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荆楚百件大事
作者：张绪根,柳菊兴 整理日期：2021-12-17 04:11:12
楚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夏商以来，他们不断地遭到周围强邻的迫害打击，不断地流离失所，辗转流徙。大约在商代晚期，他们迁到了豫西南的丹水流域，在避开殷人锐利的兵锋的同时，离开了历史的主流，战战兢兢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存。
周王朝建立不久，武王便想侵略南方，因恰好处于周都镐京通往长江中游的咽喉要道上，居住在豫西南丹水流域的楚人顿时成为周人南下的绊脚石。无奈之下，知趣的楚人只好在首领熊丽的带领下，选择了主动退避，再次背井离乡，举部南迁。他们向南渡过汉水，来到荆山，在密林深处一块方圆不足五十里的狭小天地暂时安顿下来。荆山位于今湖北南漳县北，这里山高林深，易守难攻，是理想的避难场所。然而，即便是生活在这个荒僻陌生的地方，楚人的心里仍旧是忐忑不安、忧心忡忡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周人的正式认可，周人随时都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武力打击。
成王时期，历史终于垂青于楚人了。周王室内部一场戏剧性误会的发生和消解，戏剧性地改变了楚人的命运。
误会发生在周成王和其叔父周公旦之间。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继位为周成王。成王年幼，便由叔父周公旦主持朝政。每次上朝，周公旦都要背着成王见群臣。有一次，成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且一度病危，周公旦忧心如焚，为求神保佑，他跑到河边，剪下自己的指甲沉进河里，向河神祷告说：“我们的大王年幼还不懂事，现在管事的是我，假如朝廷有什么罪责，那就请神灵怪罪于我吧，我愿意接受任何受罚，请一定不要降罪于我们的大王!”周公旦的这番话感动了史官，他把这事刻在甲骨上，收进保存档案的“记府”。没过多久，成王的病真的好了。成王长大亲政后，有忌恨周公旦的奸臣进谗说：“周公旦一直心怀不轨，大王可要提防着他啊，要不然，肯定会出大乱子的!”年轻的成王缺少政治经验，竟然信以为真，怒不可遏，想要惩治周公旦。周公旦无奈，只好逃离周都，跑到楚人那里去避祸。
过了一段日子，周成王视察记府，偶然发现了周公旦的那段祷辞，猛然醒悟过来，立刻为他的忠诚所感动，情不自禁地哭道：“谁说周公旦会谋反啊?”随即处死了进谗的奸臣，派出庞大的使团将周公从楚人那里接回镐京。
周公旦避祸的这段日子，楚人把他视为上宾，殷勤接待，悉心保护，这使周成王和周公旦十分感动。出于感激，周成王在大封诸侯之时，欣然授予楚人首领熊绎“子男”之爵位，并将楚人当时已占据的土地作为俸禄食田正式赏赐与熊绎，命其以丹阳(今湖北南漳县城附近)为国都。
这是楚第一次被册封，也是楚得到周王室正式承认的标志。从此，楚人正式跻身于诸侯之列，获得了对江汉问群蛮的统治权力。由于那时没有留下准确的纪年，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楚人的后代至今也无法确言，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末或者公元前10世纪初。
楚于周成王时受封，是楚自身取得一定发展的历史标志，同时也是楚族跨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界碑。受封意味着楚宛如一只破壳而出的幼雏，开始以独立个体的姿态踏上了历史舞台。如有一次周成王在岐山之阳召集诸侯举行盟会，熊绎首次以诸侯的身份出席了这次盟会，并继承了其祖先祝融精通天地鬼神之事和善于“火正”的传统，盟会期间，在鲜卑和微国的君长的协助下完成了燎祭山川大神的重要任务，大大提高了楚国在各诸侯国中的地位。
作为周天子的子民，熊绎对周王室必须尽以下三项义务，以体现与周王室的臣属关系：一是在周天子祭祀过程中，负责点燃和看守供燎祭用的火堆。二是向周天子进贡祀神用的苞茅。包茅是一种草本植物，特点是“一茅三脊”，号为“灵茅”，这种茅草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先秦时期却是人与神交通的常用之物，也是周天子重要的祭祀物品。三是向周天子进贡桃弧(用桃木做的弓)、棘矢(用棘枝做的箭)，用以禳灾。古人认为桃弧、棘矢不仅可以驱鬼避邪，而且可以消灾弭害。
立国之初的楚人，在熊绎的带领下，在荆山深处的丛林中，刀耕火种，度过了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激情岁月。对于这段极度艰辛的创业历程，楚人的后裔总是难以忘却。《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描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简陋的柴车)蓝缕(破旧的衣裳)，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筚路蓝缕”因此成为后来常用的成语，借以形容创业的艰辛。也正是以此为基点和起点，楚人创造了八百年的辉煌。P2-4
本书由陈绍辉、董元庆、黄莹共同撰写。董元庆撰写第43、45、47、48、49、50、51、53、54、55、61、62、63、66、68、69、70等十七则，黄莹撰写第71、79、89、90、91、92、94、98、99、100等十则；陈绍辉撰写余下七十三则。全书条目和体列由陈绍辉拟定，并负责统稿。在编写过程中，作者陈绍辉得到了省政协文史委各位领导和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博士的精心指导，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湖北通史》、《楚文化知识丛书》、《武汉通史》、《武汉史稿》及其他相关著作的诸多资料和成果，同于体列，未能作详细说明，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歉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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