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强势生存》以高端文明的视野回望文明发展的足迹，视图找到与我们的历史传统完成精神对接，从而对中国文明未来方向作出选择。 2.我们怎样确认中国文明的历史坐标？如何找到自己的文明话语权？ 3.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什么在近代以来沦落为穷弱之邦？百余年后，当我们重新崛起的时候，为什么仍然有着深刻而普遍的社会迷茫？ 4.不清楚某种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种文明的原创特质，便不能了解这一文明的衍生传承法则，更无法预测这一文明的变化趋势。5.作者孙皓晖，前所未有地以文明史意识，对中国原生文明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作出历史比较。 6．中国原生文明时期的历史特质，是决定中国文明与民族精神的文明基因，同时也将继续影响文明与民族未来的发展。 7.沉积两千余年的儒家史观，已经使我们的历史意识严重沼泽化，使许多进步思想家与外国研究家，都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严重误读。 8．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以民族生存方式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各个名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强势生存》力图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作者孙皓晖从反思世界文明入手，指出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重重困境，通过提出中国原生文明史观，进一步重新确立中国原生文明研究方法，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将古代中国原生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进行比较，突破传统儒家历史观的藩篱，明确指出中国原生文明的生命样态，重点提出“强势生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全书18万字，结构清晰，逻辑明确，篇章字句之间体现出作者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刻洞见。
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秦文明研究院院长。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强势生存》《大争之世：战国》。
目录：
序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
永续不朽的历史奥秘：中国文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比较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序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 永续不朽的历史奥秘：中国文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比较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 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儒家独尊的历史解析 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后记积微深掘理我文明前言序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历史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序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历史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叫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声速时产生巨大而尖厉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声速飞行。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尚远。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门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地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起，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有史可考的地步。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也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确认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5000余年。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说极其特殊，因为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的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代）、秦帝国（大统一时代）六个时代。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而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在流变中趋于僵化腐朽 自西汉汉武帝时期起，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制的政策。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由此，我们文明的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作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卖国条约、割地求和、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人类世界的国家文明历史，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在国家群落的纷纭兴亡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兴衰荣辱。不变的事实是，中国跋涉到了最后，成为世界第一期国家群中唯一一个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古老国家。原生族群没有变，国土基础没有变，文明架构也没有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人类最古老的国家文明的唯一活体存在，是6000余年前的东方人种文明创造力的永恒骄傲。为此，研究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历史性课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性课题。人类世界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有创建更高文明形态的历史方向。这一历史方向，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发展所呈现的历史轨迹，更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在生亡兴灭的历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我们既要尊重历史，我们又要修正历史轨迹的延长线，抛弃历史留下的垃圾遗产，进而尽可能明晰地确立我们未来的文明发展方向。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世界要无视唯一的一个从最古老时期一直有效存活到进入现代世界国家之林的文明大国的生命智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无论当代世界如何以暂时居于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主流，而有意识地忽视，甚或有意识地轻慢一切有关中国的话题；关于中国文明生命力的重新发现，重新开掘，重新整理与重新总结，都会以无可阻挡的现实脚步，迟早会成为整个人类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的最重大的探索课题。 无谓的骄傲是浅薄的。无端的自卑是猥琐的。 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取决于自身生成时期的历史特质。这些历史特质，不是上天神灵赐予的，也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相反，它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且经过了严酷的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定型，并最终构成国家文明根基的那些最基本的文明架构与文明元素。从理论上说，这些具有“天赋”基因意义的创造物，就是那些一旦在静态出发点时期被设定，此后便永远不可能变更的历史元素。这些最基本的文明元素，就构成了我们进入国家文明成熟期的历史特质，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国家文明基因。 什么是静态出发点时期？ 从理论上说，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决定事物本质的生发、成长及其定型的时间阶段。举凡自然创造物与社会创造物，都是如此。一个物种，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胚胎生成阶段及生命体的成长阶段、定型阶段，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某种海中生物，一旦上陆历经成长时期并定型为某种动物，其生命的本质结构便已经完成，其后无论如何演化（某种功能器官的进化或衰退），其作为某种动物的特殊本质，都不会改变。一种型号的汽车，其设计阶段及依据或修正设计图产出定型车辆的阶段，就是这一型号汽车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一旦问世（上市），其后无论如何修改外形，或增补内饰，或增强功能，都不可能改变其本质——根本结构。同理，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群，在特定时期创造出一种国家形态，并历经一定历史时期的成长，定型为一种稳定的国家文明形态，这个国家文明的生成期、成长期与定型期，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决定它的本质结构的时期。此后，无论这个国家文明形态如何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变强大，或者变弱小，或者最终灭亡，或者一直走到最后，它的那些特定的本质都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原生文明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实践中，除了倏忽生灭的许多小国家，世界各地区的主要大国，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时期。古希腊有，古罗马有，古埃及也有，古巴比伦与古印度同样有。虽然，因为历史黑洞太多，它们的原生文明时期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它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生成期与定型期，这是毫无疑问的。以相对清晰的古罗马为例，其生成期是公元前数百年的“狼孩”传说时代，直到罗马人的国家政权创立；其成长期与定型期，则由罗马早期共和制，直到执政官独裁制形成并定型；其后的皇帝制的罗马帝国，只是独裁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古罗马文明定型后的国家历史形式而已。也就是说，从公元前700余年的罗慕路斯兄弟建造罗马城而创建国家，直到罗马共和国定型为执政官独裁制（前三雄时期），前后历时700余年，是罗马帝国的原生文明时期。其后，罗马帝国生存发展到公元300余年时两分，欧洲的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00余年时灭亡，最终结束了欧洲最大古典国家文明的生命历史。 那么，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应该在哪里？ 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原生文明时期。历史实践的呈现是：从舜帝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夏王朝建立，是中国国家文明的生成时期，大体100余年；从商周两代到春秋社会，是中国文明的成长变化时期，大体1000余年；从战国到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定型时期，大体300年左右。从总体上说，这三个时期，包括了舜禹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七大历史阶段，都是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时期。从秦帝国之后，中国文明进入成熟期，始终以统一文明的历史形态矗立于世界国家文明之林。所谓一种文明形态的成熟期，就是这种特定的文明形态已经没有了剧烈的形态结构变化，而进入了常态发展的历史时期；此后，决定这种常态发展生命力强弱的，就是那些在原生文明时期已经形成的历史特质。对这一历史演化过程的详细论说，我已经在3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呈现出来，请有心深入的读者读之品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原生文明时期，中国文明形成了鲜明的三大历史特质。其一曰实践发散性思维方式，其二曰强势生存，其三曰多元均衡。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原生文明最重要的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基本方面，是中国文明最深层的原生设定。也就是说，所有具体领域（政治文明、战争文明、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等）的结构方式与核心价值观，都是在这三个原生设定所规范的框架内运行的，都是服从于这三个方面的原生设定的。从这三个基本方面的关系而言，它们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同个体生命中的基因排列组合方式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原生文明三大历史特质的有机联结方式，就是中国文明历史特质的一部分。没有深厚的历史哲学意识的民族，是“读”不懂文明元素联结方式的重大历史意义的。抽象的根基是具体。我们先来最简约地说说三大历史特质。实践性与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国家文明的主体基础，是特定民族或民族群。因此，主体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于它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思维方式，不是立足于今天的国家民族群智慧海洋而言的，而是立足于5000余年之前创造国家文明时期的族群思维方式而言的。那个时期生存在中国大地的先祖族群们以它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创建了我们最早的国家形式；因此，它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覆盖了我们国家文明的方方面面，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国家文明的历史特质。揭示原初时代的族群思维方式特征，神话比较是一条路径。神话是什么？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所以形成的想象（创世）。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她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生存环境创造的最原初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对这两种神话体系的分析比较，能够相对充分地揭示两种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的本质性特征。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的，是不包括人类的实践奋争在内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总而言之，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显然，这种关于神人关系的想象力，渗透出一种区隔分明且静动有界的思维方式。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截然不同。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人类生存环境，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与整个人类世界相对应的大自然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盘古氏与女娲氏，都不是希腊神话里具有完整神性的天神，而是神性与人性统一的中国神话里的“人神”。而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时代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鼓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成为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也是具有同质性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远古神话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在开始阶段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远古神话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包含的理解力的最初根基。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理解能力，朦胧地涵盖了特定族群在此后的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特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一是实践性，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的努力奋争达成的，绝无脱离人类实践的虚妄的天神赐予；一是发散性，事物之间绝无不可逾越的差别或障碍，包括神和人在内的一切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变化与爆发是事物的常态，顺应天地人各方变化方能生存。这两大思维方式特质，决定了其所创建的国家文明的一切特质。与大自然之严酷紧密融合的实践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奋发、不事虚妄的求实精神；与大自然丰富变化紧密融合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所创建的国家文明始终具有“求变图存”的自觉意识，具有“顺天应人”的变革意识。尤其是，在世界国家文明进入到西方国家领先的近代社会后，我们民族仍然能够艰难地打破自我封闭状态，艰难地摆脱衰老腐朽的历史桎梏，放眼世界，寻求新的生命参照系，不畏浴血奋战，在一个具有最古老帝制传统的国家，既抛弃了“君主立宪制”，又推翻了帝制，先后两次建立了“共和”，并且以历史大潮有效地淹没了帝制复辟的几次倒退；其在政治文明形式上实现自我再造的彻底性，已经超越了英国与日本等一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特有的立足实践的“求变图存”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这样的具有最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恢复帝制几乎是必然的历史道路。帝制在中国所以不能复辟，正在于我们民族思维方式所达成的共同的精神基础，使整个中国社会再也无法形成帝制复辟的强大力量。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中国文明第二个历史特质，是强势生存的理性精神。一个民族的生存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危难之时的终端表现——强悍的姿态与果敢的行动。这种终端表现，几乎是世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在面临危机之时都会有的，只是程度不同或结局不同罢了。从本质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的生命状态所具有的力量特质，也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硬度特质；它包括了终端行动阶段，但又不局限于终端行动阶段。从根基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最主要的客观基础，在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及由此而产生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自觉而清晰的生存目标理念，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坚实的文明自信心，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为目标理念而能顽强奋斗并长期坚持的策略（方法）的经验资源。强势生存，绝不是简单的强悍，而是一种深刻的理性生存精神。我们民族五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理性生存精神的全部历史内涵。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上，中国并不总是强盛富庶的，中国对生存空间的开拓与扩张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同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中世纪“十字军东征”那样无限度的战争扩张；也没有出现过如同西亚地区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甚或横跨欧亚的拜占庭帝国那样的迅猛扩张；更没有出现过东亚蒙古人在强盛时期的世界性扩张风暴。中国有过许多次的贫弱时期，也走过许多的历史弯路，中国文明之舟也有因破损而不得已被打上的“文明补丁”——东晋时期北朝100余年的诸胡统治、元代80余年的蒙古人统治、清代200余年的满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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