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北)人寇准为执政大臣期间，公开表示出自己对南方人的不满，“尤恶南人轻巧”。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举考试完毕，在zui后确定状元人选时，按朝廷规矩须以“材质可者”为状元，目测之后而定。当时成绩zui好者有二人，一为京东人蔡齐；一为江西人萧贯。蔡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已为宋真宗所属意。知枢密院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于是以蔡齐为状元。寇准下朝后高兴地说：“文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视南方为下国，恶南人之轻巧；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许多北方士大夫的观点。
江西抚州(今江西号州)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受到皇帝的赞赏，赐以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又表示不满，说：“殊，江外人”，意思是不该给南方人如此恩遇。
北宋初，南方人在朝廷做官者极少，主要原因是南方许多地方尚不在宋朝版图之内。南方逐步统一后，大批的南方人并始涌入朝廷。至宋真宗时，南方的在朝官员已十分恬跃，形成了较大势力；有意无意地与北方官员进行较量，争权夺利。王钦若等人先后排挤掉了北方士大夫寇准、赵安仁，与楚州(今江苏淮安)人刘承珪、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人陈彭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林特、苏州(今江苏苏州)人丁谓结为党羽，“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此处所谓“时论”，恐怕就是代表了北方人的看法，对这几位南方官员的作风十分反感。京东人王曾、开封人马知节以及宋真宗即持此种看法。
在地方官的选用上，宋初曾存在着对南方人政策性的地域偏见。
对一个地方的风俗是否熟悉或适应，关系到地方官能否因地制宜。陕西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池曾任杭州知州，他本性“质易”，又“不知吴俗”，被人弹劾，降知毗邻其家乡的虢州(今河南灵宝)。zui熟悉一地风俗者，莫过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的人，“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因而宋政府任用地方宫时，一般不回避其家乡，有时甚至专门选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诏：“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但是，在宋初，朝廷对新收复的南方地区在政治上不放心，规定南方人不得任南方地方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
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运使及诸事任。禁令涉及范围，包括四川，广南，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等大部分南方地区。另外，出于对南方人“柔弱”的轻视，宋真宗时曾有官员上书，各地负责维护治安的巡检官“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之人和文资出身者充任。
南北混——既久，中央集权制巩固，对南方地区的戒备心渐渐减弱，全由北方人充任南方地方官既不方便，也不现实，到宋真宗时开始放宽禁令。天禧元年(1017年)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外注官。”天禧五年(1021年)，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在任命南方人宦守乡邦时，有时特意点明知俗而仕的意图。如在任命两游人张询为西浙路提点刑狱
的诏书中说：“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狱多有乙汝长于其乡，而知其情伪，往将典宪广。”
四川的情况例外。由于四川地势险固，历来多有割据，而且“俗轻而易摇”，宋政府对此始终保持着戒心。对四川州郡主要地方官的选择极为谨慎，并一般不许本地人充任。仅举宋摔宗熙宁年间的有关诏令便可知晓。
京东路拥有的书籍数量，不亚于京西。
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两位大藏书家。王明清曾列举“承平时士大夫家”有“藏书之名”的五家中，首位就是“南都戚氏”，所指当是戚同文家族。另一位即参与编修《崇文总目》的大学问家王洙的儿子王钦臣。徐度说：“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钦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干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其中号称。镇库书”的善本就有5000余卷。
郓州(今山东东平)图书；以朱家为多。南宋初文林郎朱轩言：“吾家藏书万卷，皆在东平”，周紫芝曾见到其书目，“自五经、诸子百氏之书，皆手校善本。其余异书小说，皆所未尝知名者，秦汉以来至于有唐文人才士类书、家集，犹数千卷。呜呼，可谓富矣哉!”数量多，质量好，品种丰富，难怪引起周紫芝的感叹。郓州的董迪也是位藏书家，著有《广川藏书志》26卷，根据家藏的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考其本末，而为之论说”，还不包括文集，可推知其藏书颇为丰富。
京东藏书多的州郡还有几个例子。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张昭，藏书数万卷；淄州(今山东淄博西南)人周起，藏书万余卷；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张纯臣，专建藏书的大堂，“环壁架书”，“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累积数千卷；青州(今山东青州)人张平一生好读史传书籍，年轻时每遇到奇异之书，即爱不释手，甚至脱去衣服换取，走上仕途后，已聚书数千卷；徐州(今江苏徐州)江氏也是藏书家，《宋史·艺文志三》载有《徐州江氏书目》2卷；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赵明诚家，据其妻子李清照言，仅建炎南渡时随身携带的珍贵之书就有2万卷以及金石文字2000本，而其“青州故第”尚有大量书籍存留，“所锁十间屋”。家藏极丰富。
西北三路，也能看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如宋初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宋挡，中进士后首任四川青城(今四川灌县南)主簿，传抄了大批书籍，任满后“载数千卷以归”。他仕宦30年，“唯聚书以贻子孙”，使之不忘读书人的根本。京兆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李仕衡的儿子李丕绪，“家多图书”，并收集历代石刻数百卷。另一长安人石才叔，“家蓄图书甚富”。河北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白则有藏书数万卷之多。另一大名人郭永，两宋之际任提点刑狱并死于难，生前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故而有万卷藏书。西北多武将，但武将也有藏书家。如太原(今山西太原)武将吴廷祚颇好读书，家中聚书达万余卷，实属难能可贵。
开封以外的北方地区，印书方面的资料极少，不过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有诏书透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至此……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由此可知，河北民间流传的妖教经文，是印刷品，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河北正常的书籍印刷当有不少。毕仲游在一首诗中即提供了河北边防地带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印书资料：
定州诗刻好，模寄比南金。
道尽行人意，堪论作者心。
边城归盛事，雅道付知音。
毕仲游从定州所刻的诗集中，看到了边城盛事。南宋绍兴年间，已是残破不堪的京西路，转运司还刻印了程玛的《论语说》一书，则北宋承平时，当有更多。宋徽宗朝，黄伯思从洛阳王晋玉家借《玉溪集》，乃“东平吕氏本”，说明京东路郓州(今山东东平)至少有家刻印书业。宋仁宗至和初，出镇郓州的庞籍将王禹僻的诗作交给司马光，要求“为我刻王公诗于商雒”。据此可知陕西商州(今陕西商县)有刻书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坊刻书之盛》中，列举
有“咸阳书隐斋”、“汾阳博济堂”等，可知陕西、河东有著名的刻书坊。以上事例，表明北方印书事业有一定规模。
北宋前期，苏州教育很落后，“以文讲解者不过数人”。其附郭县长洲在宋太宗时“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大概正因为如此，胡瑗从京东泰山学成后便来到苏州开展教育办起私学，“以经术教授吴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知州范仲淹申请建起州学后，来上学者仅20多人。于是招胡瑗主持学事，渐渐有所发展。50多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年间，“学者倍徙于当时”，推知大约有40余人。学校相应扩大，有22斋，房屋150楹。
秀州(今浙江嘉兴)情况类似。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当土敝水烦之地，属风颓俗杂之余，民无坚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气。淫神以邀其福，信佛以逃其祸。先王之教咸罔闻知，(孔子)庙貌之灵宜夫委倾”。儒学地位在此微乎其微。这是宋真宗时的状况，到宋哲宗时仍无多大改观，“华亭大县也，旁小县皆有学，独华亭无之。盖浙西善事佛，而华亭尤甚。民有羡余，率尽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佞佛而不好儒，县学的发展无从谈起。又如海盐县(今浙江海盐)，至宋仁宗末期，读书人屈指可数，“士其业儒者，才数人而已……盖多发饥馑，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犹不足，奚暇治庠序哉?”从经济角度指出了其教育落后的原因。
台州天台县(今浙江天台)在宋仁宗皇佑年间，“兹邑民不识儒学”。同时的仙居县(今浙江仙居)，据其长官陈襄指出：“予自到任以来，居常悯汝邑民不为学，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前年曾有文书告谕汝乡民，令遣子弟入学。于今二年矣，何其无人也?”有此一心兴学、循循善诱的长官，却唤不起居民的求学热情；虽有学校，虽有敦促入学的公文，两年间竟无人响应!处州如缙云县(今浙江缙云)，据毛维瞻庆历八年(1048年)言：县有人口九干，“多工技杂学，不根儒术，士其服者才五六人。俗犷而纵，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张大其徒，勤勤拳拳，求福田与利益。迁染成性，虽善教者不能移”。这种近乎绝望的口气，指出迷信习俗严重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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