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激活了自明代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的历史积怨，而鸦片走私更具有内外勾结的特征。于是，战争开始后，从朝廷到疆吏不断渲染汉奸勾引导致天朝战败，从而造成大范围的汉奸恐慌。防范汉奸成为战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汉奸恐慌之下，战时民众动员陷入困境，战后中外条约谈判也围绕沿海边缘社会建构展开角力。而随着沿海边缘社会兴起，其身份澄清和身份认同也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恐慌背后反映出自明清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结构性缺陷，这一问题在晚清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显现和放大，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关系的重建成为晚清时期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成，1964年生于安徽含山县。现为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1982年至1990年在安徽警校学习和从事公安工作期间，开始自学并积累社会经验。1990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地方史硕士学位，毕业后留系任教，从事中国城市史研究，任职副教授。1999年获四川大学专门史博士学位。2000年调至浙江师范大学，开始转向晚清史研究至今。
目录：
导论晚清国家与边缘社会
问题的提出
晚清国家与社会问题的由来
晚清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架构
晚清国家与边缘社会
“中国”与“晚清史”：晚清“国家与社会”研究的主旨
引言从定海汉奸案说起
第一章明清国家与边缘社会的结构和问题
明前期专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明初的制度设计及其性质
国家与社会的磨合：制度演变
内外异途：倭乱与历史转折
嘉靖倭乱：一个重大的转折
隆庆开海：国家与海上军事集团对峙的延续
清初从海禁到迁海
康熙之后的“限出禁入”
国家一面的行为及其走向
社会经济后果
阻隔中外
明清历史的结构与问题
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
国家与内部社会：明清中国的“大国化”及其意义
中外关系及其问题
边缘社会与内地社会和外部世界关系
明清历史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章禁烟运动：国家与沿海社会关系的恶化
鸦片贸易：非法社会群体的形成
窑口与大鸦片走私犯
沿海零星鸦片走私
沿海鸦片转运
内地鸦片转运
参与走私的军政人员
鸦片消费和生产领域的违法者
涉及鸦片走私的外商
鸦片问题的“政治化”
作为基本国策的禁烟立法
禁烟风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
广东的案件侦破
其他地区的禁烟严打
监狱人满为患
查禁鸦片带来的社会问题
严厉打击：国家与边缘非法社会的直接对抗
中英关系的恶化
中方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
对违法外商的处置
内外勾结与战前的“汉奸”问题
严夷夏之防
福建“夷书案”
汉奸勾结贩卖人口案
汉奸作用和危害的认知
严查汉奸成为鸦片治理关键
汉奸防范和惩处
第三章战时汉奸恐慌及其形成机制
令人不安的消息
疑惧、推断和想象：汉奸恐慌形成的心理机制
疑惧
推断
想象
汉奸恐慌的传播与扩散
战争初期的君臣互动
广东汉奸恐慌中的君臣互动
浙江警报与朝廷的扩散
内乱危机与汉奸恐慌
江西匪案
恐惧蔓延
内部社会稳定问题
原有社会问题的凸显
漕粮与民食危机
外夷惊惧的压抑与变相表达
海疆洞开的恐惧
民众的外夷恐慌
惩办琦善与外敌恐慌的压抑
第四章第二条战线：汉奸防范与查处
迁海之议
海禁之争
海口商船稽查
针对性防范措施
漕运系统的汉奸防范
对汉奸的军事防范
汉奸案件的查处
浙江汉奸案查处
粤闽汉奸案
文字案
保甲、团练与反问计
严查与稳定的两难
第五章汉奸恐慌与战时边缘民众动员问题
问题的提出
不得不用的窘迫处境
一箭双雕的设想
利用与防备：团练水勇的复杂心态
团练的组织与功能
国家的动员号令
劝谕绅商，捐输团练
团练组织形式和功能
作为问题的“水勇”
水勇的组织形式与职能
武器装备和编入水师的困难
雇佣：水勇与国家的利益关系
财政压力
压力和聚散
最后的动员
异地招募北方乡勇
猎户与打雁民人
有潜水特技者
招徕汉奸
盐枭和粮船水手
余论：中外战争中的边缘社会动员
第六章浮出水面：条约制度与边缘社会
面对现实与停战媾和
解读《南京条约》应具备的历史语境
明清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和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恐慌”
清代阻隔中外的管理规章
中英交往的漫长历史与巨大的利益关联
以《南京条约》为中心的条约体系核心内容
中外围绕条约订立的主要争议
誊黄公布汉奸赦免之争
中法关于天主教解禁的交涉
战后的汉奸问题
汉奸防范意识的存留
防奸问题再度突出
五口之外的防扩散
余论
第七章鸦片战争后广东的外人、国家与社会
汉奸嫌疑与广东社会的灰色身份
身份澄清和国家认同
“三元里大捷”与民众话语权
社学：战后绅权和民权之兴
居间调停：国家的困境
从官民冲突到官民一致：对外政策的趋于强硬
余论
第八章汉奸归责与鸦片战争
避夷之长技以制夷
对英军“船坚炮利”的认知
“舍水战而备陆战”
坚壁清野
汉奸归责
英军取胜的原因
汉奸作用的认定
防民甚于防寇
推卸责任
汉奸归责与“鸦片战争”
扑朔迷离的汉奸真相
事实、史实与真实
晚清的基点
何谓“鸦片战争”？
晚清史基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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