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以电信、铁路、开矿等近代工业为内容，与近代化议题密切相关。由于准条约涉及对外经济事务，在外交职责划分并不清晰的晚清时期，企业在很多时候承担起对外交涉的职能，并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责任或国家责任。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准条约与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了变动，虽然电信、路、矿等准条约依然存在，但政治贷款开始出现。晚清政治改革时，清政府设立专门经济管理部门，试图以制度化的努力，将经济剥离于外交事务之外，以保利权。民国成立后，全面继承了晚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条约和外债，并宣布对所有外人既得利权一体保护，准条约当然在此范围之内。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准条约的弱化趋势加剧，除无线电类准条约一枝独秀外，其他类别的准条约逐渐消失。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时刻。
作者简介：
侯中军，山东嘉祥人，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专业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外关系史。出版专著一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先后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在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战外交以及琉球问题等方面都有专论。专著《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荣获近代史所科研成果优秀奖，并多次荣获近代史所青年学术论坛论文优秀奖。2010—2012年，以在职身份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于201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进行过一年的访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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