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归义军史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围绕张氏和曹氏的政局、职官、外交、族属、民族关系、寺院经济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藤枝晃①、土肥义和②、荣新江③、郑炳林④、冯培红⑤、刘进宝⑥等学者，在归义军史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由此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杨宝玉、吴丽娱、李军等，又对张氏归义军经略河西、曹氏归义军遣使及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等问题予以探讨①，进一步推动了归义军史的研究。
本书对归义军史的关注，可以简化为押衙、鸟形押、城坊、赛神和灵州道五个论题，实际上是对归义军史的专题研究。这些论题都是从某一侧面对归义军时期的职官、遣使、对外交通及社会生活进行探讨，相信对了解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有所帮助。
归义军时期，节度押衙是归义军政权的中坚支柱和核心力量。押衙由于兼知他官而广泛充斥于归义军职官的各个阶层，武职军将如兵马使、都虞候、都指挥使、排阵使、游奕使、将头等，文职僚佐如节度参谋、州学博士、孔目官、进奏官、营田使、节院使等，衙内诸司如客司、宴设司、军资库司、柴场司、水司、羊司、酒司、内宅司等，基层行政官员如县令、军使、镇使、乡官、耆寿等，作坊艺匠如画匠、画行都料、雕版押衙等，均可由押衙（都押衙）兼任。这说明节度押衙是构建归义军政权整个职官系统的核心和基础。节度使主通过押衙之手，将各个阶层的官员都纳入归义军府衙直属的职官系统中，从而扩大了归义军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节度押衙由于出自使府衙内，“出入旄旌之侧”，深得节度使的信任，因而使主又通过押衙之手将管内的军政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其统治秩序。正是由于押衙的这种特殊地位，沟通归义军对外联系与交往的使节，也多由节度押衙来充任②。
曹氏归义军时期，沙州的内政外交呈现出灵活务实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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