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空间正义》一书继续作者“人是空间的存在”这个命题，将人们带向思维的纵深之处——空间正义理论与实践。在这里，苏贾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本书以一个轰动于洛杉矶的诉讼法案为切入点，展示了草根阶层对于市政建设的种种不满，以及对于各方面的正义诉求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斗争。作者继续“人是空间的存在”这个命题，将人们带向思维的纵深之处——空间正义理论与实践。在这里，苏贾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 目录： 亨利·列斐伏尔和城市权／92 正义的推进：不断扩展的“社区利益协议”影响／174 ——译者的话 爱德华·苏贾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城市规划系教授，后现代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苏贾的少年时代生活在以文化多元著称的美国纽约市布朗克区，十岁时的他就已经“活像一个街头地理学家”了。1962年，他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雪城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此后20年时间里，他多次游历非洲，并担任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和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客座教授。回到美国后，先是在西北大学任教，1972年移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城市政治经济学至今。2011年，应北京建筑大学之邀，他赴京参加“第四届建筑与土木学术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并做题为“区域城市发展”的学术报告，之后赴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学术访问，并以“区域城市化”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自此，他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多个科研院所和大学保持着学术联系。2013年5月底，他在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的办公室，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的采访。显然，中国成了苏贾空间研究之旅的又一个驿站。 如果说，苏贾前“三部曲”论证了“人是空间的存在”这一哲学命题，那么，摆在面前的这部著作——《寻求空间正义》则继续沿着这个命题，将人们带向思维的纵深之处。西班牙学者阿尔伯特说，《寻求空间正义》是“第四部曲”，它既是前“三部曲”的和弦，又开启了空间研究的新乐章——空间正义理论与实践。在这里，苏贾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生动素材中，爬罗剔抉，抽丝剥茧，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 是时候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了！ 针对话语与行动脱节的现象，苏贾呼吁：人们需要真实的食物和居所，而不是被告知应该拥有食物和居所。他希望通过切实可行的集体行动来改变空间生产和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改变生活于空间中的人的边缘地位，最终实现空间正义。为此，必须增加边缘空间的开放性和团结性，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提升边缘空间的权利比重，优化权利配置。弱者只有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才可能现实地改变居住空间的不平等、不正义。这就是空间的资本化所产生的抵抗力量。的确，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结果造成“中心与边缘”的悬殊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区域居于主导与决策地位，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一切好处：便捷的生活、优美的环境、完善的服务等；而处于依附与附庸地位的边缘地区则承受着现代性带来的一切恶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描述过这种状况：“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许多都市穷人区的环境沉沦到“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的近乎野蛮退化状态。这种空间不平衡发展不仅成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新的抵抗力量的发源地。对此，列斐伏尔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称为“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从最卑贱者到最高贵者，从马前卒到统治者”。苏贾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空间资本化既是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动力，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作为弱势群体，那些来自被剥夺空间权益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学生、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流浪汉就构成新的反抗力量，争夺空间的“控制权”就成为反抗的主要目标。“洛杉矶暴乱”就是最好的例证。 《寻求空间正义》（英文版）的出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城市》杂志于2010年和2011年组织了三次专栏讨论，很多地理学、城市和区域问题研究者参与了讨论。碧娜赫认为，该书为正义概念及其包含的空间内容进行了坚实的理论分析，并打通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道路。也有学者指出，苏贾对空间意识和空间问题的揭示太过拘泥于洛杉矶的经验，太多专注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师生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甚至相当狭窄地把案例仅仅集中在巴士乘客联盟问题上……作为一个地理学家，苏贾一生都在“走四方”，是一个游走于世界的“行吟地理学者”，但他在理论论证时却常拿洛杉矶“说事”，这既说明他对洛杉矶的偏爱，也给人留下了理论建构与实践方案“缺乏普遍性”的口实。苏贾对此解释说，《寻求空间正义》选择洛杉矶的劳动共同体作为空间正义斗争的案例，但也提到了类似组织在雅典和伦敦的发展。给洛杉矶案例贴上无与伦比的标签，是为了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和学习，特别是从其他策略和空间的斗争中学习，由此形成新的成功的运动，以促进空间正义尽可能在更多的语境中进行。 作为对种族主义实践的直接冲击，巴士乘客联盟判决标志着民权运动的复兴，此判决的重要性与1954年关于学校种族隔离的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局案可有一比。这也表明，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这里指的是公共交通），存在两种独立而不平等的系统，这就否定了人口中特殊群体的权利。同时，这也是环境正义运动的一种激动人心的表达，它反对建立在居住场所的种族不公正和歧视，从而证明了一个观点：一个人居住在何处，能够造成对其日常生活和个人健康的重要方面的消极后果。 判决宣布以后，巴士乘客联盟和策略中心的组织者以一种当之无愧的开辟新纪元的语调宣告了他们的成功。他们推动了“历史的巴士”，形成了“为巴士而战的数百万之众”，为“公交、民权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正义而斗争，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公交景观”，也形成了“新的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起义理论”。在2001年《社会主义者文摘》(SocialistsRegisture)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策略中心的组织者埃里克·曼（EricMann）形容他们的努力为“一场决然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妇女斗争”。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六章的注释和参考资料中有更多探讨。 界定交通平等与正义 除了巴士乘客联盟和策略中心，还有其他很多行动者卷入庭审。一方面被告是交通局，这是一个成立于1992年的新的公共部门，它由洛杉矶县交通委员会（IACTC）、县快速交通处（RTD）合并而成。虽然有例外，但是整体上洛杉矶县交通委员会还是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和县域范围内的地方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洛杉矶市由近90个独立城镇组成，它与一些广泛的非独立的地域构成洛杉矶县，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地方政府。1990年该县人口超过800万，近一半人居住在结构奇特的洛杉矶市。 法律维护与教育基金会是一个公益性法律事务所，在国内市民权利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它最大的成功是促成了1954年最高法院的布朗诉教育局（Brownv.BoardofEducation）判决，这个判决结束了学校种族隔离，这个案件最终影响巴士问题的政治性和象征性意义。法律维护与教育基金会特别重视形成联盟以促进社会和环境正义，并在较早时候采取积极行动以影响交通局作出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它给原告的支持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巴士乘客联盟、策略中心坚定而激进地要求自己的主动性，但基金会并没有给予全部认同。尽管有些不同观点，但还是很难想象早在1994年就正式建立了一个如此强有力的诉讼支持团队。 联盟由于不同的战略视角而与此观点形成冲突。他们有很多用以指控的数据，认为通过不成比例的投资，对服务于相对富有的人的公共交通设施给予了太多的关注，然而很多在其日常生活中依赖公交和在所谓是拥挤的内城生活的人，则严重地被系统性地忽视了，这种歧视有很长的历史记录。从一个视角看，每人每次城际轨道旅行，需要补贴至少21美元，而巴士交通的每人每次补贴仅仅是1美元多一点儿。很显然，当依赖公交的穷人的需要被优先考虑的时候，一种不同的正义和歧视的观点就出现了，这就需要在公共政策和计划实践中做出富有意义的改变。 一旦目前这种特殊的依赖公共交通的穷人的需求得到认可，那么所有事情都将发生变化。洛杉矶，这个一度被认为是最大的郊区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特殊的交通不公现象，大量的移民工薪穷人呈环状集中在市中心商务区周围。很多依赖公交的人有多种工作，需要在多区域之间移动，流动、多点以及网格化的巴士网络，几乎总是人们喜欢选择的，而轨道系统无论轻重轨、地上地下都不是首选。 从巴士乘客联盟判决及其之后策略联盟的不断努力和成果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对于社会运动的积极行动者以及各地的进步学者而言，它是一个寻求种族、环境和空间正义的成功的城市暴乱。如果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策略性乐观主义，人们可以看到巴士乘客联盟及其他正在兴起的联盟，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已经在洛杉矶发展起来，并形成一个消除他们在任何地方可能发现的非正义之运动的有效起点。这本书就是在鼓励这种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