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开精装，2005年1版1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1930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至甘肃附近考察，瑞典人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发掘汉简一万余枚，多为汉代之物，故称居延汉简。★ 本书书后附录了谢桂华、李均明、朱国昭编的《居延汉简简号、出土地号、图版页码对照一览表》可方便读者与以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参照阅读★ 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北的考古情况，书后附录了贺昌群先生一九三二年撰写的《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一文，以供参考
一九三〇年，由瑞典和中国学者共同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遗址附近发现了汉代简牍一万多枚，这是解放以前发现简牍*多的一次，尤为珍贵。
一九三一年，这批简牍运至北京，由北京大学的马衡、刘复等先生进行释读。一九三二年，贺昌群先生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他与向达、劳干、余逊等先生共同参加了这批简牍的整理与释读工作，前后长达五、六年时间。《汉简释文初稿》一书就是贺昌群先生当年的工作成果。
一九三〇年，由瑞典和中国学者共同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遗址附近发现了汉代简牍一万多枚，这是解放以前发现简牍*多的一次，尤为珍贵。
一九三一年，这批简牍运至北京，由北京大学的马衡、刘复等先生进行释读。一九三二年，贺昌群先生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他与向达、劳干、余逊等先生共同参加了这批简牍的整理与释读工作，前后长达五、六年时间。《汉简释文初稿》一书就是贺昌群先生当年的工作成果。
《汉简释文初稿》原稿共线装十二册，作者自题《汉简释文初稿》；有三册作者自题《居延汉简释文》；有一册原稿封面残缺，从稿中内容来看，全部为题《居延汉简释文》三册中简文的选録。从稿本的释写情况来看，该书并非当年出土简牍的全部释文，但应该是这批简牍大部分的*早释文本之一。
二〇〇四年，贺昌群先生之女贺龄华女士将此稿本全部捐给了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随即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编辑室决定影印出版，公布于世，使封存多年的珍藏手稿重新与广大读者见面，这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工作必然会产生新的促进意义。
从稿本内容来看，贺昌群先生不仅对部分简牍写出了释文，有时在释文的旁边还对简文的词语、制度等进行了考释，有时对原简牍的形制、尺寸还进行了详细的记録和描述，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该书的出版无论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方面都是一份难得的珍贵资料。
这次影印出版时，我们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原稿共线装十六册，其中封面残缺的一册所録内容全部见于自题《居延汉简释文》三册之中，因此这次影印时就将其删去未印。
二、这次影印时改为精装二册，原书左上角的页码保持原样，今另统一编了全书的页码，置于书页的左、右下角。
三、在原稿中夹有一张当时绘制的额济纳河流域晒蓝图，今置于书前。
四、为不影响影印版面，原书稿中的案语、考释等浮签一律置于本册册末，并注明浮签原在书稿中的页数，以便查阅。
五、原书稿无目録、凡例，今就编辑所知，新编了目録和凡例，置于卷首。
六、为了阅读方便，这次影印时在书后增加了两个附録：一为贺昌群先生一九三二年发表在《燕京学报》第十二期上的《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一为一九八七年由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先生编写的《居延汉简简号、出土地点、图版页码对照一览表》。
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任继愈
居延汉简发现于一九三一年，出土数量多而集中，它从汉代屯戍的一个局部，给后人提供了极宝贵的**手数据。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其开发潜在价值必将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给我国史学界增添更丰富的内容。
这一批珍贵的文献记録了从西汉到新莽时期屯戍烽燧线上具体生动的画面。正史记録的都是大事中的大纲，没有细节。居延汉简则在极细小的层面有所反映。如人员补充、公文往来的通行程序、口粮配给标准、武器保管、屯戍者年貌记録、秋射考核、每人射十二矢，从中计算出中靶的矢数、过所（通行证）制度等等。还可以看到边境安定，有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很容易被击退，说明当时的国力强盛，屯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制度。汉简中也反映了当时屯戍人员中个别酗酒斗殴、动刀违纪的小故事。当时边防武器主要靠弓箭，有嚆矢、弩、矢等。量器用斗斛，有大小两种规格折算通用。文书称谓下级呈文常用“罪当死，叩头，死罪，死罪”等套话表达方式。书写字体，虽然早颁布了统一的文字（隶书），但还是经常发现错别字，可见汉代下级军吏的文化水平高下不齐。异体字、俗体字也经常出现。简文有的漫漶不清，有的只有一两个字占用一支简，未必是没有写完，更可能是记事的提纲，为了便于记忆，或便于汇报的“备忘”提示，细节随正文用口头补充。这些解释都是以今拟古，推测之辞，也许能为研究专家们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这一万多枚汉简，包涵的内容不是后人一眼就看得透的。如果将来把这些提纲式的、现在不理解的事务，看不明白的记録提纲一一理清楚，必将产生一部充实完备的戍边史，或西域交通史写出来。中国的古代史会比现在已出版的古代史更丰富，更生动。
新中国建国后，地下出土的简牍，遍及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秦陇、湖北、湖南、山东、陕西等都不断发现），原始文献增加了若干倍。文献发现得多是好事，但我们研究方法、手段似乎还要大大加强和延伸。古人习惯的训诂、考据这一条基本功不能丢，还要藉助其它相关学科通力协作，才能使社会历史真相更加清楚。比如居延简中有不少头像，想必不是随便画着玩的。现在无法断定它所指的什么，是“人”，是什么人？是“神”，又是什么神？是汉族的还是当地土著？有些频频出现的认不出的字，也还有待进一步去解读。
释文作者贺昌群先生是我所尊重的前辈学者，他与向达、王重民都在国家图书馆（原称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工作过，他治学谨严，学殖深厚，夙为士林钦重。这部汉简释文中多次看到贺先生采用《汉书》、《后汉书》、《唐书》有关文献与简文互证，从而帮助了对简文的理解。研究简牍，需要一字一句弄明白，“大而化之”，想当然的揣测是不行的。武汉大学已故学者唐长孺教授开辟“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为中国培养了一代人才。他要求青年们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前，必先熟悉新、旧《唐书》。我们现在研究汉简的前提是先熟悉前后《汉书》、《三国志》。只有打下这个基础，才能取得研究汉简的主动权，这是**步。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就要联系西北地区的民族、民俗、宗教以及古文字学，使多学科会同作战，我们必将在前人已有的成绩上取得新的收获，让沉睡二千年的汉简活起来，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服务。这才是我们研究汉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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