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在近代历目前，对政治、文学、艺术（书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参与伪满洲国而沦为汉奸，长期以来，论者多以政治标准评判其人，反使学界对他的研究不能深入，整体评价显得简单和概念化。这部书稿从实际出发，通过考辨史料，把郑孝胥1931年以前的生平与经历，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分析，在客观评价前人研究和合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理性思考，提出己见，形成了对郑氏比较全面的、清晰客观的认识，切实推进了郑氏研究。书稿在述论郑孝胥生平经历的同时，特别注意考察郑氏“这一个”人物形成的原因、契机，在清末民国的作为、交往，以及其对于历史的影响及意义，不仅呈现了郑氏的个体状貌，并且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近代中国的认知。相较目前已有的郑孝胥研究，这部书稿对郑氏的论述更充分、深入。一是细致、完整地完成了郑氏生平经历的考证。把清末郑氏定位为追随改革潮流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他前半生的活动特点。郑氏在辛亥革命中、从1912年到1931年的遗老生活，也都得到详细的展现和仔细的分析。在撰写过程中，注意凸显出了郑氏经历中的几个关键节点。作者对材料的占有接近超越以往研究，郑氏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反映出来的人际关系网，以及这张网背后的师承、利益、恩怨，都被深入细致剖析出来。作者还常常比较各种记载的异同，对一些轶闻进行分析，努力使描述接近史实，令人信服。书稿基本还原了郑氏从晚清能员到民国遗老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活样态，很好鲜活。这与作者详尽占有材料有直接关系。二是这部书稿立基于史、文史结合的特点十分明显。仍是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作者对郑氏名士而兼政客的人生状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行藏观念，“借君行道”、高度标榜的所谓“节义”，做了颇为新颖的总体阐述，表现出对郑氏的“同情”之理解和深入把握。以往对郑氏的研究缺少贯通性，有欠细致和深入，特别是在“政治”与“人文”两方面的融通上省察不够，这部书稿则着意于此，有的放矢，致力弥补，十分注意体察郑氏的人生样貌以及变迁，变与不变的微妙样态，得到了由表及里的深入发掘。另外，在史料的运用上，较好地处理了“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问题，在论述中，往往利用诗文起特别的说明和点染作用。书稿语言流畅、简洁，富有表现力，尤其增加了“文”的色彩。总而言之，这部书稿，在立意上，在史料的运用上，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文史结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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