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对抗权利和世俗的精神史。
以儒、道为立身根底的中国传统文人，在积极入世的强硬外表下面，也有一颗时刻准备归隐的柔软之心。凡在非大治则大乱的历史当口，或者明君在朝的创业初期，治国平天下往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政治上的失意以及政治生活本身的尔虞我诈与个体生命的冲突，往往使得他们在最后选择逃遁或者隐逸。做隐士既是一种德行的体现，满足了士大夫们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命本于自然、活出自我的强烈要求。当被迫的选择成了一种主体的解脱，隐逸生活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带向一种纯粹超越的境界，多数选择隐逸的都得以逍遥。
正是隐士的独特身份，促使形成了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使得隐士和社会、会山林和庙堂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纠集之中。隐逸往往很少是人终其一生的行为，很多人都在仕进和隐逸的路上进进出出。所有形态的隐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把个人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隐士往往都是个体感很强和原则性强很的人，因为这种强烈的个体感，使得他们无法委曲求全地融入到他们所不愿意融入的世界中去，同时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他们很清楚自己和那些安于现有的道德和政治秩序的人的不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独驱使他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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