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档案史料凝练而成的资深著作研判中美关系的必备参考书一部全面、系统反映中美关系的通史性巨著 中国与美国，是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令世界瞩目。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远航中国起，中美两国便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交往。在这悠长的岁月中，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大起大落，几经波折，但两国的交往内涵极其丰富。本书集中对中美关系中影响较大、特点较鲜明、内涵较丰富的1911—2000年的时期，分三卷，即191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2000年中美"入世"谈判作了精辟的分析。通过对三个时期两国间重大事件的叙述，展示了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双方决策的种种国内和国际因素，以及两国外交政策对世界的影响；展示了双方经过多年的磨合、冲撞，从扶持、对抗走向和解、共同前进的道路。书中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是根据重要的档案资料所得出，这为更好地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书已畅销10余年，修订本除文字修订外，还对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内容作了强调，并新增“新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一章，对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新现象、新发展作了概述。 目录： 今年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距上一次出版已经十年了，学界对本书还有需求，他们准备再版。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今年上半年我用几个月时间进行了修订。除了更正一本书第一卷最早是199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中美关系史（1911—1950）》。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只打算写一本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史。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和鼓励，恰巧我又调到美国研究所工作，于是着手继续往下写。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第二卷的写作时间拉得较长，幸好有美国研究所同事加盟，于1999年也完成了，并于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中美关系史（1949—1972）》。写到这里，肯定不能打住，中美关系刚刚破冰。于是又往下写。第三卷的写作大大得益于两次出访。1999年冬，我受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罗曼丽（PriscillaRoberts）博士邀请去香港大学作访问学者，使我有五个月时间集中精力，专心写作。2002年夏，我受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海塞威(RobertHathaway)博士邀请，去华盛顿作访问学者，使我有时间、有机会对一些美国前政府官员进行访谈，与美国同行切磋讨论。2004年第三卷完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把三卷合在一起出版。因为这三卷都是编年史，遵循同一个体例，各卷虽相对独立，合在一起却也不觉得牵强。所以虽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写三卷，结果却是这样一套三卷本。今年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距上一次出版已经十年了，学界对本书还有需求，他们准备再版。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今年上半年我用几个月时间进行了修订。除了更正一些笔误和作些文字上的修改外，主要的修订有这样一些：——第一卷序章中关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溢款原来只是在一个注中提及，现在放到了正文里，而且增加了篇幅。庚款留学是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社会和两国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两国的文化关系正是本书比较欠缺的内容；——第一卷第六章第三节加了一段中共二十多位高级将领1945年八九月间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延安飞赴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情节。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飞行，对当时国共争夺受降权的斗争意义重大。事情又相当偶然。但历史中不就是有许多偶然性吗？——第一卷第八章第五节，也就是第一卷最后一节我决定删去了，一些内容并入了第二卷第一章第一节。写作第一卷时，我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美关系还没有“尘埃落定”，及至美中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干戈相向，中美两国对抗与隔绝的格局才确定了下来。但到开始写第二卷时，又觉得前面有些事情写得太简单了，所以第二卷第一章第一节对第一卷最后一节中叙述过的一些事情又作了若干补充，这样未免有些重复。现在把这个重复消除了；——第二卷第一章末尾和全书末尾对朝鲜战争进行了评论。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如何来看待这场战争，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战场上的较量，笔者从一个角度谈了一些想法；——第二卷第八章第三节关于尼克松访华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根据现在解密的档案作了更清晰的表述；——第三卷第四章第一节对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要点作了概述。这个政策经过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和检验，现在更加丰富和发展了，但当初提出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第三卷第八章对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作了强调。这次首脑互访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不是一般的高层访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三卷增加了第十一章“新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原来的结语改成了“走向新型大国关系”。本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中美关系中有了许多新现象、新发展。我希望把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记载下来。自然，对这十几年的叙述是粗线条的，其详尽程度和深度不能与书中其他各章相比。我现在有一个心愿：再续写一卷，从2001年到2016年，涵盖两个布什任期，两个奥巴马任期。时间跨度比不上前几卷那么大，但在一卷书中阐述十六年的情况也应该是可以的。希望这个小小的心愿能够得以实现。在这次修订过程中，原来参与第二卷写作的同事又都认真地审读了各自的章节。友人仵胜奇、张文宗帮助核实材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曹培雷副总编辑、秦堃同志做了细致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中仍可能有错谬不当之处，当由我负责。当我完成本书的修订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并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在各种双边和多变的场合都在进行辩论，甚至争吵。于是产生了对于2013年提出的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悲观情绪，从媒体上可以明显感受得到。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是不对抗、不冲突，避免两败俱伤的情况。过去我们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现在这样说不够了，因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将深深地影响地区与全球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但中美两国，甚至全世界都承受不起两国对抗和冲突的后果。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发展不顺利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邓小平在两国关系最困难的1989年说过的一句话：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从那时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一再得到应验。现在这句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适用。因此，我对两国关系仍然是乐观的。中美关系仍将在颠簸中前进。 陶文钊2014年6月1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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