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1950年1月1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1950年元旦》的社论，这是《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的第一个元旦社论。自此以后，每年元旦，《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社论，把新一年的中心任务昭示全党全国。社论指出：“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胜利，而在1950年，则将全部完成并巩固这个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战斗与生产任务：
第一，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
第二，厉行生产节约，动员全体人民以最大的努力恢复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农业生产比1949年增产粮食100亿斤、棉花470万担。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得到初步的恢复。在生产节约的总目标下，大力提倡爱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反对浪费。
第三，准备进行或着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第四，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继续加强中国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大团结。1950年，各地必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召开代表会议，把它变成一种经常的制度，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完备。
在这四个任务当中，两项属于民主革命内容————解放全中国和土改，一项是发展生产，一项是民主建政。到这年年底，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系列事件，不管多么复杂，还真就是围绕这几项任务展开的。
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题词在1月1日见报了。
朱德的题词是：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刘少奇的题词是：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1950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胜利。同胞们！同志们！为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历史性的胜利而战斗啊！
李济深的题词是：一切为着人民。
张澜的题词是：人民维新。
这四位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题词是：人民胜利万岁。
欢庆新年的活动在前一天就开始了。各民主党派12月30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除夕联欢晚会。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会上充满感情地朗诵了他的新诗————《1949年除夕》：
火炬煌煌，
金鼓锵锵，
她秧歌，
你皮黄，
让我新诗独唱。
说什么，
“蒋家王朝陈家党”，
呸！
到今朝，
只有人民力量。
别忘！
别忘！
十五年前，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
北京市政府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举行新年联欢，5万多人喜气洋洋地参加了集体游艺、舞蹈、曲艺、越野登高、冰上运动会等活动。上海全市8大戏院同时献映《新中国诞生》的纪录片，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妇女化装歌舞拜年队出现在全市各街区，他们首先向驻军贺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回拜。重庆10万人元旦大游行，庆祝重庆、成都和大西南解放，行程30余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
北京的民族工业家在辞旧迎新之际，面对新旧社会鲜明的对照，不禁感慨万端：一年前今日，正是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城里和城郊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工业，本已濒于破产的边缘，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各私营工厂相继被迫停工，很多工厂的机器、厂房遭焚毁，原料也被抢掠一空。
慈型铁工厂在北平私营工厂里算是最大的一家了，总经理宋化如说：“去年新年简直是一个死年，生产完全停顿了，翻砂厂房变成了马号，锅炉上拴着战马，工人只剩了8个人。”而今年元旦，这个厂的工人已达到16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生产日见发展，他们给华北水利推进社制造水车，为铁道部铸造锅炉。这些生产任务已经占到总生产的四分之三。宋化如感叹道：“今年我们能把一个被反动军队破坏不堪的厂子发展到这个样子，回想起来，恍如隔世，工人的力量真伟大啊！今年新年我们要好好庆祝。”
大华窑业公司是京津唯一的制造瓷器工厂。总经理陈荫棠说：“去年过年，厂子被军队糟蹋得一塌糊涂，窑被破坏了，碗板子、木架子都被匪军当柴火烧了，厂房里喂上牲畜，缺这个，少那个，根本不像一个工厂了。那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别说开工了，连买咸菜的钱都没有！北平解放了，人民政府两次对我们贷款扶持，大华才有了今天的生产规模。”大华窑业公司职工由80多人增加到210人，新建房屋44间，增添机器3台、窑1座，设备日臻完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0个月里共出货250万个，比1948年全年生产量增加了4倍多。
P4-8
本书以“新元初始”的视角记述了1950年间发生的诸多事件。当历史的篇章翻过1950年的时候，有些事件结束了，诸如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货币统一以及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合理调整工商业等；有些事件则余续未断，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停歇。
譬如土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改是新解放区的土改，从1950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华东地区（江苏、安徽、山东、浙江、福建、上海等）到1952年5月基本完成土改。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到1952年春耕时约有1／3的乡进行土改，到1953年全区基本完成。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重庆）分四期进行土改，至1953年春基本完成。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到1951年夏收前，陕西关中、榆林、西安郊区，甘肃庆阳、宁夏宁硕、盐池等地完成土改；1952年春，陕南、甘肃宁夏大部、青海五县一市完成土改；到1953年春，新疆大部分地区土改宣告完成。总之，到1953年春，除约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土改外，全国大陆上已基本完成土改，这个过程大概在二至三年。
再譬如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进行了五次战役，本书讲了前两次战役，都是发生在1950年内。第三次战役擦了1950年一个边，从1950年12月31日发起，至1951年1月8日结束。1950年12月31日晚，利用除夕之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200多公里宽大正面战线发起进攻。到1951年1月2日拂晓，已突入敌人纵深20公里。此后志愿军连续追击敌人七昼夜，把战线向南推了80～110公里，到了三七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一线，解放了汉城，因此国际史学界有人称此为“汉城战役”。后来经过第四、第五次战役，至1951年5月，把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五次战役后，战争双方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军事斗争与停战谈判交织进行，出现了停停打打、边谈边打的局面。志愿军依托坚固阵地，粉碎了“联合国军”的数次局部进攻，也主动发动多次战术性进攻，直至规模性的进攻，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这个阶段的金城战役中。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这个过程也持续了三年。
说到这儿，读者不难看出，本书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对本年大事一目了然，但也存在对长时段的事件后续观照不够。这就涉及史书的写作问题。
历史书写作的初衷离不开“存史”，即把历史上的事情弄清楚。接下来就是如何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与全面描述。越是客观详尽的描述，越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一个评价的平台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实验场。这既是历史学的本义，也是编撰历史学的规律，这另一重境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孔子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顾炎武也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以单一的体裁用于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一直以来，笔者都致力于国史通史的研究和写作，这是本职工作使然。通史写作着眼于宏观，属宏大叙事，它的不足是缺乏细节，亦少有生动。
若干年前，笔者主编了一套大型国史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全九卷），该书由“总论”“重大事件”“人物”“大事记”及“文献资料”五部分组成。“总论”带有一点史论的性质，是从宏观上讲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概貌及其发展阶段，其中也包括对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主要是纵向叙述，使读者有一个总体印象。“重大事件”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和史学的叙事功能。每一事件独立成篇，尽可能完整地揭示其起因、过程和结局。这些事件都是历史的关节点，点点相连，由此组成共和国历史的脉络主线。在编排上，大体依时间先后为序，但也照顾到历史横断面。“人物”吸收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处，是通过人的活动从侧面再现历史并透视人物历史作用的一种尝试。传主主要为在共和国创立、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建功立业的人物，也适当地收录了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大事记”是学习传统史学编年史体例。以年、月、日为经，以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民族、国土、人口、气象等林林总总的事为纬，编织出一幅更为细密的网络。“文献资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沿革和职官，以及研究成果总目。这部书既是探索当代史借鉴传统史书写法一次尝试，把史论、纪事本末、纪传、编年、大事籍要、文献类编等几种体例融汇一起，多层次地呈现历史面貌。
这次本书又探讨了另一种写法，以年为单位，集中讲述这一年当中发生的大事。所选出的都是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年份，每一年均构成一个历史节点。如果按主体对象分类的话，大体属于中观史学。中观史学其实是很有欣赏空间的。它不像微观史学那样零碎，也不像宏观史学那样冷峻。它有场景、有情节，更像折子戏。在结构上，按广义社会史的框架铺陈，摆脱了偏重政治史的传统范式，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变化。除比较关注经济运行、外交风云、军事斗争之外，还特别注意社会风尚、时代精神、民间习俗以及大众意识的描述。在呈现形式上，我们力求按照纪事本末的诉求做到行文生动、鲜活、明快，以求有一个很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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