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尔夫人，*一个敢于对抗拿破仑的女人，被拿破仑下令流放的法国奇女子。斯塔尔夫人在不幸流放的十几年中，旅行德国和英国继续写作，她的书抨击波拿巴，称他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她的议论帮助欧洲保持了反对波拿巴的势头。波拿巴闻其名而色变，称“没有哪一个女人能比她更邪恶。
本书简介：
斯塔尔夫人，一位女作家，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女泰斗，在拿破仑时期，她一直是塔列朗的政治对手，歧视女性的拿破仑不欣赏博学的女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斯塔尔夫人热情欢呼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沙龙，和革命中的领导人物密切往来，宣传平等的理念。当大革命过去、拿破仑如日中天的时候，因为政见不和坚持不向拿破仑妥协。1803年10月，拿破仑下令流放她到距巴黎110英里的地方。她除感绝望，并写信并派信使恳求他发慈悲，但他主意已定，不容更改。斯塔尔夫人的父亲得知她的命运后写信给她：“在逆境中把头抬得高高的，不要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把你踩在脚下，无论他有多么强大。”斯塔尔夫人在不幸流放的十几年中，旅行德国和英国继续写作，她的书抨击波拿巴，称他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她的议论帮助欧洲保持了反对波拿巴的势头。波拿巴闻其名而色变，称“没有哪一个女人能比她更邪恶。”
作者简介：
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父亲是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其家庭是当时贵族沙龙聚会的中心。1788年因发表《论卢梭的性格与作品》一举成名。她的《论激情对个人与民族幸福的影响》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重要文献。执政府时期，她主办的沙龙成为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拿破仑的中心。她写作过两部体现其文学观的长篇小说《黛尔菲娜》与《高丽娜》，主要的文艺论著有《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
目录：
序言——由斯塔尔夫人之子所作
民院中反抗的开始——由此针对我的首次迫害——富歇
拿巴的连横之计——本人《论文学》的发表
年的巴黎——波拿巴当上意大利共和
拿巴敌视我与父亲的新体现——瑞士事件
·蒙特莫朗西先生和雷卡米尔夫人流亡——新的迫害
第五章离开科佩
第六章1812年，途经奥地利
第七章暂停维也纳
第八章离开维也纳
第九章穿过波兰
第十章抵达俄国
第十一章基奥瓦
第十二章从基奥瓦到莫斯科
第十三章国之风貌——俄国民族的特征序言——由斯塔尔夫人之子所作 上部 第一章波拿巴仇恨本人的缘由第二章护
民院中反抗的开始——由此针对我的首次迫害——富歇第三章波
拿巴的连横之计——本人《论文学》的发表第四章父亲与波拿巴的谈话——马伦哥战役第五章地狱毒计——《吕内维尔和约》第六章执政府下的外交团队——保罗一世之死第七章1801年时的巴黎第八章科佩之旅——与英国的预备性和约第九章1802
年的巴黎——波拿巴当上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回到科佩第十章波
拿巴敌视我与父亲的新体现——瑞士事件第十一章与英国断交——开始流亡第十二章前往德国——抵达魏玛第十三章柏林——路易－斐迪南亲王第十四章莫罗和皮舍格鲁密谋叛乱第十五章昂吉安公爵遇害第十六章内克尔病逝第十七章起诉莫罗第十八章帝国崛起 告读者——斯塔尔夫人之子所作 下部 第一章《论德国》遭禁——离开法国，流亡他乡第二章回到科佩——各种迫害第三章与德·蒙特莫朗西先生的瑞士之旅第四章德
·蒙特莫朗西先生和雷卡米尔夫人流亡——新的迫害第五章离开科佩第六章1812年，途经奥地利第七章暂停维也纳第八章离开维也纳第九章穿过波兰第十章抵达俄国第十一章基奥瓦第十二章从基奥瓦到莫斯科第十三章国之风貌——俄国民族的特征第十四章莫斯科第十五章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第十六章圣彼得堡第十七章皇室家族第十八章俄国大领主的风俗习惯第十九章公共教育机构——圣凯瑟琳学院第二十章向瑞典出发——经过芬兰人名对照表前言一个女人的伟大与激情
——译者序
若论18世纪的法国政坛和文坛界，有一位女性是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斯塔尔夫人，原名安娜·露易丝·热尔曼娜·内克尔。她是法国浪漫主一个女人的伟大与激情——译者序若论18世纪的法国政坛和文坛界，有一位女性是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斯塔尔夫人，原名安娜·露易丝·热尔曼娜·内克尔。她是法国浪漫主义的接生婆，是法国宪政改革的思考者，是卢梭“多情的心”这个思想衣钵的继承人，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冷静见证人。她在世时，其爱情小说在文坛中风靡一时，虽然如今这些作品都已被人遗忘；她所举办的沙龙中群英荟萃、鸿儒如云，她的政治思想也经过这些人而传到朝堂之上，深深影响了法国政局。“欧洲有三股势力，英国、俄国和斯塔尔夫人。”此话绝非浪得虚名。之所以评价斯塔尔夫人伟大，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连大多数男人都无法掌控住自己命运的乱世中，她没有如其他贵族女性那样成为命运的怒海中随波逐流的浮萍，要么在大革命中香消玉殒，要么逃离国外、病死他乡，成为那个时代中一个个籍籍无名的牺牲品。从童年就表现出惊人的聪慧和冷静的斯塔尔夫人，如男子一般扛起了觉得自己应当扛起的时代责任。当革命爆发、众人如鸟兽四散一般逃离巴黎这座着火的城市时，本在日内瓦的斯塔尔夫人却火速赶了回来，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建立了自己的沙龙，和革命中的领导人物密切往来，宣传平等的理念。当朋友们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她不顾个人安危勇敢伸出援手，甚至差点死在聚集在市政厅前的暴民手中。当大革命过去、拿破仑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又因为政见不和坚持不向拿破仑妥协，即便遭到流放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思想。论其视野、学问，观其经历、思想，斯塔尔夫人都胜过和她同代的许多男子。读其文字，笔者只能对十八世纪这位法国奇女子做出“弱弱女儿身，铮铮男子心”的评价。之所以说她激情，是因为纵观她的一生，按照当时上流社会的观点，斯塔尔夫人是叛逆的、疯狂的、惊世骇俗的。她那耀眼的才华没有拿来做沙龙里温软香甜的解语花，却做了一套冰冷、坚硬、刚强的矛和盾，守护的是文字和思想上的自由，攻击的是精神和肉体的桎梏。她一生周围簇拥着无数优秀男子，和本杰明·贡斯当恋爱，和路易·马利·德·纳博那—劳拉交往，后来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阿尔贝特·德·洛卡秘密结婚，这些罗曼史足以让当时的人大跌眼镜。斯塔尔夫人希望与其相交的男人，在思想上是要与她齐肩、甚至是仰望的，所以她和那位平庸的丈夫和平分手。这在天主教的世界里看来是绝不可接受的，是对神圣婚姻的亵渎。然而追求心灵和个性自由的斯塔尔夫人，全然不顾上流社会的冷眼和恶语，以一种接近于小说中艺术化人物的勇敢和激情，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生活和感情。要了解斯塔尔夫人的人生，那就需要在她的书中寻找。小到自我、大到局势，斯塔尔夫人的作品一直都在贯彻“我手写我心”的观点。所以，她的作品几乎就可以说是她的人生回忆录，只不过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我们要细看斯塔尔本人，就绝不能脱离了她的著作。想了解她的感情世界，那就读《戴尔菲娜》和《柯丽娜》；想了解她的文学观点，首推《论德国》和《论文学》；想了解她的政治观点，那就得看《论法国大革命》；想看她的遭遇和游历，那就无疑是《十年流亡记》了。《十年流亡记》这本书完全不同于《论法国大革命》。斯塔尔夫人希望自己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中保持一个史学家当有的公正不倚的态度，她也努力做到了（抛去她对内克尔的评价不言）。而在《十年流亡记》中，斯塔尔夫人的不满、愤怒、仇恨、抗争，如泄堤的洪水一般喷涌而出，不加任何掩饰和美化。其用词之尖刻、辛辣，是她作品中很少看到的。如斯塔尔之子斯塔尔男爵所说，她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将其出版，所以这本书可以理解为是她的个人情感宣泄之作、是激情使然，如此文字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人称道的是，对拿破仑如此厌恶的斯塔尔夫人，在滑铁卢战败后回到巴黎，却没有对拿破仑吐出任何恶语。当时，她身边又很快围满了奉承者对她大献殷勤，有些人以为可以在她面前侮辱拿破仑来讨好她。然而斯塔尔对这些人从来都是冷眼相待，因为面对一个失势倒台的敌人，她懂得如何为他保存一份应有的尊严。有一个拍马屁的人对她说，波拿巴既没有才华，又没有勇气。斯塔尔夫人立刻打断他：“这么说，是在极力贬低法国和欧洲，因为它们居然臣服于一个笨蛋和懦夫长达十五年。”此等胸襟，如何配不上伟大这个评语？所以，这本书便是极能凸显斯塔尔夫人的伟大和激情的一本书。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流放是最痛苦的一种刑罚。“尤其是女性，她们本可以鼓励、回报别人的热情，但如果因为流放而不得不离开所爱之人，自己的存在也遭到抹去，她们就只能掐死自己心中宽厚和善良的天性了。”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朋友，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失去了最能给她带来快乐的社交和谈话。她被迫回到科佩，又因为迫害的加剧而走向通往英国的漫长逃亡之路。她之所以反抗，是因为热爱自由，她在书中无数次讴歌过、为其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自由。在她看来，当时法国和欧洲已经沦丧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毫无自由可言，只有海峡对面的英国有着完美的宪法和完整的自由。且不论她对英国制度的看法是否有局限性（米什莱对以斯塔尔夫人为首的亲英派持否定态度，在自己书中对英国制度极不看好），但为了抵达自由的彼岸，不畏惧强权，去家离国、历经坎坷险阻。不管论心还是论迹，斯塔尔夫人的自由精神都是伟大的、是值得歌颂的。然而这场流亡，不也是遭受迫害之后、在激情下做出的一个冲动决定吗？她要面对的是拿破仑，而欧洲半壁都已向后者俯首称臣，她和她的朋友们又时刻在日内瓦政府的监督之下，随时会有被宪兵抓走的危险。选择逃离，这是在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和拿破仑正面宣战。富有的斯塔尔夫人大可安心待在科佩城堡里，没了自由，但仍有静好，笼子里的鸟不也照样能活下去吗？然而她是何等冲动烈性的女子，“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了自由，她的热情和激情、才华和人生都将逐渐枯竭。所以经过痛苦的挣扎后，如壮士断腕一般，决然断去和故国的最后一丝联系。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不是靠深思熟虑做出来的。斯塔尔夫人的精神想象过于丰富，她也承认自己“是思想上的勇者、性格上的懦夫”，说“一切危险在我看来都如鬼魅般可怕。我所拥有的才华让我能在想象的世界里纵横驰骋，让我对自然的美丽更加敏感，对危险也更加惧怕”。那么，唯有靠冲动和激情，才能促使她勇敢地做出这个可怕的决定，远奔他国，走上一条也许再无法回头的路。这是个体内住着一个男人的灵魂的女子，虽然并不美丽，“然而她黑色的眼眸里闪动着让人无法抵御的魅力”。有人这么形容她：“她身上突然绽放出一种思想上的美丽，眼中突然升起天才之光、一种少见的华丽光彩。她的眼神中亮着一簇高贵的火焰，她的话语如闪电霹雳一般震撼人心……她身上有着某种充满悲剧性的东西……”当激情和伟大同时集合在一个人身上时，那必定是悲剧性的一生。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如此，实际的人生中亦是如此。卢梭在《情感教育》中说过：“多情的心，是上天赐予的危险的礼物；谁若接受了这件礼物，谁就注定要在世上遭受苦难和折磨。”斯塔尔夫人在读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它将成为自己的人生预谶。她一生起起落落、颠沛流离。斯塔尔夫人对自己的父亲无比敬重，却见证了后者从巅峰倒下、最后在科佩孤单离世。她拥护法国大革命，却又亲眼见证了大革命中的恐怖事件和暴力行为，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死去。她热爱法国的土地，却因为得罪了拿破仑而不得不远走他乡，在法国的敌人那里寻求庇护。最后她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萦的巴黎，然而没过多久就阖然长逝。除了人生的不幸，更有身份认知上的不幸。“在法国她是一个瑞士公民的女儿，在瑞士她又感到自己是一个巴黎人。作为一个有头脑、有强烈感情的女人，她注定要和公众舆论发生冲突；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天才女人，她注定要和把妇女限制在家庭生活圈子里的社会秩序做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斗争。”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这番评判，便是对斯塔尔夫人绝佳的总结。激情导致不幸，而伟大升华了不幸。“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秋瑾的这句诗，却正是本书斯塔尔夫人的人生写照。她这条流亡之路，是追寻自由和解放的路，是一条如在逃避复仇女神的追捕一样的逃难之路。她所追寻的，是一块自由的极乐之土；她所逃避的，是自己曾经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一个弱质女子，独自向东，奔向未知的未来。不知后来她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彼岸的英国后，有没有寻到完整的自由。因为于这样一个女人而言，彻底的自由是必需，却也是奢求。序言——由斯塔尔夫人之子[1]所作 诸位手上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完整的著作，但请不要以残本的眼光来审视它。这部回忆录虽只留有残卷，但母亲当初有心在闲暇之余将其画上句点。如果母亲能够活得久一点，便能腾出手来，将其重新校对并定稿，也有可能在内容中做出一些我现在已无从得知的改动。我正是抱着这样的考虑，才在获权将其出版时，如此谨慎地对其一一校检。此举关乎挚爱亲人，所以我心中不会抱有任何责任方面的顾虑。然而，母亲的这些情感的宣泄出自一些被公认为是神圣不变的法则，要去揣测它们出于何种意愿，这着实让人心有惴惴。但不管怎样，在认真考虑过我的义务之后，我发誓在编辑这套著作[2]时，绝不隐去任何应当被出版的文字，相信我也已实现了母亲的遗愿。因为忠于此誓，所以我得在这里提前申明一点：若有人宣称自己握有被官方正式禁止出版的母亲的手稿，并将其纳入其著作合集中，我是绝对不会认可的。《十年流亡记》这个标题是作者本人所定，所以虽然书未完成，其中内容只涵盖了七年的流亡生涯，但我依然保留了这个书名。此部回忆录的创作开始于1800年，也就是母亲第一次流亡的两年前；中断于1804年内克尔去世之后，1810年母亲又开始了此书的撰写工作；1812年秋抵达瑞典之后，她又毫无预兆地突然搁笔。所以，该回忆录的上部和下部之间，创作中断了近六年。通过这本忠诚地还原了上下部创作之路的书，我们也就能发现她搁笔不作的缘由了。我不会提前透露母亲在帝国统治期间遭受了怎样的迫害：这一系列毫无气度可言而又残忍冷血的迫害，构成了诸位即将读到的此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不能弱化掉它的色彩。母亲先被放逐出巴黎，随后又被赶出法国；先是她的《论德国》被无故封杀，后来她的任何作品都被禁止发表，哪怕其内容跟政治毫无瓜葛；事情演变到最后，她的住所已然变成一座囚牢，她被禁止一切形式的外出，被剥夺了一切社交的享乐和友谊的慰藉。这一切，于我都是历历在目。母亲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撰写回忆录，从中我们也能猜见她当时是何心境。在创作这本书时，她抱着一丝期待，希望这本书历经坎坷之后、终在遥远的将来能得以公之于世。而欧洲当时在拿破仑的铁拳下苟延残喘，人们听不到任何独立的声音：大陆出版业遭到禁锢，所有英国印刷书籍都遭到最严格的控制。所以母亲所想的并不是创作一本书，而是记下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历程。在记录个人环境的同时，她也在其中注入了波拿巴掌权之后、自己在法国形势和时事演变的启发下所作的思考。但在当时，出版这样一本书完全是在往枪口上撞——仅仅写下它都需要过人的勇气和谨慎，何况母亲还处于那样的境地之中。她可以肯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的监督之下：应接替德·巴郎特先生[3]的那位日内瓦州州长的要求，她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禀报于他，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人们就可借此收缴她的书稿。所以，母亲必须万分小心：她只要写了几页纸，就会立即让一位密友誊写一份留作备用，并对所有人物本名做出改动，用英国革命里的历史人物加以影射。她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执笔书写，直到1812年决定逃跑，逃开这越来越严酷的人身控制。在取道俄国、冒险避开正往莫斯科进发的法国军队之后，母亲抵达瑞典，开始着手回忆录上部的誊写工作。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该工作中断于1804年。但在根据时间顺序继续写这本书之前，母亲希望趁记忆还没淡去的时候，抓紧时间记下自己逃亡路上的重大事件，以及自己遭受的那些被世人所称为“义务”的迫害。所以，她在1810年才重新拾笔创作这本回忆录，而那时也正是她的《论德国》遭到封杀的时候。母亲笔耕不辍，直到1812年抵达斯德哥尔摩：她便是在这里决定将此书命名为《十年流亡记》。这些足以解释为什么母亲在谈起帝国统治的时候，言语中显示有时她还在其压迫之下，而有时她又已经逃离了它的魔掌。后来，在构思《论法国大革命》时，母亲将《十年流亡记》上部中的回忆片段和总体思考抽提出来，把它们放在新书的框架中。她计划在结束这本回忆录时，把一些个人小事也保留在书里，并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指名道姓地说出哪些人当初让她感到了友谊的温暖，又无须担心因为点明这些人的身份而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这份托付到我手上的手稿其实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上部包含了许多后被收入《论法国大革命》中的章节，读来肯定少了几分新奇之处；下部由一些日常琐事组成，其中任何片段都从未被公之于众。我遵循了母亲的创作历程，但在上部手稿中砍去了所有那些经过修改后已经收入进了她那部讨论大革命的政治巨著之中的零碎篇章。这正是出于编者的职责之所在，除此之外，我也就不多做一分增添了。至于下部，我对其不做任何改动，原原本本地把它呈于公众面前。我相信里面几乎没有一丝文风上的轻微修正：让这份草稿保持它本来的鲜活味道，这在我看来十分重要。在读到母亲就俄国政治行为方面的见解时，读者便能相信我严格地遵循了她的原创手稿中的思想；不过，即便抛开感恩心理不谈（感恩能左右高贵之人的灵魂），俄国皇帝当时也的确一直在为独立、自由事业而奋战，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谁能够想见，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后，这个帝国的百万雄师居然沦落为镇压多灾多难的欧洲的一个工具呢？如果把《十年流亡记》拿来和《论法国大革命》相比较，读者也许会发现，作者在《十年流亡记》中对波拿巴发起了更加严酷无情的批评，攻讦中总是带着悲辛之情。这种转变很容易解释：一本书是创作于专制统治覆亡之后，自然带有历史学家当有的冷静和公正；而另一本书是为英勇反抗暴政而做。何况母亲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帝国统治正处权力巅峰、一时盛极。在出版《十年流亡记》时，时机因素并不在我的刻意考虑之中；我是依靠年代先后顺序来编排作品的，所以遗作的编辑自然就放在了合集的最后。此外，我并不惧怕有人攻击我，说我在波拿巴倒台之后再出版这部针对其统治的抨击之作，这么做有失厚道。母亲曾将毕生才华用来捍卫最崇高的事业，她的住所一直是各方被压迫人士的避难所；我要把这样的她展现在世人面前，那别人对我的攻击又有何惧？不论发生什么，这些人攻击的也只是《十年流亡记》的编者而已，而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受其所扰。实际上，专制统治政府的运气已经够好了，它在得意之时靠恐怖手段逼人沉默，在覆灭之后居然还能要求历史对其缄口。毫无疑问，前政府在自己的历史回忆录中肯定会为当初的迫害行为大找借口；毫无疑问，那些享受了专制政府的好处、现在却也勇敢承认自己过去行为的人，至今仍然承受着懦夫们事后诸葛般的抨击——这肯定会引来正义人士的愤怒；毫无疑问，一位倒台的强权人士必然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之心。但是，拿破仑的为人禀性并不是我们唯一关注的；今天各方义士的抨击对象并不是他，也不是那些在他统治时期于公共行政各领域为国效力的人。我们强力谴责的是那个利己的、压迫的专制体制，而波拿巴正是其始作俑者。然而，这个坏透了的体制不是还统治着欧洲吗？各个列强国家不是还在虎视眈眈，要把他们掀翻的东西可耻地继承下来吗？如果我们留心看看自己的祖国，会发现有多少当初充当了拿破仑的爪牙的人，在向他极尽献媚之后，又转而把自己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术伎俩献给了一个新崛起的权力政府，难道不是吗？今时和往日又有何不同？他们全部的蹩脚的盘算，其出发点不依然是虚荣和堕落吗？他们的那套小把戏，不就是帝国制度的遗孽余烈的体现吗？所以，用最强烈的措辞描绘这个黑暗统治，这并不是在侮辱一个已被打败的敌人，而是在攻击一个依然强大的对手。我希望，《十年流亡记》能让专制政府心生戚戚；我也抱着一个温柔的想法：通过发表这本书，自己也能够为母亲一直忠心追随的神圣事业献上一点绵薄之力。[1]奥古斯特·德·斯塔尔。——译者注 [2]斯塔尔夫人的作品全集由她的儿子编辑出版。最后一册，也就是这本回忆录出版于1818年，作品前面附有斯塔尔堂兄之妻内克尔·德·索绪尔所写的关于斯塔尔夫人的性格特点、写作风格等方面的注解，1821年本书英语首版由伦敦出版社出版，删去了索绪尔夫人所写的大篇人物注解，故中文版也将其删除不译。——译者注 [3]克劳德-因涅斯·布鲁吉尔·德·巴郎特男爵（1745—1814），行政官员，1802年—1810年担任瑞士莱芒州州长期间，负责监视以斯塔尔夫人为中心的科佩小集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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