自杀死亡的，这也是公众的普遍认识。然而，父亲曾多次在我面前坚决否认过这一点，说‘我所认识的川端康成不是以自杀结束生命的，反正我不信’。”
我想替芹泽光治良先生和冈玲子女士向中国读者交代一下。如作者在引子中提及的，这本书是大河小说《人间的命运》（共十六册）的附册，原著的副标题为“爱、知、悲伤”，后来考虑到这部作品是在中国作家巴金先生的鼓舞和忠告下写作的，而且包含着一番讲述给巴金先生的深层次意味，所以，我跟冈女士以及出版社商量，决定把中文版的副标题改为“致巴金”。我不知在天国安眠的芹泽先生对此书的中文副标题满不满意，若不满，就怪我这个晚辈好了，是我想得不周到，没有读懂作者的本意和深意。
中国读者读完本书后会有何感受和思考呢？
作为译者，我觉得，这部作品在跨越时空的前提下实现了人情味和人性化，充满着对战争的反思，探究了人间的命运。对日本“军国主义”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与厌恶的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探访法国等欧洲国家，潜伏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躲在战争状态的日本……对于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人物和场景，不管是在巴黎、南京，还是东京，作者始终持有慈悲心和同情心，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他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爱国主义者。我与他女儿的交流也加深了这样的认识。
我希望中国的读者通过这部作品能够品味作者的厉史观，从中思考中日关系的历史，探究两国人民如何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携手面向未来。今年恰好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祝愿中日两国能够以史为鉴，共创未来。
最后，我想说一些感谢的话。
首先，感谢冈玲子女士能够给我一个报恩家乡的机会，对此，我深感荣幸。我离开伊豆半岛至今已有20年，但始终而且日益抱有“我是伊豆人”的自我认同。如上次在东中野的约定，我期待今年与她一起，带着这本书，回家乡拜祭她的父亲。
其次，感谢大江健三郎先生为本书做序。听冈女士说，大江先生一向把芹泽先生称为“先生”（日文指“老师”），这次我们要把大江先生老师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于我的请求，他欣然接受。对此，我感激不尽。但愿他的身体早日康复。
最后，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同人们，特别是本书的编辑陈卓先生。没有出版社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芹泽先生的这本书就无法面向中国的读者。记得我在开北小学上语文课，第一次接触中国古代思想的时候学过一句话：“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如今，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从中国学习和吸收过众多思想营养的日本人，我由衷期望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上能够充分尊重“百家争鸣”的优良传统。在此过程中，包括东方出版社在内的中国出版界无疑任重而道远。我也期望未来日本和中国的出版界在共享“百家争鸣”的前提下进行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交流，以保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长青，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加藤嘉一
2018年3月27日写于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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