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阎锡山从事战争活动和实施“村政建设”的双重需要，山西农民所负担的人均田赋赋额要比全国大多数省份都高。阎锡山的乡村改制以村长制取代里甲制，实行新的催粮纳税制度，确立了以村长为中心的乡村管理体制和“以村为纲”的母赋征收体制，而且对农村社会的掠夺手段呈现多样化，因此，这一时期的山西田赋征收进行得较为顺利。此外，“村政建设”对山西农村行政体制的完善和防御体系的建立起了一定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其中的田赋政策却使山西农村的暴力抗粮抗税斗争受到很大抑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山西乡村社会的发展及变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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