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上海，走进中国
主编的话
关于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上海、走进中国的路线、时间、人数，国内外一些著述的说法很不一致。综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分5个阶段来考察这些问题。
第一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在这几年里，纳粹德国开始排犹，大批德国犹太人被迫出走，但由于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没有对犹太人关门，所以来到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德国犹太人数量并不多。如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大都是与上海有些联系的，或有亲戚在上海，或曾在上海生活过，或其工作过的德国企业与上海有关系等。1933年首批抵沪的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此后直到1937年夏，抵沪德国犹太人的总数很难精确统计，因为其中不少人又从上海转往其他地方。据估计，如不包括将上海作为中转站的人，这个数字在1000——1500人之间。由于当时上海和中国大部分地方还在中国政府管控之下，这一阶段来沪、来华的犹太人大多持有合法的护照和中国驻外机构签发的有效签证，也有少数犹太人从伪满洲国驻外机构获得“签证”，进入了中国东北。由于当时欧亚两洲均无重大战事，他们一般都循正常的海路航线从德国直接到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
第二阶段，从1937年8月到l939年8月上海有关当局宣布对涌人的犹太难民实施限制措施。这两年是来自德国及其他中欧、东欧国家的犹太难民涌人上海、走进中国的高峰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逐步升级。在“玻璃破碎之夜”达到高潮。随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股排犹狂潮又向欧洲其他国家扩展，使得德国和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纷纷外逃，以求生存。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对犹太难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严格，而上海却因前述战乱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大门洞开。这一时期离开纳粹德国统治地区来沪的犹太人的境况十分悲惨，还有不少人是通过所谓的“非法”手段逃离德、奥等国的，如偷越国境、偷搭外轮、持短期签证进入别国再设法逃离欧洲等。他们来上海的路线大致有三条：大部分人先进入意大利，然后在意港口搭船来沪；一部分人则先进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再在那里的大西洋港口搭船来沪；还有少数人坐船经多瑙河抵巴尔干国家，在那里登上海轮前来。关于该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说法十分不一致，有说1．5万人左右，有说1．7万－1．9万人，也有说2万人左右的。据我们综合各类资料分析，前两个数字主要来自各难民安置点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有不少难民并没有去难民营，而是直接投奔亲友，或自行租房安顿下来。如将这些难民算上，该阶段抵沪的犹太难民总数在2万人以上，大约为2．1万一2．2万人之间。在这一阶段，仍有少数犹太人从伪满洲国驻外机构获得“签证”，进入了中国东北，也有极少数犹太人从中国驻外机构获得签证后到了仍在中国政府管控之下的重庆等地。
第三阶段，从1939年8月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战争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大西洋全面爆发。随着来沪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正常的租界生活遭到巨大冲击，租界管理也日益混乱，这引起了租界居民的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如当时租界里就流传由沙逊家族投资的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考虑解雇白俄雇员，改聘犹太难民，造成俄侨的恐慌。．租界当局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上海犹太社团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于是，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团纷纷要求予以适当的限制。1939年5月25日，犹商沙逊和海亦姆也表示：“如果难民的涌入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的话，我们将感到满意。”此外，由于难民大量涌入虹口，使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也使居住在此的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军当局达成协议，宣布护照上有“J”字的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须预先申请上陆许可，而获得上陆许可的条件是：每人交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孩100美元）；有近亲在上海居住；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居民结婚。此规定实施后，欧洲各轮船公司均拒绝向没有上陆许可的犹太难民出售赴上海的船票，已在途中的犹太难民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不过，由于二战爆发后拥有欧洲最大犹太社团的波兰沦入纳粹手中，致使逃离欧陆的犹太难民急剧增加，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也千方百计地援助这些犹太难民，因而仍有不少犹太难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同时，由于英国对德宣战而驱赶德侨，也导致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新加坡等来到上海。可笑的是，按照希特勒的法令，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据统计，这一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数量虽然锐减，但仍有2000－3000人，其中不但有来自德、奥的，还有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该阶段犹太难民的来沪路线与前阶段相似，其中一些人又从上海去了中国其他地方。在这一阶段，仍有一些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伪满洲国和仍在中国政府管控之下的地区。P46－48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本书初稿完成于2013年，可以在2014年出版，但考虑到201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犹太难民来华避难幸存70周年，所以决定在20l5年正式推出，以纪念这三个重要的日子。这样一来，也给了我和参加本书编撰的同仁们更多的时间，以达到精益求精的目标。2015年元旦和春节假期，我们几乎没有休息，全力以赴、夜以继日，终于在2月底完成了书稿正文，3月底完成了所有配套工作。
30多年来，特别是在《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作为国家重大课题立项以来，我们采访了数百位当年来华犹太难民，本书选用的38人回忆录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在编撰过程中，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得不舍去许多精彩故事，总是感到十分遗憾，好在这38人的故事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来华犹太难民群体的总体情况和方方面面的细节。有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在本书中还是首次披露。
我们采访的对象大多在八九十岁，我们确实是在与时间赛跑。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将他们脑中的宝贵记忆抢救了下来，可以为后世永远留存。在这里，我要向所有接受过我们采访或为我们提供记忆资料的原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裔表示感谢。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提及的38位来华犹太难民中，有些已经去世，本书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历史学中的口述史研究往往是为学术精品打基础，更有些口述史精粹本身就是传世之作。因此，要完成《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这样的口述史著作，没有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是难以取得成果的。在无数次艰苦细致的采访中，在将浩如烟海的采访记录加以去粗取精的复杂过程中，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因此，我要对参加本书编撰的项目组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表示感谢。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项目组和本书编撰，却为本书的推出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特别要感谢时事出版社副社长苏绣芳和本书的责任编辑雷明薇，没有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愿我们这本回忆录能为促进对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使后代永远不忘那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编者
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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