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矛头是对着军阀和他们的主子的。在这场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它是在革命斗争中抱着各种目的的各种社会集团的一个联合组织。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当然，这个统一战线自成立之日起就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主要是围绕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问题而产生的。随着革命的发展，党内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做了使革命服从自己和清除共产党人的首次尝试。
在进行北伐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竭力想使北伐仅局限于纯军事目的。在北伐初期，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一致的行动。革命斗争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帝国主义列强纠集了一些同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吴佩孚和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建立了一个反动势力联盟。此外，帝国主义列强急忙将大批的本国部队开到了中国。
但是，反动派的各种挣扎当时都是徒劳的，没过一年，中国在一个中心周围的统一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国民革命军——它战胜了在数量上和军事装备上都占优势的敌人——迅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有其一系列的原因：国民革命军的士气高，军事训练有素；以B.K.布留赫尔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了很大的组织作用，国民革命军在开展军事行动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农民、无产者、手工业者和中国劳动知识分子）的全面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动员当地居民援助国民革命军，在提高国民革命军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农民和无产者被吸收参加革命斗争，在国民政府面前越来越尖锐地提出了必须作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但是，国民政府管区里的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里，这些军人一般地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家庭。中国共产党为了农民的利益，积极负责解决很多世纪形成的土地问题，因此，军界、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官僚都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人。
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导致它分裂为反动的右派和左派，后者坚持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走革命斗争的道路。这些矛盾又导致国民政府分裂为两个政治中心——蒋介石和胡汉民政府的南京中心和以汪精卫、谭延闿为首的武汉中心。汪精卫和谭延闿的顾问一直是M.M.鲍罗廷。武汉政府是中国所有革命力量向往的主要中心。
但是，武汉政府的成员们都不善于领导革命斗争，而且他们对此都不感兴趣，他们都具有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所固有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弊病。他们继冯玉祥投入蒋介石阵营之后，也投身到了反动阵营里边；他们破坏了国民党同共产党结成的联盟，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就这样，真正的革命运动与其暂时同路的资产阶级分子分道扬镳了。
我们苏联志愿人员——大部分人都是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现在的M.B.伏龙芝军事学院）第四期、第五期的学员——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中国，积极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
苏联人真心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从军阀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的主权。
华南政府首脑孙中山将顾问们请来以后，为他们创造了顺利开展工作的各种条件。至于国民军的几个将领（冯玉祥、岳维峻、孙岳），他们都奉行独特政策。他们愿意接受我国政府提供的武器和其他物资，经常邀请顾问组出席宴会，但是他们却谨小慎微而又很少让顾问直接接触工作。我们实践中的几十个例子——兖州战役、天津战役、驻马店战役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我的这部记事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尽管形式复杂而又充满矛盾，尽管困难重重，苏联顾问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帮助中国人民消灭北方军阀的任务。
我本人对我们的很多顾问都很了解，我们曾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一起学习过，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并肩战斗过。所有的苏联顾问在中国工作期间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忘我精神。
张家口顾问组的顾问们（在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中担任顾问）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最多，这是因为军阀的势力绝对胜过了这些军队，帝国主义分子都支持军阀势力，同时也因为国民军的领导软弱。但是，这些军队在我们顾问的帮助下，牵制了反动派的大量军队，因此使得国民革命军能在广州顾问组的帮助下准备并实施了反对军阀的北伐，把他们一一歼灭。
很多前顾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描写了国民革命军的组成和训练情况。这些著作都以丰富的材料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国民革命军借鉴于我国指挥部队的方法的优越之处和利用俄国国内战争经验，消灭了军阀军队的历史。
尽管蒋介石变了节，以及尔后武汉政府的领袖们也破坏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仍可自豪地说，去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苏联人光荣地完成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所交付的帮助中国革命力量的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