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说天国：从杨秀清到李秀成》为陶短房力作《说天国》系列之第二部，从历史的细节剖析太平天国的各类人物与事件，揭露光怪陆离的天国表象之后的真相。本书除了延续第一部讲述人物之风格，分析太平天国两位重量级人物杨秀清和李秀成的种种谜团外，还详细解答了诸如太平天国的宝藏都到哪里去了、洪秀全及其将领的印章下落、天历是怎么回事、太平军会不会种地等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了太平军及其遗绪——刘疙瘩起义的几场重要战役的成败得失，给人带来启迪性的历史思考。
目录：
自序
第一部
杨秀清的人缘
孤儿杨秀清和“政治病”
耳目、嘴巴、心腹和头脑
人情、宽严、公私
精明与笨拙，超前与落后
他是矛盾的混合体
1856年的那些事
从东孽到东升
李秀成素描
他的履历表有没有问题
革职、违令和自行其是
用人、练兵与爱民自序第一部杨秀清的人缘孤儿杨秀清和“政治病”耳目、嘴巴、心腹和头脑人情、宽严、公私精明与笨拙，超前与落后他是矛盾的混合体1856年的那些事从东孽到东升 李秀成素描他的履历表有没有问题革职、违令和自行其是用人、练兵与爱民他真的投降了吗 第二部洪秀全，谁认识洪秀全印玺知多少“长毛埋金”归何处“有钱同使”的真相金印银印何处去太平天国的“通天术”太平天国的改名癖太平军的“军”黄旗花旗杂色旗走进“新火器时代”太平天国有几级爵位太平天国官印上的名字没有大哥的王国太平天国和客家太平军中的“花面人”不阴不阳说天历太平天国和酒太平军种地吗太平天国的城市管理 第三部虎兕出于柙——清军—太平军永安之战始末一太平军新圩突围及袭占永安二前期永安之围三没有硝烟的战线四向荣复出与清方攻势五清方围困缩紧和太平军的困境六太平军突围和清军追击七永安之战双方优劣 战上海——太平军三攻上海之役述略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役第二次、第三次攻打上海之役经过上海之役的影响 可怜画饼误耕耘——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真相浅析 迟来的王国——1899年刘疙瘩起义战事始末一起义背景及起事前双方力量对比二其兴也勃三其败也促四见微知著，战后总结天国的金银财宝，哪里去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湘军大帅曾国藩不顾三伏酷暑，急急忙忙从安庆乘船赶到南京，头一次提审，就让幕僚庞际云、李鸿裔向李秀成问了一个十分有个性的问题——窖藏金银能指出几处否？不但曾大帅关心“长毛埋金”，其他人也很关心。清廷几次向曾家兄弟逼问藏金下落，答复是都让长毛烧了，而在曾氏同僚中和民间，关于湘军占南京发了大财的说法，从咸、同年间一直传到民国，甚至到今天。“太平军有藏金”的说法流传之广，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民国时期的军阀石肇武觊觎所谓“石达开藏金”，曾带兵包围了当年抓捕石达开的唐有耕的老宅，还自认石达开子孙，打出“替先人报仇”的堂皇旗号；直到前几年，四川、福建等地还有人打着“进京献宝”的旗号，拿着所谓“长毛藏金图”招摇撞骗。也难怪有这么多人眼热，太平军的确曾给人以金银累累的感觉。早期有《贼情汇纂》描绘太平军女官“两臂金钏累累”，而曾是太平军士兵的陈思伯记述，扫北军最后失败时，被俘的一名军官手臂上还戴着沉重的金镯子，以至于押解他的清兵因贪图金镯子而不惜松绑抢夺，结果被太平军军官杀人夺马而去。后期有青浦文人的笔记《星周纪事》里说，曾经穷得鹑衣百结的驻沪淮军因为和太平军经常交战，搜取死尸身上的金银首饰，一个个大发横财，赌博时桌上金镯子堆砌得跟小山一样。至于李秀成突围时还带着许多金银珠宝，以至于被贪财的乡民争抢暴露行踪，最终落入湘军手中，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史实了。“长毛埋金”归何处这个天国不太平太平军要这么多金银作甚？早期太平军实行的是严格的圣库制度，要求官兵不要私藏金银，且政策越来越严。金田时期，萧朝贵假托耶稣传话，要大家“金银须认得破，不要分尔我”，还没要求金银归公；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洪秀全下诏，缴获金银必须上交，否则治罪，还没提到连个人的金银也要交公，也没说私藏金银要处死；壬子二年（1852）八月在长沙城外，洪秀全的诏书已经规定，“自今不得再私藏夹带金宝”，违者斩首，这样一来，金银就都归了公。太平军虽然占领过几百个城市，建立过省―郡―县三级政权，但始终未形成稳定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他们尽管发行了货币，但由于战事一直进行，辖区很不稳定，这些货币更多被当做象征和礼物，而难以用于采购，尤其无法用于在“敌占区”采购各种必需品，这些都只能依赖金银，如此一来，将金银集中于圣库就成为必然。《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太平天国占领天京初期，规定老百姓每人允许私藏的金银限额为金一两、银十两，而稍后一些的《金陵省难纪略》则变成金一两、银五两，可见即使民间金银也要尽力搜罗，军中就更不必提了。这些搜集来的金银并非都放进圣库，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变成金镯子、金银首饰，戴在了各级军官、女官手里。许多记载都说，太平军的官员级别越高，首饰也越多，一些高级将领的胳膊戴满了半两一个的金镯子，而两司马这样的低级军官，就只需戴一个银条脱、一个银戒指。太平天国等级制度森严，从府邸、仪仗、旗帜、轿马直到每天能分到几斤猪肉，都是按照级别定量，官大镯子多，自然也是这种思维定势的反映。但另一个甚至可能是主要的理由，却是有其实际需要。太平军的后勤始终是大问题，在根据地尚难保证，一旦远征则更麻烦，各级军官多带一些“硬通货”，就可以在需要时购买各种军需。《贼情汇纂》也记载，不少军官会给士兵们分配“礼拜钱”，用于改善生活，而这些“礼拜钱”经常就是一个金戒指或银镯子。不仅如此，打仗总有胜败，一旦打败，将领们需要逃亡脱身，更需要招兵买马、东山再起，金银珠宝是绝不能少的。李秀成肯交出10万家产换洪秀全放自己出城，却在逃亡时不舍得扔下随身的一点首饰，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与之相反，限制普通士兵携带金银，甚至连首饰也不放过，也并非仅仅贪图那一点点财物，最重要的考量，是防止士兵脱逃。当“长毛”是高风险职业，不但辛苦，而且犯了太平天国多如牛毛的规矩要“斩首不留”，被清军捉住更是九死一生，因此逃亡现象始终存在，而且越是远征，逃亡的人也就越多。但离家越远，逃亡需要的路费盘缠也越多，如果没有钱，逃兵就逃不脱、逃不远，正是看到这一点，太平军才严禁普通士兵私藏金银首饰，而自广西到长沙，离家乡越远，禁令越严酷，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后期太平天国，是不是没有“圣库”？似乎不是。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宣布废除圣库，而且直到1863—1864年保留下的常州账簿都可看到，各级太平天国建制下都有庞大的库房系统，存储包括金银在内的各种物资。1860年李秀成占领苏州，曾将大量金银珠宝运回天京进贡。如果没有“圣库”，洪秀全父子就算收下，也不至于公开发表诏书嘉奖（那等于承认自己“贪污公款”）。之所以给人以圣库废除的印象，是因为后期分散主义现象严重，各地山头林立，大大小小的将领、郡县都建立自己的金库，而不是像前期那样，一切经过总圣库支派，这样一来就容易给人以“圣库废除”的错误印象。那么，为什么后期将士中有那么多人私藏金银，以至于让湘军、淮军大发横财？这也不光是后期军纪不如前期严明所致，而主要是因为后期太平天国滥封官爵，绝大多数将士都成了军官甚至高级军官，“只许大官戴首饰”也就自然变成了“大多数人都能戴首饰”，这就跟后期太平军依然规定有官职才能娶妻，但在外人看来就是“长毛多携眷”是一个道理。尽管如此，1864年破城前夕的天京城，恐怕的确没多少金银储备了。天京城被围困了两年有余，后勤被切断，但粮食、武器和其他军需的供应始终未曾切断。公私记载都表明，绝大多数供应来自外国轮船和利欲熏心的绿营红单船水师，交易地点则多在直到破城当天还控制在太平军手中的长江中关拦江矶一带江边。曾国藩、赵烈文等人都说，太平军不惜花费，收购粮食、军火，让外国走私贩子赚足了金银。这些金银自然来自圣库。可想而知，这样的交易维持了如此之久，城破时太平军焚毁了不少，突围又带走不少，剩下的再让湘军私吞一些，又能有多少金银可以“窖藏”呢？ 没有大哥的王国1852年4月7日，清军乌兰泰部追击从广西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突围的太平军，在龙寮岭的晨雾中击溃了太平军后队，杀死了2000多人。这是金田起义以来，清军在战场上获得的最大战果。由于仅仅一天后，得意忘形的乌兰泰部就在大雨中吃了太平军的埋伏，创下一次被打死4个总兵的空前纪录，只杀死些太平军小兵、家属的龙寮岭大捷，也瞬间从狂欢变成苦笑。好在被抓住的“长毛贼”中，还有个自称“洪秀全谋主”、“义弟”、“太平天国天德王”的家伙叫洪大全，被咸丰皇帝骂到头皮发麻的清朝“剿总司令”、以大学士身份出任钦差大臣的赛尚阿，如获至宝地把这个既会吹牛又能填词、当过和尚也自称过诸葛亮的“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装进一个木笼子，先是等到太平军从桂林城外解围北上后，把洪大全送到当年的广西省城外示众好几天，然后再不远万里，先水路后陆路，把这个“首逆”送进北京城献俘——要知道，十多年后，响当当的太平天国统帅陈玉成、李秀成，首辅洪仁玕，甚至幼天王洪天贵福，都没能“享受”如此规格的“隆重待遇”。没有大哥的王国这个天国不太平对于这个“天德王洪大全”，质疑其是否“著名匪首”的人也不是没有，比如有个叫陈坛的给事中就一直公开表示不以为然，连咸丰皇帝也有些含糊。但是清朝官书《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清朝遗老修的正史《清史稿》和被公认最翔实的清方情报总汇《贼情汇纂》，却都言之凿凿地承认洪大全的“长毛第二号人物”身份；赛尚阿的高参丁守存甚至还弄了几个马甲，写了好几本回忆录，羞羞答答地暗示，这被抓的“洪大全”才是真的洪秀全，而后来跑到南京城里当了十多年天王的那个，是个类似“影子武士”的冒牌货。如此多的权威说法、佐证，却在上世纪30年代被郭廷以、罗尔纲两位史学前辈轻松推翻：他们在洪大全留下的1500字供词里分别找出七八处破绽，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两位意见相左，但有一处破绽却是所见略同——供词里说“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太平天国究竟能有几个“万岁”固然众说不一，但这却是个绝对不可能有“大哥”的王国，就凭“我叫洪秀全为大哥”这一句，足以证明“洪大全”的供词有问题。后来的研究成果证实，“洪大全”果然不是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而是投奔太平军的湖南兴宁天地会小堂口——招军堂首领焦亮。然而在证据阙如、反证倒有不少的上世纪30年代，郭、罗二位是如何仅凭一声“大哥”，断定供词有问题呢？这就得从洪秀全的上帝教谈起了。在酝酿金田起义的时候，洪秀全为了神化自己，悄悄修改了基督教义。《新约》里原本强调，基督是上帝的独子，上帝虽然被称作“天父”，但他和每个人的“父子关系”只是精神层面的关系，是一种比喻，而不是血缘上的联系。洪秀全一方面承认这种“天父观”，另一方面偷换了“独子”概念，将自己说成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亲儿子，耶稣同父同母的亲弟弟，而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也分别是上帝的儿子或女婿，耶稣的弟弟或妹夫，幼天王洪天贵福则是“天孙”，后来还被过继给耶稣，成为耶稣和洪秀全的“双料儿子”。在这个精心编织的神圣家庭里，耶稣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更何况，在起义前夕和初期，萧朝贵假托耶稣，担任了实际的组织和指挥工作。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国的世界里，“大哥”是只属于天上而不属于人间的“专有名词”，确切地说，只有基督才是太平天国唯一的“大哥”。一份保存至今的天王诏旨里写得明明白白：“天下大哥独一，天兄耶稣是也，天兄耶稣而外有人称大哥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云中雪”在太平军中是“刀”的暗语，“过云中雪”就是砍头。虽然这份诏书未署年月，或许系永安突围之后才发，但“大哥独一”的理念来自上帝教义，洪大全倘若敢当着这套教义的创始人洪秀全之面叫“大哥”，就算“云中雪”不用过，恐怕至少会被“打化关”（太平军“打屁股”的暗语）打到记住为止的。既然“一个大哥论”是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身为“二哥”兼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洪秀全自然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原本在家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自打搞了上帝教后，大哥洪仁发就只能被叫做“长兄”，不能再叫做大哥了。洪秀全都不要大哥，全国文武百官军民人等谁还敢要？不要脑袋了么？诏书写得明白——“继自今诏明天下，以后犯者莫怪也”。正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和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在太平天国版图之内，“大哥”就成了消失的名词，别说老百姓自家的大哥不能随便喊，就算独享“大哥”专利的耶稣，也不能随便喊——那是人家“二哥”洪秀全的亲大哥，你算老几呢？照理说，太平天国禁止的只是“大哥”，二哥、三哥……其他哥并不在禁止范围内，可是到了中后期，洪秀全几乎每天都会写好多“天话”颁布全国，里面几乎总少不了“爷哥朕幼坐天朝”之类的套话，这“爷”是上帝，“哥”是耶稣，“朕幼”自然就是神圣的洪秀全父子，这么一来，别说“大哥”，就连“哥”字，太平天国内部人士也不敢随便乱用。如今保存下来的几百份太平天国一手文书中，由太平军方面口中直接喊出“哥”字的，只有昭王黄文英，他把堂兄黄文金称为“叔伯哥子”，不过这已经是在太平天国覆灭、他本人被俘之后，叫不叫“大哥”，都是要“过云中雪”的，本来就模棱两可，不知该不该回避的“哥”，也就没必要再忌讳了。 太平天国的改名癖明末陕西农民起义，最初的起义首领几乎都用的是假名，什么点灯子、不沾泥、射塌天、革里眼，五花八门，煞是热闹。究其原因，是这些人虽然造翻，他们的妻儿老小却还在老家当大明百姓，隐姓埋名，为的是不连累家人。太平军举家随营，而且笃信天父天兄能帮他们打下江山，自然不屑前辈们那种躲躲闪闪的窝囊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改名。恰相反，太平天国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普通一兵，改名是蔚然成风的。洪秀全自己的名字，按他儿子的话，是“天安的”。他本来谱名仁坤，小字火秀，开始传教之初，就假托天父旨意，改名洪秀全，这是因为上帝叫“爷火华”，自己的名字当然不能有火。不但如此，秀全这两个字可以很方便地拆开来做文章。后来金田起义，上帝会就大玩拆字游戏，编造什么“三星高照日出天”，什么“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合在一起就是洪秀全要当帝王。这招显然十分好使，直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几年，他还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编造着新字谜。太平天国的改名癖这个天国不太平不过，洪秀全可不是只有一个名字。他自己记载，上帝让他改名时嘱咐，他“下凡这几年”，有时候要叫洪秀，有时候叫洪全，这大约是为了保密和逃避清方追查；后来当了天王，他给自己起了个小名“洪日”，这自然是因为他自称太阳之故。洪秀全的重臣、大将中，改名字的也很多。比如北王韦昌辉和弟弟韦志俊，原本叫韦正、韦俊；大将李来芳，本名叫李开芳；名医李俊良，原本叫李俊昌；英王陈玉成，原本叫陈丕成；答天豫薛之元，原本叫薛小。其中有些人甚至改了不止一次姓名。如忠王李秀成，本名李以文，改名寿成，又改名秀成；赞王蒙得恩，本名上升，改名得天，又改名得恩；奏王赖世就，本名赖九，改名赖世国，又改名赖世就。为什么改名的人，太平天国特别多？他们改名的动机是什么？最常见的理由是“避讳”。封建时代各朝都有“避讳”，帝王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于其他场合；如果是双名，一般规定不能连用，比如南燕皇帝慕容备德，就规定臣民可以用“备”或“德”，但不许连用“备德”两字。太平天国对避讳的爱好，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天父天兄的名字，洪秀全父子和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名字要避讳；一些不好的字眼，如丑、亥（和“害”同音）等要避讳，甚至有些常用字，如师（只许用于军师、先师、后师等）、龙（只许说“宝贝龙”而不许用于取名）等也不能用，“王”、“主”等看上去比较“威风”的字同样不允许用。这样一来，许多姓都不得不改，王是中国排名前三的大姓，洪秀全表哥家也姓王，可因为王这个字不许用，王姓都被迫改姓汪或者黄，太平天国境内因此连一家姓王的都找不到。洪秀全不许一般人姓洪，安徽人洪容海加入太平军第一件事就是改姓“童”；他后来投降清军，第一件事就是把姓再改回来。同样，赖世国改赖世就，蒙得天改蒙得恩，也是为了避开避讳词。李俊昌改李俊良，是因为北王叫韦昌辉，有个昌字；李开芳改李来芳，则是因为翼王叫石达开，有个开字。从蒙得恩等人的几次改名（因为避讳上帝的上改名得天，又因为避讳“皇天”的天改名得恩）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避讳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但也有例外，后期由于天京之变和石达开出走等事件的影响，昌、开这些原本避讳的字变得百无禁忌，李俊昌、李开芳也因此恢复了本名，而因为洪秀全儿子洪天曾的出生，而不得不改姓“永”的太平军将领曾天浩、曾天养、曾水源等，也总算有了认祖归宗的自由。还有些人改名，是觉得本来的名字不雅。太平天国起自草莽，很多人只有个诨名，像天地会出身的罗亚旺，还有打铁出身的赖九，小偷出身的薛小，贩私盐出身的孙臭（后来改名孙魁文），本来都只有个小名，如今当上“高级官员”，总要起个相称的大号。有些人本来有大名，不过觉得大名不够响亮，就顺势改一个，像李以文改名寿成，大约就属于这一类。许多朝代的皇帝都喜欢赐名、赐姓，洪秀全也很喜欢这一套。陈丕成改名陈玉成，李寿成改名李秀成，都是他的杰作；特别是李秀成，这个“秀”是洪秀全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本来除了杨秀清，谁也没资格用，特意赐给李秀成，是为了告诉天下人，他对李秀成是一千个看重、一万个看重的。太平天国早期禁止结婚，已婚男女也要分别居住，许多深感寂寞的将士就到处搜罗孩童，当做义弟或养子。一些人丁单薄的高级将领，像杨秀清，也用这种方式扩充势力。这样，也产生了许多改名人物。辅王杨辅清等十多个“东王宗”名义上都是东王杨秀清的弟弟，其实只是姓杨的骨干将士。杨辅清本来的名字叫杨金生，因为认了杨秀清为兄长，名字自然也就改为标志性的“杨×清”(杨、清固定，中间一字不同)；而有些养子、义弟连同姓都不是，像比王钱桂仁的义弟钱寿仁，本名周寿昌，那是连名带姓一起改了的。还有些人的姓名，则是因为更特别的原因而改了的：单名。当年王莽认为双名不雅，下令全国都改成单名，连匈奴单于“囊知牙斯”都给他劝改了一个字的名字“知”；没想到千百年过去，太平天国却认为双名才是正理，单名应该唾弃，于是许多原本是单名的将领不得不改成双名。像韦正、韦俊就是如此，曾参加过三元里抗英的天地会老将周春，归附太平天国后就给改名叫“周春之”，捻军大首领龚得、张龙，也被太平天国写作“龚得树”、“张元隆”。高级将领如此，底层小兵就更委屈了，避讳什么的样样跑不了，有时名字给改了，自己都不知道。常州太平军中有个小卒，名字本来叫“龙角”，因为“龙”不许用于名字，这个小卒在花名册上就给随手改叫“隆郭”。这还算好的，还有个太平军小卒叫“李世贤”，和侍王李世贤同名同姓。尽管李世贤的名字不在法定避讳清单里，但唯恐“殿下不高兴”的顶头上司仍然大惊失色，勒令整改。这位小卒大约不过嘟囔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类几句废话，就被“斩首不留”了。 太平军自己种地吗？都说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军是农民起义军，可有没有人问一句：“既然是农民军，他们种地么？”要说未起事之前，慢说是普通将士，就算高级领导人，也免不了要种地的。天王洪秀全是富农家庭，他的两个哥哥都要种地，他本人虽然因为要读书考秀才，免了田里的农活，但根据洪仁玕的记载，他还是要去放牛，帮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做些杂工。在广西传教时，他借住赐谷村表哥王盛均家，和冯云山在田头发生过口角，似乎也帮忙干过农活。首义7王中，冯云山不仅会种地，还拾过粪；石达开“耕读为业”；杨秀清和萧朝贵都烧过炭，种过山；燕王秦日纲做过矿工，也当过农民；真正没摸过锄头把的，怕只有大财主的二少爷胡以晄，和小乡绅出身的韦昌辉了。可一旦起事，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小农民、小矿工、小书生，而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是天生的贵人，自然无需种地。不但他们不种，他们手下的兵将、甚至兵将家属都不肯再种地了。《紫荆事略》里说，参加太平军的将士家属变卖田宅从军，并嘲笑未加入的邻居是“田舍翁”、“村妇女”。很显然，他们不种地，也不想再种地。太平军种地吗这个天国不太平定都天京后，在甲寅四年（1854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里，规定犯错误的官员会被降职，“或贬下一等，或贬下二等，或贬为农”。这似乎说明了两点：第一，太平天国的将士如果不犯错误是不会去“为农”的；第二，太平军还是有人种地的，否则想贬人“为农”也办不到。在广西金田、东乡和永安州转战期间，太平军曾经控制过不少农田，但不论兵将还是随军家属，似乎都没有耕种这些土地，金田、东乡的许多农田被放入溪水，变成阻滞清军行动的障碍，而永安州的东平里倒是经过一次秋收，但种地的仍是当地未入营的农民，口碑有太平军和农民按比例分配收获的传说，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太平军本身参与了耕种。定都天京后，太平军虽然结束了流动作战生涯，并且设置了“天朝典农官”，但在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照旧交粮纳税”的传统体制，种地的仍然是过去的农民，他们算是“天国子民”，却不是太平军军士。在一些不稳定的地方，太平军甚至仍然沿袭“科派”、“打太平先锋”之类强制征收措施，“惊走妖魔”、“抢来米粮”，显然就更不会去种地了。例外的地方也还是有的。《粤匪纪略》里记载，天京南门外四十多里，板桥通往太平府、芜湖的大道西侧直到江边，有一片农地，名叫沙洲圩，是“贼所种田”。从词句可以判定，这一块是太平天国官方组织耕种的农田。此外，天京城内面积广阔，有山有水，也有不少田地；但根据时人记载，天京城内无一户种稻谷，田地都是菜园，不过广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是“种田的”。至于许多记载中说，太平天国出城割稻，甚至组织、强迫大批城中妇女参加，那可不是如某些史论者所言，是“帮助人民群众进行生产”。《粤匪纪略》里交代得很清楚，她们收割的，是“江宁未被扰害各乡”的稻谷。也就是说，这些农田仍然姓“清”而非“太平天国”，他们的主人对于这种“帮助”，怕是未必情愿、未必领情的。不论前期或后期，地方上有不少记载，说太平军轻徭薄赋，“着佃交粮”，甚至在个别地方也有没收逃亡地主和寺庙土地的记载，但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这些土地被安排用于军屯，或供数量始终很庞大的太平军家属、勤杂人员屯田。在江浙忠王李秀成辖区，有李秀成组织兴修海塘、堤坝的记载（多部时人笔记都说，李秀成派钱桂仁、熊万荃等负责巡查海塘，兴修水利），也有李秀成发放稻种的记载，但太平军本身并未直接参与农耕或组织屯田。在浙江象山，参天豫顾庭菁倒是组织过种桑养蚕，还打算修筑海塘，造田三万亩，但一来因为战局逆转，他的计划未完全实现，二来他本是象山土著，按照当地人的追述，这些计划虽然打着太平天国官方的旗号，其中却不免夹杂私利考量，比如种桑养蚕的牵头人，就是顾庭菁的两个女儿，因此，象山的“官田”，并不能完全代表太平天国的意志。在太平军看来，自己既然已经“翻身做主”，那就是“将军太守”、“夫人恭人”，下地种田这等又脏又累的活计，早已干够了半辈子，能不再干，便不再干。不仅如此，由于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编户制和征收制，不论收取租赋或“打太平先锋”，靠的都是武力撑腰，效率十分可观，只要不是赤地千里如李秀成“进北攻南”时的皖北，搞到粮食并不算费力，至少不会比种地来得费力。再者说，太平军和清军始终处于交战状态，分兵屯田，的确也存在困难。在某些特殊场合和情况下，太平军还是会迸发出“农民军”的本色，毫不犹豫地种起地来。被湘军李续宾部长期围困的九江，守将贞天侯林启容就“婴城种麦以自给”。后期天京被围，城中守军同样把菜地都改造成农田。癸开十三年（1863）秋天，城里农田甚至取得丰收，湘军在雨花台登高眺望，看见城内“青黄数十里”，感到十分意外。这种“军屯”是因为据点被合围，既不能征粮，也不能“打太平先锋”，不想饿死只能自己辛苦些。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制约，但必须看到，太平天国将士对自己曾经的农民身份百般回避，对农民、农活有本能的歧视，对吃力不讨好的屯田种地态度消极，只想着打痛快仗、吃现成饭，严重削弱了政权和军队的生存能力。这个沉痛教训直到太平天国灭亡后四五年，才由流落陕北的余部袁大魁加以总结。这支北方最后的太平军每到一处，就分兵屯田，力图自给自足。可惜这个教训总结得实在太迟，袁大魁部又实在太弱了，他从1867年底开始独立作战，1869年4月失败，期间两次丢失根据地，全军溃散，他所种的粮食，自己一次也没能等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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