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到来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召开了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这两个事件，就有关历史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清-民转换史的研究。本书收入的文章，正是基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选编而成。这些文章对这一时期政治转型、经济变革、社会改造、人物活动、思想转变等多个层面都进行了探讨，深入发掘了这一变局中“变”与“不变”的各种面相，从而不仅有助于从更为整全的视角来理解清末民初的变局，也有助于从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来认识和把握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双重历史遗产。本书收录的文章从2012年“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中遴选而来，对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社会改造、人物活动、思想转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深入发掘了该进程中“变”与“不变”的各种面相，不仅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清末民初的变局，也有助于从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双重历史遗产。 两种联邦制的区分与“中央集权—乡邑自治”的结合 张翔则以康有为的论述为中心，从反向角度展示了共和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他指出，康有为主要以1904～1908年海外游历为基础，对共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做出了系列回应。特别是康有为在处理“封建—郡县”问题上的复杂思路，是其以中国、欧美及其他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分合与现代社会的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做出的辩证思考，甚至包含着质询、批判与影响共和革命的主张。虽其核心是要寻找一种可能性的道路来回应共和革命浪潮，而这种回应最终也嵌入了革命进程之中，成为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与张翔的视点几乎相反，李爱军所揭示的是共和观念对康有为造成的正面冲击。李爱军认为，学界对于康有为在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期间提出的“虚君共和”说，并非是其君主立宪主张的翻版，而是存在很强的张力。在辛亥革命期间，尽管这种“虚君共和”主张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诘难，而且最终它并没有被历史所选择而作为中国的道路，但康有为之所以敢于提出并宣扬它，与当时“共和”概念自身的模糊性是分不开的。而依据“共和”国体与政体的内涵，康有为的失败似乎也不在于“虚君”，或可以说名在“虚君”，而实在“共和”。
左玉河以杨度为例，揭示了民初知识人在政治理念上进行艰难选择的心路历程与思想变化。文中提出，辛亥前后杨度虽发生了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立宪的急剧转变，但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适应辛亥之后君主立宪的“君统”需要的再造。也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另外四篇文章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清末民初立宪共和活动中一些富有认知价值的内容。
郭双林分析了清末立宪运动中驻外使领所起的作用，认为驻外使领作为近代中国新知识群体之一，不仅率先发出了要求清廷实行宪政的呼吁，且在清廷仿行立宪后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尽管在近代中国的环境下，这些使领的活动不可能不以悲剧落幕，但同时也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董丛林通过重新检视“滦州兵谏”与“十九信条”的关系，认为张绍曾等人在兵谏中提出的政纲“十二条”，大多被“十九信条”所采纳。因此，就“滦州兵谏”而言，它直接促使清廷“十九信条”的出台，这是既定事实，也是兵谏既定目标基本达到的标志。通常的“滦州兵谏”失败之说，似与基本史实抵牾。
尚小明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原始资料，对有贺长雄在民初制宪活动中的几件重要史事进行了辨析，纠正了以往通行说法中的一些不清不实之处。如有贺长雄受到袁世凯看重，与其在此之前发表的《观奕闲评》一书有密切关系，因该书提出了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超然内阁制”主张。而有贺长雄所作的、历来被视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作舆论的《共和宪法持久策》，实际早在1913年10月就正式发表了，且其内容并没有鼓吹帝制的意思，而是针对1915年秋天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而发，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斗争的产物。
唐启华则通过探讨北洋时期“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形成、转变及消失的历程，试图打破“革命史观”对辛亥诠释权的垄断，从北洋派的视角阐明共和问题所具有的另一条实践脉络。他认为，从北洋派的角度看，清朝与北洋政府的传承性很强，故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的正统政权。因此，北洋派眼中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2月12日被定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亦是为了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强调北洋派对建立“共和”、维护“共和”之贡献。
四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
众所周知，传统历史叙事所使用的革命与反革命框架，根本不能展现清末民初所经历的剧烈且复杂的社会分化态势。不过，落实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学界迄今对于这一态势的探讨并不充分。而在本次会议上，几位学者都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出发，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触及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从而为如何把握此际的社会分化态势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尤为可贵的是，本组文章中较多把目光投向了一向被视为反革命阵营的满蒙权贵群体，并揭示了该群体在认同取向上的纠结态势。
马勇对一批被称为“晚清太子党”的皇族权贵在清末变局中的贡献与局限进行了剖析，指出这批人在新政、立宪等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先锋和主力。但“保中国不保大清”始终是他们的心头之患，基于这样的政治认同，才会一方面出现皇族内阁，另一方面，当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发生时，他们就很自然地从政治改革倡导者、推动者沦为反革命，而后来的所谓宗社党其实也是沿着这样一条政治认同的思想轨迹发展起来的。
孙燕京、周增光从更大范围检视了满蒙权贵集团在辛壬之际的情绪表达与政治心态，认为弃王朝保身家是旗籍权贵最典型的政治行为，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是他们最典型的政治心态。而旗籍权贵之所以“背信弃义”“不死君”，其近因在于他们对大势的基本认知和“家”大于“国”、“钱”大于“权”的基本价值取向，远因则蛰伏于清政府的体制内，即长期实行优待满族的政策，势必形成体制内的深刻矛盾，特别是宣统朝少壮派权贵当政后，打破了原有权力的平衡，构成政治体制的最大危机。
何瑜、黄煦明则集中探讨了满洲亲贵对清帝退位的进程与形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的态度与作为均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具体而言，慈禧太后生前的一系列人事安排，造成了亲贵专权的局面，而矛盾的制度设计又导致了亲贵陷入难以达成政治认同的权力纷争，从而激化了清政府的内部矛盾，造成宣统朝的短命与清帝退位的结局。
刘平、孙昉从政治、生活两个层面入手，探讨了清帝逊位后的紫禁城小朝廷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面貌。文章认为，虽然皇室优待条件明文规定“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但小朝廷并无意争取宪政体制内的合法权利，基本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可以说，民国政府与小朝廷之间其实并未达成政治认同。因此，小朝廷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世俗社会之中，而民国政府也没有制定出一个遏制清室复辟的具体方案。至于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既非辛亥革命反清事业的继续，也无助于反复辟斗争，反而使小朝廷重新燃起复辟的希望。
张永江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出发，对蒙古旗人升允在清朝覆亡前后的系列政治活动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升允和他所处的时代都是复杂多变的，不应该简单地将其力图复兴清朝之举斥作“顽固保守”。其所寻求的民族认同、地域认同和道义认同，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基于共同文化、情感和心理意义上的认同，而是以追求最高的政治认同为前提的，是达至其心目中的政治—文化认同的手段。作为八旗蒙古人的一个代表，升允的思想和行为体现着这一支蒙古族裔由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包括政治上国家认同的这一历史过程。
在另几篇文章中，张昭军通过对武昌首义后中国在日留学生的反应与活动的考察，展示了留日学生群体中在认同上迅速分化的态势。具体而言，满族学生加入了维护清政权的行列，或回国参加政府军，或组织暗杀团，参与镇压革命。汉族学生通过组织留学生大会、派遣赤十字医疗救援队等方式支援革命。不过，当时出现留日学生归国潮的主要原因，并非基于是否认同革命，而是国内战争使更多的人无法收到汇款，以致拖欠学费、生计无着，故归国实乃不得已的选择，这也成为中国留学史上曲折的一页。
李帆以刘师培为个案，力图对辛亥时期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加以阐发。他认为，刘师培的民族国家认同理念，既反映了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又有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因素，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色。但在这种交汇中，文化与种族的内在矛盾并未消弭，只不过是以现实需要为由将一方暂时搁置，由此亦有助于理解革命党人何以在清亡后便放弃了基于种族之别的民族国家认同理念，转而倡导以“文化”为认同基点的“五族共和”。
俞祖华对于从帝国到民国嬗替之际国家观念变迁状况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亦展现了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意识在此过程中的变化。他认为，现代国家学说和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制度变革，同时清帝退位与民国肇建所体现的国家制度变革又为现代国家观念被国人更深入的认知提供了契机与推力。不过，民初政治人物与广大国民的现代国家意识和观念的欠缺，又制约着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以致在北洋军人的主导下从“帝国”蜕变而来的“民国”成了空招牌。
五清末民初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
借用年鉴学派的说法，要把握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这类属于历史表层的“事件”，必须深入了解位于其下一层的“情势”或“结构”。置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情境下，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关系为重心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早已是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上围绕该主题的数篇论文，从不同的具体领域出发，阐发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认知。
罗志田对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整体演进态势进行了勾勒。他指出，大致就在辛亥革命前十年，近代中国兴起了一个可谓“国进民退”的持续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对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共领域，在“国进”势头下被迫淡出，而很多以往由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亦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由此又使得国民也面临着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
李细珠重新考察了清末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格局问题，反驳了学界长期信奉“外重内轻”说。他认为，庚子事变后，鉴于地方督抚权势之重，清廷力图收束地方督抚的权力，预备立宪则是清廷加强中央集权与地方督抚干政影响力减弱的转折点。不过，清廷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消弱之势，由此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也正是在武昌起义前夕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革命爆发，从而给予了清王朝致命一击。
曹新宇利用从英国外交密档中新发现的资料，对久为人知的1909年载沣罢袁事件重新加以考察，细致揭示了清末各种势力幕后政治与公众舆论的变相，以及其中蕴含的复杂权力关系。他认为，袁氏的暂时倒台，一度弱化了他保皇党人和革命派分子首要敌人的形象，为其复出后与革命派和谈提供了一定的舆论铺垫。另外，列强的干涉，保护了袁系班底的实力，挫败了载沣最初的除袁计划。这场斗争进一步把载沣等皇族贵胄推向孤立，对外更加依靠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清朝覆亡的历史进程。
颜军通过对清末地方自治改革取向的考察，反思了以往学界有关此次改革的定性。他分析了1906年直隶《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和1909年清政府《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两份地方自治章程，认为这场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在官方的监督之下，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组织地方人力，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民间资金，承办官府本应承担之事，其实是一种“助官治之不足”的自治，最终也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杨鹏程以立宪运动中湖南谘议局与巡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展现了官民关系在地方社会层面的具体演化状况。他认为，1909年成立的湖南谘议局原本被官府定位为参谋咨询机构或准议会机构，在客观上为立宪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舞台。但因官府对立宪运动的拖延、疑惧和压制，使湖南谘议局与官府的关系很快从“官民合力”变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最终，在湖南光复过程中，大多数谘议局议员和其他立宪派人士都站到革命派一边，上演了一出种瓜得豆的戏剧。
吴滔、钟祥宇从地方的视角出发，寻求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问题的扩展性理解。他们以清末自治情况堪为模范的江苏宝山县为例，认为县级财政体制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传统，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尤其是预备立宪阶段，由于省与州县、县与乡镇等底层财政的划分混淆不清，故而在推行自治清理收支的过程中，很多原先的公款公产被纳入地方财政系统中，引发了很多纠纷。但在这场转变和博弈过程中，地方公营事业和财政系统都相应得以调适，并为民国时期现代化分级财政体制的建立提供了鲜活的标本。
华林甫、高茂兵、卢祥亮对清末民初政区变动状况的探讨，展示了中国政治结构中一个更为深远的变化。他们认为，清末民初所发生的政区变迁堪称“剧变”：其一是从清代的四级制，经过清末官制改革和民国初年废道存府、府县同级、裁府留县等诸多实践，形成了省直管县的二级制；其二是民国初年对政区专名进行了大规模更改，特别是解决了长期造成困扰的地名重名问题；其三是部分政区通名退出历史舞台。此外，作者还提出有关中国政区变迁两千年来经历两次大循环的假说，并主张将清末以来百年政区变迁置入此假说内加以理解。
六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延续与转折
一般说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需要较长时间，并且与政治进程的步调往往不一致。以往教科书式的通行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清—民鼎革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十分有限。此次会议上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一组论文则表明，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延续与转折，不仅与政治进程密切关联，且皆富含极为复杂的内容，从而有助于重思“事件”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朱荫贵讨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的延续与变迁问题，指出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领域中虽然有没有变化和变化不大的部分，但变化的部分更明显，并且预示和标志着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推动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些变化正是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后才得以迅速兴起和实现的。因此，可以认定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经济突变”，只不过这个“突变”不像政治突变那样在短时段里表现明显，它更多表现在经济性质发生的变化上。
戴鞍钢探讨了清末民初政治变革对民间资本银行业发展的影响，指出中国民间资本银行业虽起步于清末新政期间，但步履蹒跚，进展甚微，而自1912年以后，历年设立的银行中均是商办银行遥遥领先。他认为，这种状况是与当时国内民间资本实业自辛亥革命爆发，尤其是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以后的持续发展相联系的，也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了清末民初巨大的政治变革对中国民间资本银行业发展的有力推动。
堀地明详细梳理了从1898年到1913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的中国对日本出口大米解禁问题的外交谈判，以及中国大米向日本出口的实际问题。他指出，1890年以后，日本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而导致粮食不足，且认为进口中国大米来解除这种不足状况是很有必要的，故而从1898年起开始要求清朝就解除米谷出口禁令进行谈判。但无论是在清末还是进入民国时期，中国的民间和官方都对中国大米对日出口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从而在客观上拒绝了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当粮食生产地的角色。
马俊亚则以鼎革前后淮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中心，为深入了解封建性延续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他认为，就淮北而言，辛亥革命后，尽管推翻了封建朝廷，但这个地区的封建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封建形态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该地区的大地主多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成为各种各样的封建土皇帝。其根源则在于政治变革对底层社会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不但没有趋于公平、优化，反而更加不合理。
朱浒通过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有关认识近代中国赈灾事业发展脉络的思考。他认为，中外社会人士针对江皖水灾合作发起的华洋义赈会，在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三方政权急剧转换的动荡时局中，始终专注于开展赈务，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三个政权的赈灾投入都严重不足的状况，对此次水灾没有引发大型的社会风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要正确把握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的发展脉络，则既要顾及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维度，也要重视当时中国社会变迁进程所造就的特殊发展契机。
池子华对民国肇建与中国红十字会转型之间关系的探讨，亦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脉络问题。他指出，作为创始于清末、以博爱恤兵为宗旨的人道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国建立后主动求变，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转型，实现了平稳过渡，完成了由官办回归民办、由依附于旧制度的政府组织向新政权下的非政府组织的身份转换。也正是这种求新求变的转型使中国红十字会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信任与支持，为其后来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焦润明对于晚清时期东北鼠疫应对期间行业防疫法规建设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牵涉了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体制的起源问题。他指出，为应对东北鼠疫，清廷及东北地方政府制定了较为详尽的防疫法规，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防疫法规建设高潮。尤其是有针对性地制定的行业规则，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防疫法规，这些行业防疫法规既反映了当时中国防疫法规建设的水平，也为后来的相关法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七清末民初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
以往研究早已表明，清末民初的思想观念结构呈现出一派异常芜杂的新陈代谢局面，从最激进的到最保守的，变与不变的因素始终互相杂糅，难以断然分为两途。但相对而言，以往此类探讨更多聚焦于思想观念本身，对知识社会史的关注尚显不足。这一状况随着近年来“新文化史”的兴起而得到改善，特别是本次会议上有关形象建构、历史书写等问题的文章，亦可谓对此种状况的呼应。
刘世龙详细分析了四川保路运动中一直被称为“赵屠户”的赵尔丰的形象建构及其演变问题。他认为，赵尔丰的“赵屠户”诨号在保路运动前已有，但在官场语境中是与“能臣”形象相联系的。而在保路运动之初，保路报刊和保路话语一度将之誉称为“福星”而建构出一副“爱民”形象。赵尔丰在受清廷逼压而制造成都血案后，仍力图重建其“爱民”形象，以致在拥有重兵的情形下同意四川独立，但最终仍因当过“屠户”的血账而被杀，其“爱民”形象的自我重建遂告彻底失败。
马忠文探讨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物即“烈宦”寇连材的形象，如何从晚清到民国被持续建构的过程。他指出，甲午战后太监寇连材被慈禧处死之事迄今不能得到澄清，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故事和情节，最终树立起一位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形象。特别是经过梁启超的讴歌，寇氏在近代史的叙述谱系中始终以支持维新的正面人物形象出现。然而，从寇氏被杀后京城清流士大夫的赞誉，到戊戌政变后康、梁出于保皇立场的宣扬，再到民国时期大量野史、掌故和文艺作品对其事迹的激情创作，寇氏的历史形象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徐有威、吴乐杨以民初时期《申报》和《大公报》上的评论为中心，探讨了社会舆论对于当时匪患的关注与认知，以期再现一种“思想—社会”互动的历史场景，同时以此考察民国时期中国民间传媒的关注所在。他们认为，尽管对民初匪患的观察与反思透露出近代报纸浓厚的“文人论政”风气，但最终亦只能流为空谈。不过两报所代表的舆论界精英对匪情的即时描述以及对土匪的界定，相对于后世学者的研究，其呈现的土匪形象或许更加直观和感性。
徐跃考察了清末民初张謇在对待佛教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时人主观意识中的纠结状态。他认为，国家存亡是张謇在清末的基本关怀，由于受到新思潮与反传统思想的影响，张謇一度认为佛教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从价值上否定了中国宗教对近代国家民族的意义而排诋佛教。但到民国初年，在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崩溃之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人心维系等问题逐渐成了张謇的基本关怀，由此转而提倡佛教，不自觉地否定了自己晚清时期的反传统思想而回归传统。
阚红柳对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活动经过的梳理，在某种意义上也展示了知识与权力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互动关系。她认为，从历史背景来看，清末钦定正史植根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的历史环境之中，钦定正史未成，王朝统治的危机随之接踵而至，昭示了钦定正史的政治色彩。从学术环境来看，清末民初的正史观念展现出前所未有之变局，倡导正史者与批判正史者各有阵营，意味着与王朝政治体系相伴而生的钦定正史模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瞿骏通过对商务印书馆民初陆续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的分析，认为清末新式学堂制度的确立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为当时特殊混成教育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强大推动力，辛亥革命的发生更是大大强化了此种教育结构。而此一教育结构的核心即教科书在民初童蒙教育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编写过程与形式、内容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反映了民初童蒙教育变与不变的多重面相，并由此折射出现代中国转型的独特历程。事实上，民初教育从结构到理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让当时的读书人无不具备“变”之一面，却也无不含有“不变”之另一面。
杨剑利立足于“国家建构”的议题，重新考察了清末民初有关妇女解放的话语问题。她认为，清末民初妇女解放的许多观念来自西方，而西方观念向中国的移植又涉及中西语境的转换，以致妇女主体性和主导权的缺失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瓶颈”。事实上，以国家建构的主题为线索，可以发现以西方观念为标杆的“瓶颈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持有一种“性别对立”意识，而这种意识与清末民初妇女解放事实上呈现出来的“性别合作”特征适相背离。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由于既是历史本身，又是历史书写的背景，因此历史书写的语境问题比范式问题更为重要。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本次会议另有一些反映前述各亚主题的佳作，但或因有些文章在杂志发表时间与本书出版计划有冲突，或因作者另有隐衷，或因作者精益求精而本书无法再等，以致最终未能收入，编者亦深以为憾。另外，清史所博士生陈鹏、韩祥、张公政接受本次会议委托，特地撰就《百年“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综述》一文，对了解本书主题颇有助益，故作为附录收入，顺带言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