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校书机构开始由兰台转至东观。东观兼有校订五经、杂定礼仪、读书进学、教授生员等职能，是文职士人处理国家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整合平台。东观士人也身兼多种职责，随事敷设。其中，羣体修史的史书修纂模式与东汉帝制统治模式的转型关系密切，对后世影响尤为深巨。汉初上承古史官制度，有史官而无作史之责。司马氏父子有感于秦汉大一统的恢弘历史却无回应的历史解释，遂作《太史公书》，务成一家之言。对先秦史官传统和史书修纂方式又继承也有新变。武帝在汉朝的政治大一统之后，继续进行思想学术领域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太史公书》对当朝政治的超然态度及其所凸显的独立性格无疑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统治阶层遂将此书传抄于极小范围之内。此后有不少学者试图补续《史记》，但除冯商外，基本都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未能流传，并止私撰国史。王莽宣扬新政，两汉之际学界思想混乱，班氏父子断《太史公书》之通史为汉朝的断代史。以儒家观念重述汉史，维持汉家统绪。故此，《汉书》虽为私作却受到明帝的嘉奖，定为汉朝国史，并诏令专人予以补正，勤加宣讲。《史记》和《汉书》都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思想倾向的不同也造成两书历史性格的差异，也分别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明章以降，东汉的国史修撰改在东观，修纂方式也又一人独撰写改为群体修史。这种修史方式较此前是一巨大转变，也奠定了此后官修史书的基本模式。群体修史便于帝王修成符合帝国利益的国史，进而消解某一史官独自评判当朝是非的文化权力。由于《东观汉记》成于众手，水平难免参差不齐，很终被历史淘汰。帝制时代其他王朝也充分借鉴并吸取了汉朝修史的经验教训，但基本不出《史》、《汉》、《东观汉纪》的牢笼。学界对于东汉校书与东汉修史的专门研究几乎无人涉及，故本书有较大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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