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著名学者李剑鸣又一力作；对近数十年美国史研究趋向做阶段性总结；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指导和启示；文笔优美洗练，逻辑清楚严密，为史学论文的写作提供典范。 所谓“克罗齐命题”，即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所包含的思想，触及历史知识的形成与当前生活的紧密联系。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这种联系主要体现为“现实关怀”和“历史写作”之间的张力。《“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以中国和美国近期的美国史研究趋向为中心，探讨历史学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如何引导乃至塑造其历史写作，而历史学家又如何以自己的专业方式回应社会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书中各篇文章论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思潮和史家群体的变化在美国史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并评析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埃里克·方纳和杨生茂等学者的治史路径和史学主张，以此对“克罗齐命题”做出某种回应：现实关怀可以合理地引领史家的研究兴趣，有助于他/她从广漠幽暗的过去世界中发现有意义的问题；然而一旦进入解读史料和构建历史解释的环节，现实关怀就必须接受学术准则的审查，并受到历史主义的阻击。
作者简介：
李剑鸣，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著有《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等书。
目录：
引言
20世纪美国史学的基本走向
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
种族问题与美国史学
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
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动向
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及其启示
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
埃里克·方纳笔下的美国自由
在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探索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路径
后记
引言
人类发觉有必要保存集体的记忆，并且找到保存这种记忆的适当而有效的方式，以突破短促无常的生命和与之相连的个体记忆的限制，应当说是一场智性的革命。人之所以要保存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似乎不是想让过去照原样留传下来，而是着眼于过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意义。在很长一个时期，保存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既体现了人寻求类属身份认同的努力，也包含着某种追求不朽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知识，从来就不是固化和僵死的东西，也是活在当前并指向未来的。
论及当前与过去、现实关怀与历史写作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起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这两个名字。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人的说法各有其语境，意思也不一样。克罗齐对那种一味地编排史料、记述史事的“假历史”颇为不屑，主张历史学家要借助对当前生活的关切来观察过去，基于当前的思想和兴趣来阐释史事。换句话说，过去只有用思想的光芒来照亮，才能显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历史只有进入当前的生活，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柯林武德则反对那种“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强调对“事件”的内在层面的理解，倡导史家以其智力活动来重演前人的想法和动机，从而突出“事件”作为人的“行动”的特性。然则史家无疑只能借助当前的经验来重演前人的思想，这样就无异于把历史变成了现在与过去互动的产物。细究起来，两人的说法倒也有共通之处。无论是“当代史”，还是“思想史”，都旨在强调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事实的再现，而与历史讲述者当前的思想、兴趣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克罗齐命题”还是“柯林武德命题”，其旨趣都触及了当前与过去、现实关怀与历史写作的关系。
对历史学家来说，当前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问题。两者在历史思维和历史写作中往往交错在一起，相互嵌入，相互干预，相互塑造。历史是在现实关怀引导下复活于当前的过去，现实则是经由过去熏染而具有历史内涵的当前存在；关于过去的知识经由现实的介入而变得富于意义，而当前的视点又因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具备更深邃的穿透力。但是，相对于不断延长的过去，相对于看不到尽头的未来，当前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点，变幻不定，难于把握；它对历史认识的影响，必须通过它对历史学家的塑造以及历史学家对它的理解来实现。因此，在当前和过去之间，历史学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现实对历史学家的塑造性影响，历史学家对当前的了解和关切，就是通常所说的“现实关怀”。根据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和权力的说法，并参照把权力作为核心概念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难免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甚至本来就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于是，身处当前和过去之间的历史学家，就总是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其历史写作难免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蕴。
在中外史学史上，对于现实关怀和历史写作的关系，历代史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中国古代的史官和私家修史者，一方面注重历史对当前的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意义，通常出于“致用”和“资治”的考虑来选取史事并加以诠释，另一方面又受到当前的政治、道德和信仰的规范以及禁忌的制约，对历史的理解和表述往往不会背离社会通行的准则和信条。他们倡导“求真”，所针对的大抵是“向壁虚构”和“凭空捏造”；高扬“直笔”，也不过是要求依据通行的政治和道德标准来做取舍和褒贬，以避免“掩恶”或“虚美”等有违“史德”的行为。在欧美史学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客观性和科学性一度成了史家追求的目标，他们力图借助逐渐成熟的专业规范和技艺，把“当前”和“过去”区分开来，把现实的幽灵从历史表述中驱逐出去。史家把自己想象成过去的代言人或传声筒，极力掩盖自我，甚或相信可以消灭自我，以求取“历史的真相”。但是，自19世纪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这种对“客观性”的无节制的标榜，根本不能掩饰史家基于现实关怀而形成的各种偏见和偏向；历史写作非但不可能摆脱现实的影子，即使真能摆脱，也反而会使历史学家失去方向感。因而在这些人看来，历史研究在根本上乃是当前和过去的对话，历史学家不必讳言自己的现实关怀，而只需要警惕现实关怀过度介入历史研究，或单纯依据现行的标准或当前的需要来解释历史，以致沦为“现时主义”（presentism）。然则按照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以上各种说法或立场，或许都不过是欺人之谈。一方面，历史中的许多事物本身就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只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或利益诉求而形成的某种说法。既然历史本身就是权力和利益的战场，历史知识的生产就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政治语境”。因此，现实关怀对历史研究的介入不仅难于避免，而且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美国史学一直是在社会政治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史家向来关注现实政治，大多带有或明或隐的政治倾向，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这方面的许多事例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建国初期就有众多名流写作美国革命史，其意图大都是要用建国的历史来塑造国民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精心构筑“边疆假说”，这与当时美国人在渐趋强大后寻求文化自主性的心理，正好若合符节。于是，“边疆”就成了美国独特性的一个标志。在查尔斯·比尔德和卡尔·贝克尔等人看来，那种相信历史学家可以“公正无偏”的想法难免幼稚可笑；生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具有不可避免的相对性。从他们开始，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不再是需要遮掩的史家之耻，而应在历史写作中堂而皇之地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他们还自告奋勇地把自己写出的历史作为推进社会改革的工具。
进入20世纪之后，“客观性问题”由于与现实政治纠缠不清，在美国史学界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特别是二战以来，随着美国社会更趋多元化，基于族裔、性别、宗教和阶级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也变得愈益多样化，并且直接作用于历史研究；于是，史学界基于思想倾向和研究路径的分歧与竞争，也就变得愈益激烈而难以调和。虽然政治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受到冷落甚至鄙弃，但政治作为一个观察过去的基本维度，作为一条联结过去和现在的纽带，可见于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课题之中。诸如“族裔政治”“身份政治”“记忆政治”“消费政治”“身体政治”之类的术语，在当今美国史学论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些术语所表达的理念和逻辑，无一不是部分地源自美国的现实政治。美国史学的这种“泛政治化”趋向，使得过去与当前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有时不免使史学讨论轻易地转化为政治争端。
虽然每一代史家都深受现实政治的熏染，但他们又总在质疑和批判前代学者的政治取向，而这种质疑和批判的结果，又不过是用新的政治取向来代替旧的。综观二战后六七十年来的美国史学，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意识形态演化路径，这就是反复批判美国例外论，着力清算美国历史解释中的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以构筑一种更民主、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多样化的美国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种族”（“race”，其着眼点在于少数种族和边缘族裔）、“性别”（“gender”，其着眼点在于女性）、“阶级”（“class”，其着眼点在于普通民众和下层群体）成了史学分析的主导性范畴。这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现实政治对历史写作的塑造性影响，再生动不过地反映了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的复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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