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明代贵州的各民族历史，《明史·贵州土司列传》无疑是zui基本、zui系统、zui可靠的不可替代史料。但若对《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仅作文字上的梳理、校正和考释，那么我们zui多只能够达到《明史》编修者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永远无法超越前人。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多元文化并存互动关系人手，那么尽管时间过去了六七百年，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发前人之所未发，实现对历史认知的超越。推介给读者的这本《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就是如此。
从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来看，该书匡正了《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记载的诸多失误。从史料信息的丰富和完备程度看，该书不仅补足了《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原本言犹未及、言犹未尽的内容，还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系统分析办法，发掘了文本史料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从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性角度着眼，该书从文化的整体性和个人行为的文化性人手，透视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逻辑联系，使今天的人还能看到六七百年前发生在贵州大地上的历史事件之间始终存在着线索分明的文化逻辑联系。这些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又都是各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该书始终忠实于《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史籍原本，但又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原本。使今天的读者能够顺利地沟通古今，正确地把握和认识那个早已消失而且决不会重演的时代，并进而领悟到那个时代给今天留下的深远影响。
明代的贵州省，是当时的全国十三行省中辖地zui小、编户zui少、财政收入zui贫困的行省，但却是边防战略地位zui不容低估的一个行省。明代贵州行省的辖境，全部划拨自邻近的湖广、四川、广西、云南四行省的边地。设省之前，在这片大地上除了土司领地就是“生界”，朝廷派遣的卫所屯军和各级行政官员若不划拨土司领地或者开辟“生界”，就几乎无立锥之地。境内民族众多，生计方式千差万别，社会结构迥然不同，要在这样的地带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省，需要面对的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明廷的zui高决策者，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远见卓识之辈，由于看准了贵州地区的战略地位，因而不惜代价，不避艰辛，几乎是采取强制的手段设置了这个特殊的行省。然而，《明史》的编修者所面对的却是“改土归流”后的另一个贵州时代，由于没有注意到时代的剧变，国内、国际形势的改观，他们理解的明代贵州民族史自然打上了编修者所处时代的烙印。加上技术上和编修组织上的失误，致使《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尽管其价值不容替代，但偏离史实之处却在所难免。要想从文本史料出发，复原可靠的明代贵州民族史，唯一可靠的办法就只能是借助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定型的史料文本作为真实历史信息提取的原生矿藏，从文化的整体性和文化要素的制衡关系出发，去重新解读文本，发掘文本史料背后的史实信息，探寻历史事件的文化逻辑联系。该书的特色正在于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做出了大胆而初见成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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