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重大的民族存续和民生抗争，讲述一个民族不该忘记的故事。郑振铎所编中国历史故事*完备的本子。
本书简介：
郑振铎《民族文话》一书分为三编，收录郑振铎先生《民族文话》《古事新谈》《桂公塘》等三部抗战前后创作的作品。《民族文话》收《周民族的史诗》《武王伐纣》等15篇先秦故事。《古事新谈》收24则秦汉故事，以喻战后民生之事。《桂公塘》收四篇历史小说，包括《桂公塘》《风涛》《毁灭》《黄公俊之最后》。
作者简介：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收藏家，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现北京交通大学），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目录：
第一编民族文话
自序
一周民族的史诗
二武王伐纣
三殷之“顽民”
四奄、徐与淮夷
五穆王西征记
六犬戎的兴起
七“齐桓晋文之事”
八王子带之乱
九秦穆公的霸业
十弦高救郑
十一楚民族的霸业
目录：
第一编民族文话
自序
一周民族的史诗
二武王伐纣
三殷之“顽民”
四奄、徐与淮夷
五穆王西征记
六犬戎的兴起
七“齐桓晋文之事”
八王子带之乱
九秦穆公的霸业
十弦高救郑
十一楚民族的霸业
十二子产的内政与外交
十三柳下惠之介
十四晏子相齐前言一个民族要记住的故事蒙木
一代大学者郑振铎，生于戊戌变法稍后的1898年12月；1958年外访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其著作已经进入公版期，所以他的作品市面上很多，但反复出版的基本上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那几部煌煌巨著；而他很多趣味性的小册子似乎被淡忘了，例如这里选择的《民族文话》和《桂公塘》，它们均是作者在抗日期间写就的，为我们讲述一个民族不该忘记的故事。
这些匕首般的议论正是古事值得新谈的意义。所有历史故事，重新讲述的价值就在于对思考当下问题有所启发。历史事件真相湮没难辨，留下的乃是古人所谓三不朽的立言，要么是“喻世明言”，传递一个群体的光荣梦想；要么是“警世通言”，告诉我们要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本书第一编《民族文话》和第三编之《桂公塘》《风涛》《黄公俊之最后》，属于“喻世明言”。本书第二编《古事新谈》和第三编之《毁灭》，属于“警世通言”。
一个民族要记住的故事蒙木
一代大学者郑振铎，生于戊戌变法稍后的1898年12月；1958年外访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其著作已经进入公版期，所以他的作品市面上很多，但反复出版的基本上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那几部煌煌巨著；而他很多趣味性的小册子似乎被淡忘了，例如这里选择的《民族文话》和《桂公塘》，它们均是作者在抗日期间写就的，为我们讲述一个民族不该忘记的故事。抗战早期，他在1934年写了《桂公塘》讲南宋末年文天祥故事，文天祥赴元讲和被扣押后，设法逃离，辗转脱险的故事，得名于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中“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句。最早载于《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鲁迅在1934年5月16日给郑振铎的信中说：“得来函后，始知《桂公塘》为先生作，其先曾读一遍，但以为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郑振铎接着又写作了《黄公俊之最后》《毁灭》。《黄公俊之最后》写黄公俊参加太平天国，后来为了挽救危局，两次只身前往湘营,试图说降曾国藩和曾国荃，反遭囚禁后慷慨赴难。《毁灭》写明末阮大铖和马士英结党营私，弄权欺诈，最后家国俱毁的可耻悲剧。这三篇作品在1936年结集为《桂公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署名“郭源新”，列入“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1939年6月郑振铎又创作历史小说《风涛》，写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既抨击了魏忠贤的专横残暴，又突出了李应升等人的浩然正气。比《风涛》创作稍早，1938年春夏间，作者以“源新”为笔名分别于《申报·自由谈》和《鲁迅风》发表了《民族文话》，从周民族立国到孔夫子，共15则先秦故事。本计划写到民国初，却因为上海沦陷而被迫停止。1946年2月该书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单行出版。郑振铎在《民族文话·自序》中说：“在现在这个异族侵略的时候，我们民族表现得更一致、更勇敢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易之辞复述出来……我们将这往昔的伟大的故事、不朽名著里，学习得：该怎样为我们民族而奋斗。气节、人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辞，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民族文话》和《桂公塘》都不大容易见到了。本书将《风涛》备列《桂公塘》，按照主人公所处的年代重新排一下顺序，作为本书第三编；《民族文话》，建国以来它一直没有单独再版过，列为本书第一编。作者另有和《民族文话》题材相近的《古事新谈》，篇幅最小，列为本书第二编。为尊重作者原意和历史原貌，本书对原作中不符合今天规范的用词和概念均予以保留，不做任何修饰，请读者明鉴。《古事新谈》的写作背景是：抗战胜利后不久，郑振铎和马叙伦、林汉达、许广平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抗争。1946年，作为一位杰出作家和编辑的郑振铎在自己担任主编的这份杂志的第29—33期，发表了《古事新谈》，共24则先秦和西汉故事，除了《囤积居奇》《钱币与粮食》来自《盐铁论》，其余22则全部改写自《史记》。《古事新谈》不仅仅编写经典老故事，还在部分篇末发了一句直截了当的议论，例如第1篇“秦政焚书坑儒”最后的议论是：“难道今天还有学他样子的人？”第19篇“公仪休不受鱼”最后的议论是：“今日有不与民争利的官么？”理解这些故事和议论的针对性，我们可以参看他同期发表的《把主人当作了什么人？！》（1946年5月25日《周报》第38期）：中华民国的主人们，何曾做过一日的主人呢？……民主不是赐予的，是要争取的。不争取，便不会有民主政治的实现。赐予的民主，决不是真的民主。我们人民们很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积极奋起的向争取民主的大路上走去。前途的绊脚石还多极多极。但不用怕，一个个的把他们搬移开去便好了！但要有勇气，有耐力去搬移。……争取民主，争取人民的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这是今日一切政党的目标，更是某一个政党里进步分子们所应尽心致力于此的——假如那个政党还想存在下去的话。
这些匕首般的议论正是古事值得新谈的意义。所有历史故事，重新讲述的价值就在于对思考当下问题有所启发。历史事件真相湮没难辨，留下的乃是古人所谓三不朽的立言，要么是“喻世明言”，传递一个群体的光荣梦想；要么是“警世通言”，告诉我们要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本书第一编《民族文话》和第三编之《桂公塘》《风涛》《黄公俊之最后》，属于“喻世明言”。本书第二编《古事新谈》和第三编之《毁灭》，属于“警世通言”。庄子有所谓得意忘言，为了这个警醒世人、晓谕世人的“意”，故事本身的真实性都不是那么重要。例如黄公俊，根据罗尔纲的考订，太平天国根本没有这个人（罗尔纲于1934年12月在《大公报》上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后来南社诗人胡怀琛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承认自己为了反对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个太平天国叫黄公俊的人写的诗文。本书几乎囊括了郑振铎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他们均有关乎民族存续和民生抗争重大指向，是作者在我们民族面临危机和转型的时候，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鼓舞民气而讲述的故事。至于1957年,郑振铎还写出以屈原为主人翁的《汨罗江》，因为其写作背景和以前大不相同，本书就割舍了。作者另有《取火者的逮捕》等古希腊故事的演绎，歌颂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反抗精神，毫无疑问也是一样有所寄托的，有心读者可以参照看，但不是本书编选范围，所以也割舍了。历史故事是常读常新的，希望大家能够从郑振铎的这些历史故事中读出新意来，借用《古事新谈》第二篇“刘邦打陈豨”最后的话：这是一个很老的故事了，不过我们读起来不还是很新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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