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由于知识的存在，而得以超越单纯的感官体验。近代中国自“开眼看世界”后，西方新知大量涌入，深刻地改变了国人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当时习惯了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面对按各门学科划分、蔚为体系的新知识，所要做的，绝不只是囫囵吞下、勉力消化，更需鼓起断臂切腕、从头来过的勇气。从本书的诸篇文章中，读者自可发现，这些新知识的出现，背后包含的是何等复杂而艰难的情势，而展现此中情势，正可谓是“知识生产”研究的初衷。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所说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做些说明。“知识生产”不是近期流行的所谓“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社会科学层面上研究知识如何成为“生产力”。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以来，诸种知识如何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步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著作、教科书、学刊、图册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我们希望回到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知识如何被生产的”。
“知识如何被生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知识本身所内含的“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内含一种倾向，即自我宣称为“真理”，这使它以“真理”的面貌出现。而从历史学角度看，知识本身都是历史性的，其生成和传播，都须经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基于各种“真理性宣称”，已被生产出来的知识不断地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体系。
“真理性宣称”当然是促成知识在社会中传播的关键因素，如果一种知识否定自身为“真”，则几无传播的可能与必要；同时，这种宣称也保证了在特定的论辩逻辑和社会环境下，某些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从而影响和掌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面看，宣称为“真理”，可能会削弱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对大部分受众而言，知识本身的建构性和“暂时性”（temporality）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因此往往被忽视。当一个知识体系层累成型后，对其反思就变得愈发艰难。
此类情况在本书研究的重要对象——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教科书这种载体的特殊功能、编写方式和读者对象，知识在其中以一种更具“权威性”的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去看，那么教科书编写中的诸多方面，都在实践一种权力的运作——对读者施加知识的“规训”。这其中既有较为明显的部分，比如价值观念、道德评判、文化认同，也包括相对隐性的，诸如知识的分科划界、次第排序、叙述模式等。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和青年读者而言，这种“规训”甚至可能成为伴随终生的精神留存。历史、地理、国文等教科书，往往能影响人一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学人甚至到老时方能自觉于此，这在近代中国不乏其例。
以上所说还只是基于知识内在特点的分析。当知识获得载体，进入社会领域流通，它与“权力”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技术革新，出版事业蓬勃兴盛。尽管书籍是学问津梁，但印书贩书却是一桩“生意”，古今中外皆然。不过，进入20世纪，这桩生意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情状之复杂，自不可与古时同日而语。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其间，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角力不断。知识生产的社会面向，本身即构成一门独特的“文化政治学”。
所以，研究历史中的“知识生产”，正是希望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知识的“绳结”打开，爬梳知识制造、流动、重组的线索，以抽丝剥茧之手法，揭示知识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成为“权威”的全过程。当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境中，问题并不简单。大部分新知识的产生，不是来自传统知识的传承铺衍，而是或吸收西学或汲取“东学”的结果，其中经历了“西—中”或“西—东—中”的语境跨越。
由此我们想到，在观念和知识研究领域，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这种“转向”起初由科学史家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中提出，即在质疑知识本身天然内含“普世真理”的同时，更强调知识的“空间性”，或说“本土性生成”。像自然科学这般看似足够抽象和“普世”的知识，都不免被置于特殊空间内偶发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其他知识自不待言。
知识史的“空间转向”，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研究，当然有呼应之处，但前者更能为后者打开新的视野，它要求研究者不把西学简单地看成“已知数”，不从“已知”的全能视角出发，对西学引介加以好与坏、深与浅、全面与片面之类的评判，而需要以尽可能微观的方式聚焦，对传播的各个环节加以同等的考量。西学的传播和新知识的出现，并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纸面联系，而是知识在不同地域间“旅行”的结果。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它的载体，都经历了生产、交易、消费的曲折过程；知识的运送者、贩卖者、消费者、附带品，都是这趟旅行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部分曾在2013年7月6日至7日提交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学术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为高哲一（Robert Culp）先生在中心访学期间，与张仲民共同发起。工作坊最初希望集中讨论“教科书”这一特别的知识生产形式，但后来发现，如果将关注范围扩大到近代知识史的更多方面，则能相互参见，深化对相关主题的认知。故此，本书按文章论题，大致分为“教科书研究”和“新知识的生产”上下两部分。
现在看来，无论是工作坊期间热烈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还是结集过程中新作者的信任和加入，都体现出学者们对于“知识生产”这一课题的认同。这让我们感到，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那个紧闭双眼、蜷缩于学术子宫中的待产婴孩，而是在众人扶持之下茁壮成长的少年。尽管前路漫长，歧道丛生，但我们坚信，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必能为将来重新清理19世纪以来的汉语学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书前言由章可撰写，徐佳贵、金菊园两位帮助校订了全部文稿。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帮助工作坊举办和论文集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4年10月
目录：
目录
前言
教科书研究
韩子奇（Hon Tze?ki） “开眼看世界”——论晚清地理教科书中的全球图像
邹振环 晚清留日学生的英语教育与日本英语教科书在华之译刊
皮国立 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史教科书与医史教育
高哲一Robert Culp） 为普通的读者群体创造“知识世界”——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学术精英的合作
陈建守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翻译、书写及挪用
韩承桦 从翻译到编写教科书——近代中国心理倾向社会学知识的引介与生产（1902—1935）
黄东兰 自我想象中的他者——日本近代历史教科书的中国表述
新知识的生产
张仲民 晚清的广告理论发微
章可 “古学复兴”的两面： 清末西史知识构成之一例
徐佳贵 晚清士绅与清末地方兴学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浙江瑞安县公立中学堂存废之争为例的考察
金菊园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文本变迁
潘光哲 “深描细写”与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以《新史学》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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