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考核，既是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作为官员管理的重要一项，涉及官员选任、奖叙、处分、升迁降调等诸项内容，在清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书对有清一代文官考满、京官京察、地方官大计、地方大员年终密考、清末新政下考核州县事实五项主要考核形式分章分节详细考究，理论解析，涵盖了制度源流、与发展脉络，考核的实施效果与实质作用。书中指出：文官考核理论上“黜幽陟明”，整饬官场，但受吏治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考核与吏治是辩证关系；主管官员注考负责制利弊双关，主官注考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成为考核弊端丛出的总根源；乾隆朝开始实行的年终密考制，扩大了督抚的用人权，也成为皇帝控制地方大员的利器；官员考核与选任的紧密结合，是清代充分发挥考核优等激劝作用的重要举措，京察一等外放地方任官成为清朝人事任用的亮点；在皇帝对考核优等、六法官员引见，考语确按实迹的情况下，实施考核问责能够相对有效增加考核公正、等
本书既将考核作为制度研究，有制度规定及演变的考究，也其视为一种政治行为，有考核动因、效果及作用的探讨。清承明制，逐步调整、确立、补充，并有创造，很后形成以京察、大计为主的文官考核制度。顺治年间是文官考核制度的因袭期。顺治一朝，京察、大计与考满并行，考核方式与内容基本沿袭明代。自康熙始，考核制度进入调整与变革期。康熙元年取消京察、大计，专行考满。四年取消考满，复行京察、大计。雍正元年，改六年京察为三年一次，与大计交错举行，由此接近确立了以京察、大计为主的文官考核制度。乾隆年间，考核制度不断变革并有创设，如确立京察一等与大计卓异加级制，取消京察自陈等。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推出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大量外放京察一等京官到地方任职，二是实行地方知府以上大员的年终密考制，年终密考成为清中后期操掌地方大员的重要考核形式。考核八法处分上，去贪酷二法而为六法，考核的处分功能被削弱。嘉庆、道光以后，文官考核无多大变化，在荐举责任制、京察一等资格以及对捐纳官员考核的规定上作些调整。至清末官制改革，根据官职的变化，京察、大计方式与内容相应地作了调整，为了适应“新政”改革的需要，实行考核州县事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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