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堪为我国史学批评史的重要著作。本书初版（中华书局出版）即为学术热销书，此次推出增订本，融会了*研究成果。角度新颖，可读性强，学术价值高。 该书首次提出古代史学批评问题并对其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系古代史学批评的开山之作。本书卷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含十八个专论和附录中国史学发展概说；卷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杂述》含九个专论。此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开拓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二是从丰富的史学内容中?绎出概念和范畴，以此结合具体事实展开论述，使理论易于理解、事实增添活力；三是提出该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具有自身的学术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四是文字表述深入浅出，精练、平实、易懂，有较强的可读性。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大力倡导历史学的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且也以此作为自觉的理论追求。该书对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遗产、推动中国史学研究深入发展、促进当代史学批评开展和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以及引入高校历史学科教学与指导博士研究生，均有积极作用和参考价值。同时，对于中学生、大学生及普通历史爱好者，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关于撰写本书的缘由，我在初版后记中已经讲到了。这里，我想对新版之“新”作一点说明。新版之“新”，是在保持本书原貌的基础上，增添了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杂述”。“杂述”所收的专论，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史学批评思想，二是史学批评方法，三是史学批评个
案。相对于“纵横”的宏观阐述来说，“杂述”是微观探析，是对“纵横”的补充和深入，这也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作者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领域的部分经历。
本书在初版以来的二十年中，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有些同行发表了关于本书的评论，有的研究者为此撰写了长篇论文给予高度评价，有些青年朋友以史学批评作为博士学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小书自一九九四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以后，于二○○○年重印过一次，现在又有机会出版新的版本，这是这本小书的幸运，当然，也是作者的荣幸！ 关于撰写本书的缘由，我在初版后记中已经讲到了。这里，我想对新版之“新”作一点说明。新版之“新”，是在保持本书原貌的基础上，增添了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杂述”。“杂述”所收的专论，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史学批评思想，二是史学批评方法，三是史学批评个案。相对于“纵横”的宏观阐述来说，“杂述”是微观探析，是对“纵横”的补充和深入，这也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作者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领域的部分经历。本书在初版以来的二十年中，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有些同行发表了关于本书的评论，有的研究者为此撰写了长篇论文给予高度评价，有些青年朋友以史学批评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有的研究者以史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每年都有一些研究史学批评的论文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有的大学历史系还开设了史学批评课程等等，反映了史学批评确已成为当今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专业中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种情况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学科发展的要求，而本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史学批评是史学与社会联系的桥梁，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它具有理论的特质，也具有实际的功能。可以认为，史学批评的开展和活跃程度，是衡量史学发展状态和学术水平的尺度之一。从史学批评的眼光来看，当前中国史学发展趋势中，有些问题是应当提出来予以关注的：首先是研究范围和研究选题方面的问题。近一些年来，宏观研究相对薄弱，微观研究受到普遍关注。微观研究是需要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但这种需要和重要性，只有在它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时，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才更有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而宏观研究的薄弱，则不利于探索历史进程中一般性现象以至于规律性现象，久之，则淡化了历史研究的宗旨。其次是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包含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历史理论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认识，史学理论是人们（首先是史学工作者）关于历史学学科自身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内在的联系，认识这种区别和联系，是加强历史学的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但近年来有些同行会忽视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因而导致了两种概念的混淆，通常是以“史学理论”来说明“历史理论”范围内的问题，以致模糊了讨论的对象。这种情况，不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其实，从恩格斯到列宁，从李大钊到翦伯赞、白寿彝、尹达，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都有明确的说明，史学界不应当出现这种混淆及使用上的错位。希望这种状况不断有所改变，以推进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和中国史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再次是历史学的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问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要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为基础，以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为依托，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为出发点，以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为参照和借鉴，进一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的史学学派。为此，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应大力倡导采用中国文化传统、语言风格和概念范畴建构起自身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要求外国学者如何来适应中国文化传统、语言风格和概念范畴，同样，中国史学家也没有必要放弃自我，去迎合外国的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和概念范畴，中外史学家各自尽力采用对方能够听得明白的语言讲清楚要讲的东西就可以了，这是平等的对话，目的是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对于那种动辄就以外国的概念以至是非标准来衡量、评价中国史学的做法，应有所改变。在中国史学继续走向世界的行程中，人们所擎起的旗帜上要书写着“中国特色，世界眼光”的字样。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我对新中国的史学成就，写过一些评论性或总结性的文章，读者可以从网上搜索、阅读并予以指正。这里，我只是就上面讲到的三个问题，作为对有关评论的补充，借着本书新版的付梓，表达出来，寄托我对中国史学的希望和祝福。本书在初版二十年之后还有机会以新版面世，完全是由于重庆出版集团及所属重庆出版社的厚爱，我因得到这份关照而甚感荣幸！一个学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能有三两种著作被世人记住，甚至还有新版面世的机会，实在是莫大的幸运。责任编辑杨耘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她的热情的鼓励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感动。在这里，我向重庆出版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杨耘编审表示诚挚的谢意！我期待着史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对本书的批评、指正！瞿林东二0一五年八月一日 为中国当代史学批评奠定基础。——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振宏 艰苦的开拓，极具理论的价值！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加丰关于章学诚史学批评的一点批评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阐述文学与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多。从他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的许多独到的认识，进而反映出他的史学观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并把它发表出来，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一、“唐宋至今”无“古人所为史学”？章学诚认为，中国史学之源是《春秋》，而史学之流则是《春秋》家法的反映。章学诚在讲到人们“立言有本”时说：“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①上面引的这几句话，也是指史部书、子部书和集部书而言。同时。他认为，上述三者有所本，但三者也都有末流，这就是：“史乘而有稗官小说，专门著述而有语录说部，辞章泛应而有猥滥文章，皆末流之弊也。”②这里说的“末流之弊”自亦包含了章学诚对史学在发展上的认识与评价。关于“史学本于《春秋》”这一论点，章学诚在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世上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①这段话，包含着两个相互连带着的认识和结论，一是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皆非古人所致力的史学，二是“唐宋至今”的“积学之士”与“能文之士”中是否有名副其实的史家自然也成了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唐宋至今”还有史学存在么，还有史学的发展么？是不是这都成了问题呢？那么，章学诚所说的“古人所为史学”是什么呢？这当然还要从《春秋》和“《春秋》家学”谈起。他认为：“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②在章学诚看来，司马迁和班固是继承了“《春秋》家学”的，他们“所为”的《史记》和《汉书》，堪称史学无疑。马、班以下，只有少数具有“别识心裁”之人，能有相似的成就。章学诚甚至认为：“《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同时指出：“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之”。③如此看来，即使像司马光《资治通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这样的历史著作，也都不在“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之列，可以想见章学诚对“史学”的界定之严、期许之高。不过章学诚毕竟没有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全部否定，对郑樵也不仅仅肯定《通志》的“例”。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④这样的评价，同把《资治通鉴》说成是“‘史节’之最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至于郑樵，章学诚作了这样的评价：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这里说的“运以别识心裁”、“成一家言”、“有志乎求义”等，同上引“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之”似亦不相吻合。从史学的继承和发展来看，即使是袁枢及其《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也不应轻易地贬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他在同友人谈到修宋史问题时，极其兴奋地设想有关体例时写道：《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深入，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于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这段话表明：纪事本末体的发明与运用，在袁枢那里“本无深意”，而一旦章学诚借鉴过来，就成了极大的创造，这是既没有尊重前人的创造，同时又回避了史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继承关系。综上，章学诚阐述“史学本于《春秋》”，强调《春秋》家法，赞扬司马迁、班固的贡献等等，理固宜然，但他认为“唐宋至今”，已无“古人所为史学”的结论，却是大有问题的。第一，把“唐宋至今”史家们的历史撰述，归结为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等，这并不符合唐、宋、元、明至清前期史学发展的实际。即以“正史”而言，唐初所修八史，其间涉及南北朝史事的认识和编纂上的处置，民族迁移、冲突、融合等复杂情况的认识和表述，日历、起居注、实录、国史的撰写和积累，其中不乏史家的功力和见识。至于元修宋、辽、金三史，涉及三个不同民族之贵族为主所建立的政权的历史，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史家群体，都显示出宏大的魄力。元代学人能做到的，为何清代学人反而认识不到呢？再者，《通典》、《通鉴》等书的问世，除史学发展的自然之理外，还有社会的要求和推动，章学诚同许多史家一样，是力倡史学的经世功能的，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而章学诚在评论“唐宋至今”的历史著作时，并未言及“史学所以经世”的问题，说明他在判断“史学”性质时，其结论是不全面的。第二，章学诚把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等同“史学”完全割裂开来，也有可议之处，因为上述各项研究及其进展都是史学活动的产物，这些产物都是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把它们同“史学”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史学”反倒成了难以理喻的东西了。退一步说，上述诸领域及其成果，也并非古人不“为”，而是有些项目古人没有处在可“为”的历史条件下，故不能有所“为”，如史评、史例等，只有当史学发展到比较成熟，有了较厚重的积累时，才能使人们有所“为”。章学诚本人就是“以议论言史”见长，而他的议论带有总结性质，故百余年后受到人们的赞誉。第三，章学诚认为，“史学本于《春秋》”，又指出：“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者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②按照“《春秋》流为史学”的说法，这个“流”到马、班已成“绝业”，“唐宋至今”沦为种种流弊，这种把“史学”视为唐、宋、元、明时期出现断裂现象的认识，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这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高度评价杜佑·“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①的历史编纂气势；同他在《书教下》中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时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②的创造；同他在《申郑》中赞扬郑樵“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③，以及称赞司马光“裁成绝业，为世宗师”④的评价，都不相吻合。第四，尤其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章学诚在讨论修宋史问题时，一面把司马光《资治通鉴》贬为“史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贬为“史钞”，一面又把他自己“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的做法，说成是“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意在弥合“唐宋至今”史学断裂的缺憾。在这里，“纪传之体”且不论，但袁枢的“本末之法”的运用和郑樵“图谱略”的启发，都不是来自史学上的借鉴而是“穷变通久”之后的“天诱仆衷”所得到的。显然，这种认识和这样的表述，都不能视为客观的和真实的。总之，章学诚的史学观及其史学批评，在上述这些方面是有明显的缺陷的。二、“史学所以经世”的传统是否中断？《文史通义》的《浙东学术》篇，以极言史学的经世作用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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