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明朝的历史长达277年，对这样一个夹在两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元朝和清朝）中间的汉族王朝的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表述和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作为长期研究明史的专家，作者认为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晚明时期，更是呈现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曙光。《明史十讲》主要涉及了明史研究的方法和成就、朱元璋的历史贡献、明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明代的卫所制度、明代的经济、张居正改革、明代的民族关系、明代的中外关系、明代的文化和明亡清兴的历史原因等。
作者简介：
陈梧桐，1935年生，汉族，福建安溪人。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曾任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兼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朱元璋研究会顾问。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为本科生、留学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讲授《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明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历史与文化》等多门课程。专著《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优秀成果奖，主编《中国历代名将》获第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主编《中华英杰•卫国之英》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其他著作有《履痕集》《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传》《洪武大帝朱元璋传》陈梧桐《中国历代名将》（与苏双碧共同主编）《自从出了朱皇帝》《古代民族关系论稿》《明史十讲》（与彭勇先生合著）《黄河传》、《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散叶集》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目录：
绪论
明朝的历史分期及其成就
扭曲和贬抑明史的几种观点
明史研究的主要史料
第一讲洪永熙宣盛世（上）：洪武开基
朱元璋起义军的发展与明朝的建立
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
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
明太祖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第二讲洪永熙宣盛世(下)：成祖开拓与仁宣守成
明成祖的积极开拓
仁宣守成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讲承前启后：明朝卫所制度及其演变
都督府官权力的变迁绪论明朝的历史分期及其成就扭曲和贬抑明史的几种观点明史研究的主要史料第一讲洪永熙宣盛世（上）：洪武开基朱元璋起义军的发展与明朝的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明太祖的功绩与历史地位第二讲洪永熙宣盛世(下)：成祖开拓与仁宣守成明成祖的积极开拓仁宣守成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三讲承前启后：明朝卫所制度及其演变都督府官权力的变迁都司卫所制度的基本属性卫所制与营伍制卫所制与募兵制第四讲经济结构的变动：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白银货币化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市镇经济的繁荣与新经济因素的萌芽第五讲嘉万革新：明代中期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嘉靖革新前的社会问题嘉靖初年的政治改革嘉靖中期至隆庆年间的经济改革张居正的全面改革第六讲危机四伏：明后期纷乱的政局明神宗的倒行逆施持续不断的党争魏忠贤的专权与败亡女真的崛起和辽东战事第七讲内治外安：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明朝的民族观明朝的“威德兼施”政策及其内涵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明朝民族政策的历史演变及简单评价第八讲冲突与融合：明代中后期的中外关系平定倭患与援朝战争隆庆开关西方殖民者的侵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第九讲传统飘摇：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及态势理学从一统天下到渐趋没落心学的兴起及演化务实思潮的涌动士风与社会风尚的演变对明中后期社会文化近代性的认识第十讲谁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与偶然明末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朝的灭亡清兵入关与南明的抗清斗争关于明清易代和南明抗清斗争的几点认识后记士风与社会风尚的演变“士为风俗先”。随着心学的传播，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人们建立在对商品、商业和商人观念变化基础之上的。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商业及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商人与士人的关系，已经不像传统社会那样等级分明、互相对立。一些出生于商家的官员代商立言，一些士人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投身商海，社会上对商业、商人和商品的态度也逐步转变。如王守仁在嘉靖四年(1525)给昆山商人方麟撰写的墓表中，就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慎真录6《节庵方公墓表》，载《王阳明全集》，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0页）张居正也曾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明末思想家，更是提出了“工商皆本”“资商”“厚商”等主张。社会生活中，商人为社会风尚演化的主角，官员和士绅阶层则紧紧跟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掀开了明代社会生活风尚由俭入奢的帷幕。“安贫乐道”和“重义轻利”，是传统儒学生存理念的基本原则，生活节俭、学不谋食，一直是明初理学家的生活准则。但到明中期以后，士人“治生”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生员的大批出现以及入仕之途的狭窄，让许多士子放弃“以学入仕”的途径，走上凭借学识来谋生的道路，推动了社会等级观念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身份标准，向“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的功利标准转化（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30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士人经商，或称为儒商，但终为商人，自然不可避免地沾染商人市侩“重财尚利”的风习。以明代的润笔为例，明前期，大部分文士收取酬金为他人作应酬性文章，既要看买主的身份及操行，同时又不写违心的内容。丘濬在正统年间曾官至礼部尚书，据说他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文者纷至。但丘濬如果瞧不起求文者的品行或职业，“虽以厚币请之不与”（焦竑：《玉堂丛语》卷1《文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正统以下后，文土不再耻于言利，但尚能顾忌人格和尊严。至天顺年间，收取润笔的现象更为普遍，价钱也贵，没有五钱到一两银子，是难以张口求人的。这个时期，一些文士的润笔收入十分可观，已有“尝积求文银百余两”者（陆容：《菽园杂记》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到了成、弘年间，购买文章的风气愈盛，“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润笔成为文士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为应付众多的求文者，“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菽园杂记》卷15，第189页）。为了钱，无论相识与否、品德如何，一律歌颂功德，即使是平生非常讨厌的人，也是有求必应。正德以后，润笔之价更高，为人作文明码标价，已是通行的做法。常熟桑思就公然要求求文者“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文士润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页），文化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明中期以后士风的变化，还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唐诗、宋词等古典诗文趋于没落，失去了文学主流的地位，逐渐为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所取代。小说这种体裁虽然出现较早，但一直受到儒学正统学者的排挤，无法跻身于正统文学之列。嘉、万年间，李贽开始注意到这类文体在民间与基层的广阔市场，对小说、戏曲和民间歌谣之类的通俗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说：“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李贽：《焚书》卷3《童心说》，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6页）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也极其重视小说，对戏曲和民歌等市民文艺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阊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4《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一大批读书人专门写通俗流行的读物，有的甚至集创作、刻版印刷和发行于一身，全方位地从事通俗文化的经营，并大获其利。明末苏州人冯梦龙和凌濛初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独龙子犹氏(冯梦龙别号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明中后期，在物欲洗礼和人性解放的大前提下，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呈现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首先，人们逐步突破了明初在物质消费方面的禁忌与条规，僭礼逾制，由敦朴转为奢华，厌常喜新。如在河南南阳府，“迨及隆、万，四方人附籍者众，渐有好游惰、习奢侈矣……风俗失旧，人心不古”（《康熙南阳府志》卷1《风俗》，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郑州在正德、嘉靖年间，已是“竞为奢靡，专事纷华”《嘉靖郑州志》卷1《风俗》，明嘉靖刻本）。其次，人们的价值和道德判断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从众与攀比心理影响之下，奢靡之风盛行一时，甚至波及乡野农村。万历年间，河南许多地方“姻家馈赠宴会之际，竞为靡丽，使中产之家四顾，徘徊而不能克举”（《康熙河南通志》卷27《艺文》，丘凤起：《风俗议》，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在这种浮华世风的影响下，读书的士人无不喜欢鲜衣美食，崇尚浮谈怪说，将工农视为村鄙。妇女敷粉簪花，袖手游乐，视勤俭为耻辱。人们的生活也渐趋世俗化，庸俗的歌谣词曲，成为大众娱乐的主要手段，以俗不可耐的人名命名器物成为时髦的风尚。明中期以后，金钱使一切伦理纲常、统治秩序、美德偶像都被颠倒过来。财大气粗的商贾、骄恣淫佚的官绅、游手好闲的市侩，挑战着传统的礼制。如《金瓶梅》里那个西门庆，就公然声称：“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金瓶梅词话》第57回《道长老募修水福寺，薛姑子劝舍陀罗经》，《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本。在山东的郓城县，这种社会风俗的变迁表现得尤为鲜明：“迩来竞尚豪奢，齐民而士人服，士人而士大夫之冠……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崇祯郓城县志》卷7《风俗》，明崇祯七年刻本）在这股士风突变的浪潮中，还涌现出许多张扬个性的“奇人”“奇事”“奇情”。嘉靖初年，奇人王艮身着“五常冠”，乘坐招摇车，带两童子，招摇于都市井邑间，人称“怪魁”。嘉靖末年，怪人徐渭应聘入幕总督胡宗宪府，黑巾素袍，整日纵酒豪饮，最后以利器击自己头颅或用铁钉刺入双耳。江南风流才子唐寅等人放荡不羁的行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追逐称赏的对象。有些官绅士庶，为了追求奇情、奇性，甚至到了不顾金钱和性命的地步。文人的个性解放与标新立异、商品的营求逐利与奢华糜烂、市井的世俗雅趣以及普通百姓的纵情放异等，构成了一幅明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波颓风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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