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丛书所选为民国社会调查名篇，从社会学价值、人文内涵、作者影响力等多方考量其价值，是兼具参考性和可读性的民国历史人文系列小读本。2.所选多为著名社会学家或社会学研究机构调查的精华成果，可以从此角度深刻理解当时如李景汉、潘光旦、严景耀、陈鹤琴、顾颉刚、陈达、田汝康、鸟居龙藏等著名学人坚定而真诚的救国济民的抱负与情怀，及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方式方法、态度风貌等。3.帮助读者从民国著名学人笔下具体而微且各有特色的调查和叙述之中，去触摸民国鲜活生动的社会场景，认识民国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感受今日中国已然逝去的社会风貌。4.丛书所精选的篇目，以社会叙事法、综合统计法、案例法等多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呈现，或客观记录，或委婉叙述，文字通俗流利，语言生动可感，读来别有意趣或理趣。
本书简介：
本书为民国社会学家王无为对上海娼妓业所做的社会调查报告，发表于1948年《市政评论》。该篇报告详细调查了当时上海书寓娼妓、长三、么二、台基、野鸡等各类社会娼妓的前史、从业人数、方式、特点等，并对造成当时社会娼业兴盛的一般社会情形进行了全面调查，指出上海娼妓业发展与戏园、乐园、文风、画家、出版界、赌博、鸦片、奢侈品等的密切关系，揭露娼妓制度对社会风气、家庭、婚姻、经济等的不良影响，并提出自己的废娼理论及建议。
作者简介：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环境史以及社会经济史。代表作有《中国荒政全书》《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思想史、中西关系史。代表作有《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清史编年》《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著者王无为，民国社会学者。
目录：
一、楔子
二、上海淫业的前史
三、书寓时代的淫业
四、长三的演进情形
五、么二的前尘后影
六、台基的勃兴
七、野鸡的生涯
八、碰和台的状态
九、白鸽党(又名翻戏党)的色饵
一○、花烟间的惨状
一一、钉棚娼妓的苦况
一二、咸水妹
一三、汆牌的流荡情形
一四、擦白党
一五、烟间娘姨的淘汰一、楔子二、上海淫业的前史三、书寓时代的淫业四、长三的演进情形五、么二的前尘后影六、台基的勃兴七、野鸡的生涯八、碰和台的状态九、白鸽党(又名翻戏党)的色饵一○、花烟间的惨状一一、钉棚娼妓的苦况一二、咸水妹一三、汆牌的流荡情形一四、擦白党一五、烟间娘姨的淘汰一六、女伶卖淫的回光一七、空房出租的黑幕一八、台基变相的旅馆一九、招待淫业的茶楼二○、媒合淫荡的戏园二一、招揽淫业的乐园二二、小房子二三、半营淫业的妇女二四、提倡淫风的文妖二五、伤风败化的戏妖二六、诲淫的画家二七、吹嘘淫业的出版界二八、淫业寄生虫的流氓二九、外国娼妓三○、可惊的娼妓人数三一、娼妓的潜势力三二、娼妓的出产地三三、淫业与赌博三四、淫业与鸦片三五、淫业与奢侈品三六、娼妓的寿命观三七、花柳病的借鉴三八、娼妓制度与青年三九、上海人的性交观四○、救济娼妓的机关四一、不澈底的禁嫖运动四二、外国人的废娼运动四三、经济上的淫业观四四、婚姻上的淫业观四五、家庭黑暗与淫业四六、妾婢制与淫业四七、治标的遏止淫业四八、我们的根本废娼论附录通讯废娼会筹备事务所通信录 文摘一编者弁言|夏明方 黄兴涛 在距今110多年前的1902年，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以其振聋发聩的神来之笔，对二千年来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的王朝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进而倡导以由芸芸众生构成的人群为主体的新史学，从此为中国史学“辟一新天地”。无独有偶，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其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幻想小说中，他又借着一位虚构的人物，即六十年后来自山东曲阜孔夫子的旁支裔孙，时任全国教育会会长的文学大博士孔觉民之口，将其自己对于“国情调查”的主张宣之于众。在他看来，当日的中国维新改革已成当务之急，但是由于国家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动如异域”，“政府亦向无统计报告之事”，以致“国民于一国实情始终瞢焉”，对“改革之条理细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兴，某地方某弊宜革，无论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详尽也”。他希望自己理想中的政党组织，能够设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以十年之力，遍游各省，上自都会，下至村落，无不周历，调查国情，随时报告，共资研究”。他所设想的调查内容包括地理、户口、政弊、国计（指政府财政）、民俗、民财、民业（包括工艺在内）、物产（含矿产等）、商务、军政、教育以及会党（专指秘密结社）等。在梁先生看来，为改造中国，除了从“扩张党势”“教育国民”“振兴工商”“练习政务”“养成义勇”“博备外交”等六个方面入手之外，还应推行“编纂法典”和“调查国情”这两项“不世大业”。梁启超还给后者，也就是国情调查，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那就是“今鉴”。这种类型的“今鉴”，看起来是调查者对现实社会的即时记录与现场描绘，而与所谓的历史叙述别为两途，但从其主旨与内容来看，倒是很符合梁所主张的新史学的四大精神，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开启了近代以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路径。梁启超的设想，在民国时期终于汇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调查运动”，时人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尽管到了1964年，也就是梁启超想象中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这些曾在再造中国的历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今鉴”（梁曾设想有60大厚册，在全国各个图书馆都有珍藏），就像那位虚构的孔老先生在追溯“国史”时所说的，因为时过境迁，似乎“没甚用处”，以致无人对此加以研究。但他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福建教育出版社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批调查文献，终于掸掉覆盖于其身的厚重积尘，而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名义全景式地再现于后世。时移世易，沧桑迭变，但是透过这些文献，我们一方面依然能够感受得到那一众先贤，如社会学家李景汉、严景耀、潘光旦、陈达，教育学家陈鹤琴，历史学家顾颉刚，经济学家刘大钧，民族学者陶云逵、田汝康、江应梁，民俗学家钟敬文，心理学家张耀翔，乃至文学家冰心，等等，其坚定而真诚的救国济民的抱负与情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可以从这一大批著名学人之笔下具体而微且各有特色的调查和叙述之中，去触摸那一时代鲜活、生动的社会场景，去认识那些形形色色、似曾相识的社会群体，去感受今日中国赖以孕育却已然消逝的历史世界。于是，昨日之“今鉴”，今日之“故纸”，则不仅仅为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各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留下了一座极为丰富的史料宝库，也是透视那一时代之政俗民情、人间百态的特殊窗口，具有不可磨灭的人文价值和历史内涵。故此，我们在以往分类汇编、集成出版的基础上，策划这套“民国万象”丛书系列，从数以千计的调查文献中挑选出一些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经典作品，如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王无为《上海淫业问题》、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教育杂志社《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李景汉等北京妙峰山调查系列、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等，独立成册，希望以另外的形态，为一般的民国历史文化爱好者及某些独特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另一种独特的人文阅读体验和价值参考。尤其是在一个其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被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城市化冲刷殆尽的当下中国，这些距今六七十年之前的、经由诸多大家审慎瞥视而意欲改造的世间万象，反而会给我们无尽的怀旧之情提供一丝丝难得的慰藉。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如在目前。是为序。夏明方 黄兴涛2016.6.16于北京 文摘二|二、上海淫业的前史 (一)上海淫业的创始时代黄歇浦从黄歇渡浦以后，就变成著名区域。到了满清初年，这浦的位置，益觉重要。浦里的船舶往来，也益发众多。中国从来习惯，只有商人肯冒险，也只有商人轻别离；所以坐船的人，商贾总占多数。坐船舶的人，商贾既占多数；船舶多的地方，自然就是商贾的势力范围。做商贾的人，在从前交通不便的时代是狠苦的。他所以肯吃苦，大半都因为做商贾有厚利可图。商贾有厚利可图的公然秘密，被土人知道了，自然会生瓜分的心。但瓜分的手段，用强力会犯法，并且不一定能够得到手，因此就只好用心揣摩商贾的需要，载个女子让商贾发挥兽欲，去取商贾发挥兽欲的代价。黄歇浦所以有娼妓，大约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可以算是上海淫业的创始时代。 (二)画舫全盛时代乾嘉以后，扬州风气，慢慢转到黄浦，浦上就发见了粗具规模的画舫。有了画舫，娼妓的形式，当然逐日整齐；豪嫖的人，亦照例应运产生。所谓“百缗缠头，千金买笑”的故事，又必时时扮演起来。由是黄浦的水上淫业，便进到全盛时代。 (三)娼妓登陆人情久则必变。水上淫业，经营久了，自然会想搬到陆地。恰好道光初年，上海人口逐日增加，商务的趋势，也日新月盛；那“宛在水中央”的娼妓，便趁这机会，登了岸上，在城里虹桥左近，结起花寨。上海城里，从此便受了有淫疫区域的宣告。一直到了民国纪元前五十八年，商务趋向，改变了许多，虹桥左近的娼妓，次第搬到城外，上海县城里头的淫疫，才肃清了一半。到民国纪元前五十年，庚辛一变，吴越相继失守，许多豪富，都来上海避难。嫖的人多了，被嫖的娼妓，因为应嫖人的需要，也逐渐加增，由是上海城内外的淫业，便都占了中国淫业界的重要位置。 (四)城内外淫业的变迁民国前四十五年左右，各处乱事都平了，住居上海的豪富，十去八九，上海的淫业界，狠受一番大影响。城内白栅、梅花弄、鸳鸯厅、朱家弄、画锦坊、薛弄、季家弄等处的妓寮，固然呈了岌岌不支的状况；城外临河一带的妓寮，更是穷蹙不堪，大有“捉襟见肘”的形势；上海的淫业，几乎要宣告破产了。不料欧美的资本家，恰巧在那时候，连翩而来，洋行一天比一天多，洋行的买办先生，也一天比一天增加。洋行的买办先生，那个不发财?他发了财，自然要嫖，由是上海岌岌可危的淫业，又被一些买办先生维持住了。但那个时代，上海的淫业，虽然全靠买办先生维持，淫业的地点，却不集中城外。他所以不集中城外，是因为城外只有临河一带，是最好的地点；然而那时候临河一带高张艳帜的人，大半都是江北妓女，专接船上水手和洋行的西崽。苏州、南京、上海人，最恨扬州人下流；那地方即有了狠多的扬州人，他们自然不肯同他混在一块。由是从前由城里搬出城外的娼妓，又次第移回老北门内沉香阁一带；新张艳帜的娼妓，也一律集中于城内了。 (五)小结以上所述，是上海淫业演进的上古历史。过了光绪初年，上海城里的淫业，大半都搬到租界。那个时代，便是下文所说的书寓时代。 文摘二|三、书寓时代的淫业 (一)书寓鼻祖朱素兰书寓这名词，是代表说书人住的场所。从前名称狠不划一，有说书寓的，有说词寓的，还有把说书人聚集的场所，像书场词场这一类的名词，做他代表的。但实际上书寓词寓，是和书场词场，完全不同。书寓词寓，是一种娼妓叫做词史的寓所；书场词场是词史说书的会所。寓所卖色，会所卖艺，两个机关，性质上实有极大的差别。书寓书场这名词，在上海淫业界才发现的时候，是在咸丰初年。创始人名朱素兰，狠会说书。所识的字，虽然不多，然而写几行薛涛笺，做几句填满“绿蕉忆旧”“红豆相思”“蕉叶有心”“杨枝无力”的皮傅渔阳诗，倒也可以勾引荡子。他既创了书场，就把住的地方，挂上书寓的牌子，表示这书场是书寓里头的人所组织的。不过那时代娼妓会说书的狠少，虽然有书场，简直寻不出五六个说书人。因此那时代的书场，并不十分有声色。到了同治初年，周瑞仙、严丽贞一些人，个个都露了头角，说书的人，才增加了好些，书场书寓的名目，才差不多可以说是到处可见的名目。 (二)书寓演进的初期那时代的书场，立有严格限制的规则。凡入书场的娼妓，至少须能唱几本传奇，并且须自幼得老词史传授的，才可以入书场。入书场的娼妓，叫做词史，或叫先生。词史或先生的门前，准挂一块书寓或词寓的招牌。书寓或词寓的词史，卖淫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们自命只卖一个“艺”字，并不承认这个卖淫的秘密。他们分内的事，除了说书，便是陪酒。出门陪酒，叫做当差；以后呼声愈呼愈讹，有呼做堂柝的，有呼堂差的；到了现在，大家便都叫做堂差了。他陪酒的时节，照例只主酒政，做酒筵上的都知录事。在做都知录事的任内，坐位可以稍近客人的身边；如果卸任，所坐的位，必和客人距离一尺多远，以表示词史的尊严。他们的收入，表面上只有一宗，就是说书时候所得的点唱钱。但唱一段书，所得只一元，连书场的包筹，也是极有限，如果全靠这一宗的收入，他们岂不个个饿死?幸而他们实际的收入，在在不少。不卖淫则已，一卖就要得极充分的代价。所以他们的表面收入，虽然极少；他的排场，却穷奢极侈，就是一杆鸦片枪，一把水烟筒，也值得千八百的银子。至于穿的戴的，如何奢华，那更不用说了。但书寓在同治年间，虽然那样发达，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是那时代的淫业中心。因为同治年间的书寓，虽然比咸丰年间发达，但他的身价太高，除了达官、富贾、纨绔子弟以外，简直没有人过问。这种娼妓，只好当他是娼妓里头的少数贵族。这种贵族娼妓，就是卖淫，也没有什么十分可惨可悲的境遇，与人道主义违背的地方也还少，就是地方风化，也不致受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便将这一时期的书寓，当做上海书寓的前史；却将光绪初年的书寓，当做书寓的正史。 (三)全盛时代的书寓我现在要说光绪初年的书寓了。光绪初年，城里的书寓，差不多都移到公共租界。公共租界的东西昼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地方，大抵都有书寓的招牌。那时书寓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有300，最少的时候，也有200。书寓公所正式成立，也是那时候。那时候的书场，有五六个，每个书场，都有一个老词史掌坛。凡是挂书寓招牌的人，须入公所，经公所公认他的词史资格，然后才可以入书场。不过那时候的公所章程，已经变迁，但凡拿出30元钱，报效公所，就是不能说书，只能唱戏，公所也会承认他的资格。在才有书场的时节，书寓的人数狠少，分不出什么党派，所以无论苏常吴扬的词史，都在一处说书。后人数多了，就互相倾轧起来。起初还只有苏常吴和扬州两派的竞争，嗣后扬州人被他们都排出了，苏常吴三帮，就分立门户，自家竞争起来。竞争到半途，吴江人又败了，书寓里头的门户，只剩了苏常两派。苏常两派的娼妓，以艺论，常熟人比苏州人好；以色论，苏州人比常熟人强。论理这两派旗鼓是狠相当的了，然而到底常熟的人少，苏州的帮大，争来争去，结果书寓的招牌，就成了苏州人的专利品。大多数苏州人的性交观念，是狠错误的，他们有个俗语，说是：“戳不破磨不光，做个人情又何妨”，就是指女子的生殖器说的。他对于女子被人淫嫖，差不多都认为应做的人情，什么人道，什么人格，简直无从说起。书寓既然被他们独占了，书寓词史的身价，自然要一落千丈。所以光绪十年左右，上海的书寓，就成了公开的卖淫机关。从前词史所花的钱，大半都是人间造孽钱；这时候词史所花的钱，就不全是人间造孽钱了。从前词史对于留客住宿，讳莫如深；这时候就有当面讲嫖价的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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