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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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ade至Tarnou，代其兄FernaoPerezdAndrade。
SimaodeAndrade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ao岛土人，
故中国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三月后，帝死（《明史·
武宗纪》载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为公元1521年），
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
东。……同年，Simao归，Diego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
东，中国舰队进攻，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1520年6
月也（应为1521年）。③
在极为权威的巴罗斯的文献中多次提到Tamao一地，并告诉我
们葡萄牙人在1514年之前即来到这一岛，并在岛上建立了纪念
碑；1518年时还在岛上修建壕障。除巴罗斯外，早期的西方史
学家还有一些记载。托梅·皮雷士（TomePires）于1512－1515年
记载：
从麻六甲来中国的船都停泊在Tumon，此岛距广东
（Canton）二十或三十里格，这些群岛距离陆上的Nantoo，由
陆地算起约有一里格。④
康士坦尼达则于1550年左右记载：
这贸易之岛距海岸三里格，中国人称之为Tanmao，没有
广州政府的许可，任何船不能越过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
都在外海或这里进行。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务的官叫Pi－o
（备倭），他驻在距此岛三里格的Nan－t，ou。⑤
柯瑞亚在1545－1565年间亦载：
此岛距广州十八里格，所有商人在此进行贸易，没有广
州城的允许，无人能越此界而内入。在贸易之岛三里格之
外的另一岛，有中国的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紥。⑥
可见，葡萄牙人在16世纪zui早抵达的中国地方是Tamao或
Tunmon。又据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柯撒里1515年元月6日的
记载：
去年间，我们有几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国，虽然
未被允许登岸，但他们以极高价卖光了货物，获得很大的利
润。⑦
1514年未被允许上岸的中国地方亦应是Tanmao，葡萄牙人在此
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根据上述文献的描述，可以确
定Tamao是一块这样的地方：
1·Tamao是一个岛屿。
2·Tamao岛距离广州18－30里格。
3·Tamao岛离驻紥备倭的陆上的Nantoo1－3里格。
4·Tamao岛是一进行走私贸易之岛。
然而，Tamao究竟在什么地方？东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
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过去，西方学者多依据葡文文献进行考订，
将Tamao置於上、下川岛（珠江口以西）（J·M·Braga除外）；东方
学者多依据中国文献将Tamao考订为“屯门”一地或“泛屯门地
区”（珠江口以东），这两种说法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如此界线分明
是十分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迄今尚无定论，以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所适从，故澳门葡萄牙史学
家施白蒂在谈到Tamao时，十分为难地说：
Tamao位於何处？是今天的伶仃岛呢？还是在伶仃和
南头市之间？或者是上川岛一个港口？⑧
后记：
转折。
丙寅（1986年）初夏，我决定离开兰州。这块曾开启我学术
生涯，使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地方，确实有许许多多值得留恋的
回忆。朔方、金城、敦煌、西域……一听就充满着历史韵味的名
字，对一位癡迷于史海的人来说，是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啊！但，
我还是离开了它。
行前，友人曾寄语：“腰缠十万贯，骑鹅下扬州。”可我南下
时，除了几十纸箱的书以外，真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地来到了这中
国南方zui繁华的都市。一切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又完全是措
手不及。我还没来得及将行箧中的书上架，生活、社会及喧嚣的
中国政治就把我翻了几个跟头。当我再次安静地坐在书桌旁
时，发现自己已年届不惑，且一无所有。
对于治学者来说，欲求学术之高深境界，是决不可鱼和熊掌
兼得的，“名”、“利”、“权”、“位”对于真正的学术工作是绝对大有
妨礙的。有很多人从表面上看是兼而得之，既有很大的学术成
就，又有相当的权位名利，但若你认真去检查覈实，恐怕就不如
是了。比如胡适之先生，恐怕要算中国近代学界的diyi名人吧！
如以名权位衡量，先生于愿足矣，如以学术的专深精赅而言，则
未免令人扼腕。再如顾颉刚先生，二十几岁就享有大名，为时代
青年所瞩目。据严耕望先生言，“中年以后，顾先生就非常后悔，
他自己评论，深悔年青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zui终对
史学並无多大贡献。”学界中我zui推崇的陈援庵先生，自学成才，
一部《元也里可温考》震动天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中的经典楷模，
然至晚年，虽说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实际上仍是为名利权位所
累，终不可攀登学术之更高峰。至于当今之世，投机赞营，蝇营
狗苟之流，无其实拼命张大其名，不读书却频频出书，文章都写
不好却争当××导师，末流都未可论却自诩为××学派，将学界
搅得乌煙瘴气，一片混沌。名则盛矣，实而不至，zui可悲者，落得
个远扬天下之“臭名”。于四十之后，我方渐悟出此理：名利决不
可过分这求，浮躁急切做不了大学问。
1941年，钱宾四先生对其弟子严耕望先生说：“中国人做学
问的环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之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
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
不要分心旁骛。”钱先生此语对我影响甚大，我深知“分心旁骛”
对学术之弊，然而，处于目前环境中的中国人，要做到不“分心
旁骛”谈何容易？然不去“分心旁骛”，又何以有真学术？于是自
戒：一定要尽自己zui大的毅力，拒绝诱惑，潜心修定，以求学术之
真帝。
四十岁之前所关注者唐宋元间之西北民族、舆地，留下了几
部书稿和一大堆尚待整理的资料和问题。近八九年则切入明清
之际的东南海隅，葡萄牙与荷兰东来、澳门、香港、漳潮地区及海
南岛，一系列的问题又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葡萄牙与澳门之
历史则成为首选。学术领域从西北走向东南，从宋元转向明清，
空间与时间的变化，虽然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感
到，唯其方法不变，新的领域给我带来的是更富刺激的挑战。几
年下来，在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史料深入开掘与积累
的基础上，就明代的澳门问题完成了这部小书，亦大致是我学术
生涯完成这一转折的标誌。
澳门初期史（包括16世纪初期佛郎机东来至南明永历之时
的澳门），应是澳门史中zui艰难複杂的一段。葡人东来至澳门开
埠，中西文献记录甚少，且多牴牾，故在史实反映上十分模糊，如
不进行详细的原始史料考证弄清史源，辨其真伪，则这一段历史
是无法进行研究的。故东西方史学大家们纷纷表现出其对澳门
初期史的迫切关注，西贤如龙思泰（A.Ljungstedt）、徐萨斯
（MontaltodeJesus）、裴化行（H.Bemard）、高美士（A.L.Gomes）、白
乐嘉（J.M.Braga）、博克塞（C.R.Boxer）、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V.Pires）、卫思韩（J.E.Wills）、普塔克
（RoderichPtak）、洛瑞罗（R.M.Loureiro）、施白蒂（BeaerizBastoda
Silva）等，东方史家则有藤田丰八、矢野仁一、梁嘉彬、方豪、周景
濂、张维华、全汉昇、张天泽、戴裔煊、黄文宽等，稍晚一辈的学者
则有郭永亮、霍启昌、林子昇、黄鸿钊、黄启臣、费成康、李德超、
张增信、谭志强、谭世宝、吴志良等，上述诸家均对明代澳门史作
出过不少贡献，其中亦有十分精到之见解。但有一个较严重的
问题，即所著论者多为专门性的通史著作，甚少专题性论文（当
然C·R·博克塞与方豪、全汉昇先生除外）。很多问题，虽有辨
证，但囿于篇幅，很少详考。故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解决或仍是
空白的问题令人思索，本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萌生撰写此书的
念头。然而，由于语言与资料的局限，我实在没有胆量去写一部
明代澳门史，因为我不知道，我未见的有关明代澳门的葡文资料
还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浅见，虽不敢说有
百分之百的发前人所未发，但决不空论、泛论、炒冷饭。撰写此
书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澄清以往明代澳门史研究中一些模
糊或错误的结论与观点，亦试图填补前人所未论及的一些空白。
我的学术生涯似乎有一种宿命，总是衝锋陷阵的独臂将军。
治西夏史，虽然学过西夏文，但文技却无法助治史，留下一大堆
断烂朝报有待整理；研究安多藏族，虽也曾打响几炮，却不谙藏
文，总觉得文章中差一根脊梁骨；今日做澳门史，则更将葡文视
作天书。我每做一篇澳门历史研究文章，就好像吃着一碗红烧
肉却拌着一碗夹生饭，而这碗夹生饭就是使用别人翻译的葡文
材料。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偷懒，不论是西夏史、安多藏族史、
还是澳门史，虽然是断臂的“苦人儿”，但偶尔冒出来的创造和发
现及对汉文史料的开掘，总还算对得起国家支给我的“俸禄”。
zui后，我必须向资助我完成此书的澳门文化司署表示诚挚
地致谢，如果没有澳门文化司署第四届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
我要完成这一难度甚大的课题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在此，还要
感谢布嘉丽司长、李淑仪处长及黄晓峰、刘月莲博士对这一项目
完成的帮助与支持，感谢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台湾萧启庆教授、
香港萧国健教授、陈佳荣教授及澳门吴志良博士多次为我提供
宝贵资料。在此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远在里斯本的金国平教
授看到我的书稿清样，十分仔细地为我订正文中的错误和秕漏，
尤其是文中使用的葡文资料，金教授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永志
难志。又承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並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订意见和改正了许多文字上的错误，在
此，我对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还要感谢我的
研究生为我翻译核对资料，抄校书稿。又及，书中大部分论文均
先后于1995－1998年在海内外杂誌发表，收入此集时再一次作
了补充和修改。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于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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