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全书，虽说多是从个体学术生涯和文化人生的记述入手，却是当代文化历程和社会生活宏大叙事的反映，折射出大半个世纪依赖人文世界的历史沧桑、学术领域的思想变幻和文人学者的心路起落曲折，口述留真，回忆真实，注意细节，文彩纷呈，很有可读性。 本书以文化人的求学经历及学术生涯为主要内容。力求通过个体的文化人生，反映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历史的沧桑变化和当代学人的心路历程。书稿之可贵，就在于以史存真，让我们体会到新中国成立之不易，改革开放之不易。而在这种种不易之中，我们可以窥见如范长江、王利器、杜道生等志士仁人专家学者之襟怀与风范。书稿史实准确，文笔畅达，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
作者简介：
当代四川史编委会一直致力于当代口述史料与档案文献的采访、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由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合作，共同创办的《当代史资料》（季刊），自2001年开始至今，已编辑出版62期，其中主要为口述、档案、文献资料以及回忆录，甚获好评。与此同时，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当代口述史丛书”，分为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至今已出三辑。另一则为《青史留真》系列，已出一辑。
目录：
018 前言 抗战老兵 021 百岁抗战老兵的口述实录 ◎马士弘口述 万本根 谭继和 张彦 苏东来 访问整理 马识途和他三哥马士弘都年逾百岁，018 前言抗战老兵021 百岁抗战老兵的口述实录◎马士弘口述 万本根 谭继和 张彦 苏东来访问整理马识途和他三哥马士弘都年逾百岁，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的荣膺者。马士弘，原名马千毅，1911年生，重庆忠县石宝乡坪山村人。黄埔军校第十一期学员，原国民党少将副师长。抗战八年，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常德会战、长江石牌要塞保卫战等重要战役，奋战在正面战场第一线。1949年随罗广文兵团起义，后在政府部门工作。20世纪70年代曾任成都市政协委员。029 抗战老兵口述盘点◎赖恩典关爱抗战老兵，抢救抗战史料，是国家、民族和每个华夏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志愿者多年来默默地关爱老兵，嘘寒问暖，携手相助，口述采访，风雨奔波。有着八年志愿者经历的口述历史记录者赖恩典2002年从福建老家来到北京，为了导演梦而成为一名“北漂”。但他更钟情于“口述历史记录者”这一身份。他奔赴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用镜头记录下六十多名抗战老兵的历史记忆。本文摘取了其中四位的口述记录。百岁识途·自述044 人生长途 上下求索——自拟小传◎马识途2015年，是马识途老人的百岁华诞。他由懵懂孩童、热血青年学子、地下革命党人、新中国的建设者、作家、书法家一路走来，辛勤跋涉。在下面一组文章里，他将自己百年的志向追求、人生体悟加以回顾总结。“中国梦想”“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是其中的关键词，真情、义胆、文心跃然纸上。继后的几篇文字，记述了同学文友和晚辈学人对马老其人其文“瞻焉在前，仰之弥高”的感悟。046 我也有一个梦——一个百岁老人的呼吁◎马识途049 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识途054 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马识途059 《马识途文集》自序◎马识途百岁识途·评述064 瞻焉在前，仰之弥高——《马识途文集》序◎王火本文系作者为《马识途文集》所作的序言，叙述了他眼中马老的为人与为文，情谊切切，情深意长。068 革命风云的真实记录——读《马识途文集》◎张炯《马识途文集》于2005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是马老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集成结晶，包括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词、随笔、游记、杂文等等。张炯同志从纪实性与现实主义品格、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与风格、民族正气与时代精神等方面对马老的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071 读《夜谭十记》随笔◎韦君宜作为马老《夜谭十记》责任编辑的韦君宜先生详述了此书的成书及出版过程，并对洋溢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行了评价。075 心路历程 青史留真——马识途同志《党校笔记》的精神价值◎章玉钧马识途同志1980~1981年到中央党校学习，听课、读书、讨论，并坚持记笔记。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中央党校的课内课外汇集了不同思想的碰撞、各种思潮的激荡，这份笔记便成为当时大变革的一份忠实的记录。本文详述了这份笔记曲折的出版过程，并对笔记的思想、史料价值进行了精到的评价。081 理性反思：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读马老识途的《党校笔记》◎谭继和本文从四个方面评价了马老《党校笔记》：思想解放的理论探索和理性反思；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精神；传承巴蜀文宗关心时政、洞察世事的精神。黎明星火087 亡命闯千关：我的地下生涯纪略◎李维嘉李维嘉同志在四川解放前，负责地下党重庆市委和川康特委方面的地下工作，与国民党敌特英勇斗争，亡命闯千关，经历了复杂艰巨、不畏牺牲的斗争历程。本文是作者在重庆和川西开展地下斗争的回忆，旨在还历史真实的本来面目，拨开一些谎言、歪曲的迷雾。093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成都开展革命斗争的几个问题◎马识途本文系作者对解放战争时期成都地下工作所作的回忆，其对当时的几个主要事件进行了总结，尤其是斗争策略问题关系到组织的生死存亡。如成都的《XNCR》报不断改换名称和纸张版式，与敌人打游击战，得以生存下来；而重庆的《挺进报》则与敌人硬碰硬，受到破坏。100 刻骨铭心的往事——忆王放◎马识途1947年，地下党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负责办一张秘密的油印小报，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电稿油印出来，送给党内和进步人士阅读。担任四川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王放接受了办报任务。在极端困难和极度危险的条件下，一个人包揽了收听记录延安广播，刻写蜡纸、油印和分发报纸的全部工作。他们以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XNCR”为小报命名，将报纸办得有声有色。马识途和王放也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产生了感情，结为伉俪。新中国成立后，王放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委屈，但她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国家的建设，终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文革”初期病逝。130 川大民协革命斗争历程◎《民协概述》编写组四川大学的民主青年协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民协成员还深入四川各地乡村，开展农运，建立人民武装，做当地青年学生工作，策反国民党武装等，用他们青春和热血，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贡献。147 党中央对川西北地下工作的指示与布置◎张秀熟在这篇为《中共绵阳地方党史稿》所作的序言中，作者叙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川西北所作的布局。149 当年的课堂是什么样的——“20后”寄语“90后”◎章开沅章开沅先生1946年入金陵大学学习。当年的金陵大学名家汇集，马寅初、梁漱溟、罗隆基等都在此执教，金大的学习空气非常浓厚。同时学生们还有“社会”这个第二课堂，即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蒋管区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154 从职业革命家到重钢总工程师——记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川南工委书记王宇光◎丁群王宇光出身于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庭。抗战期间怀着火热的爱国之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利用身份的掩护，在钱瑛的直接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周旋于敌我之间。曾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川南工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风雨，一直为国家的钢铁事业而奋斗。先后任西南地区团工委组织部部长，重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68 1947~1949年四川大学的学生运动◎陈忠理本文详细叙述了1947～1949年间四川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当年的学运组织周全、目的明确、形式多样，青年学生的热情和激情、对黑暗的憎恶、对光明的向往都跃然纸上，人们在当年洋溢着正义、青春的学潮背后，看到的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201 回忆“四九”◎严开民1948年国民党政权颓势已定，仍作垂死挣扎，蒋介石派王陵基来川主政，加紧征兵征粮。中共决定在4月9号王的就职典礼之日发动学生进行要求供应平价米的请愿活动。作者作为行动的联络人参与了全过程：请愿、被打、被抓、审讯。国民党当局最后迫于社会的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学生。210 冲破黑暗 迎接黎明◎李江景李江景1940年读初中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进入四川大学后第二次入党，并打通了川北与川西地下党的横向联系。身份暴露后，回到中江老家，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打入乡绅组建的地方武装做策反工作，在大军南下时，成功瓦解了国民党的地方势力。219 记“风雨谈读书会”◎李雅松“风雨谈读书会”是1947年四川大学党支部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群团组织。通过读书、文娱活动等方式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解放区的消息传达给学生。组织学生参加学运，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224 忆王琴舫与黎明歌唱团二三事◎陈为珍王琴舫在四川大学学习期间，与川大早期民协负责人之一刘淑文一道积极开展工作，组织秘密读书会，吸收少数要求进步的女同学参加，引导她们学习马列著作。后又组织成立了“黎明歌唱团”，通过传播革命歌曲，用音乐特别是歌咏形式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扩大革命影响。巴蜀学林227 著述文字“两千万富翁”——回忆大哥王利器◎王利泽口述 庞国翔访问整理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重庆江津人，著名国学大师。著作宏富，有《风俗通义校注》《吕氏春秋比义》《文心雕龙新疏》《盐铁论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越缦堂读书简端证校录》《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九斋集校订本》《宋会要辑补》《道教大辞典》《水浒大词典》《金瓶梅辞典》《新语校注》《绎史》《葛洪论》《颜氏家训集解》《吕氏春秋注疏》《王利器自传》等三十余种。另有单篇论文约百万余字发表。著述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在本文中其堂弟详述了大师的求学与成长经历。237 川内开花川外红——缅怀吴天墀先生◎张邦炜吴天墀先生一生经历坎坷。早年学子出身，加入过青年党，抗战时期做过县长，这样的经历注定了他此后的“冷板凳”生涯。本文对个中缘由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当下学人与前辈优秀学者的差距：前辈方正者多、乡愿者少，严谨、严肃、严格，敢于逗硬。当下学人坚守者少、油滑者多，随俗、趋时、附和，得过且过。“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前辈优秀学者的人生品格。244 恩师吴天墀◎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始从事史学研究，是我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发表《烛影斧声传疑》《张詠治蜀事辑》《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等有影响的论文。1955年开始了西夏史资料的搜集。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文革”前夕，先生《西夏史稿》已完成大概。1980年12月，贯注了先生长期心血的《西夏史稿》终于出版。全书注释共二百八十条，约近九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对正文的具体补充，另一部分是著者对史料和史事的考订，一个注释几乎相当于一篇考据文。吴先生是执着于学术事业，不怕“坐冷板凳”的老一辈学者的代表，其扎实的治学态度和甘于寂寞的人生态度与当下浮躁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比。249 我与王文才的半世师缘◎张天健王文才，蜀中著名中国文学、文献学专家，研究明代杨升庵的大家。治学专精博约，著述宏富。本文作者张天健先生与他籍属同乡崇州城，在文中娓娓叙述了与王文才的半世师生情谊，以及文才老先生亲承咳唾，严于治学的斑斑点点。259 王介平先生和他的一个学生◎张小路王介平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一个对“西方哲学”研究颇有成绩的教授身份改学历史，到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班，并且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重建辉煌。本文作者回忆了王介平老先生在教书育人中传递给学生的信仰、人格、为人的原则等，可以一窥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格风骨。264 襟怀淡泊、耿介一生的学者——忆李润苍老师◎王炎李润苍先生“文革”前已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骨干，“文革”后成为研究辛亥革命的知名学者。本文缅怀了他淡泊名利，提携后学，专注学术的学者生涯。269 国学文脉的传承者杜道生先生◎王旭杜道生先生出身于乐山一个殷实之家。七岁发蒙，十四岁入读新式中学。二十二岁考入四川大学，后到北京求学，先后入读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在大学的课堂上，道生先生聆听、请益的多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此后一直在中学、大学执教。他一生熟读圣贤书，平凡澹泊，持守心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默默地传授传统知识，也传承着中华的文脉。文化先驱303 范长江的璀璨人生和他的最后岁月——一位横跨新闻与科技两界的卓越领导人◎章道义范长江，我国杰出的我记者、新闻家、社会活动家。1935年5月，范长江曾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并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引起巨大反响。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上海《解放日报》，辅助胡乔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任副署长，并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起，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当时为郭沫若兼主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林枫为主任）。1956年到科技界工作，仍兼二办副主任。“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就迫使范长江处于被审查被揪斗的境地，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确山“五七”干校，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1970年在干校自杀身亡。本文详述了范长江的璀璨人生及在干校的最后岁月。328 黄炎培与卢作孚的人际交往◎张立程黄炎培与卢作孚，一位生活在长江的上游（四川），一位生活在长江的下游（上海），两人的交往，是20世纪初年“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两种思潮的产物，而两人相识相知以后，互相影响，互相扶持，分别代表国人实践教育与实业结合以救国的两种类型，堪称民初教育界与实业界结合的典范。342 我的留美经历（1947~1950）◎朱可善1946年，朱可善先生通过了国民政府举办的自费留美考试，并于1947年底在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资助下，自费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49年1月获得工程硕士学位，2月开始攻读博士。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留美学生在祖国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9月朱可善先生和部分留美同学冲破美国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离开美国回到了祖国怀抱。艺坛名人355 《情探》：本土文化的经典演绎◎蓝光临口述 钟鼎访问整理著名川剧小生蓝光临从艺七十余年，十岁登台。本文详述了经典剧目《情探》的发展演变过程、名角们个人的演绎风格以及蓝先生本人多年演出《情探》的心得。从《情探》这一个案管窥川剧在近代以来的演进历史，让我们细细体味无数前辈智慧、心血凝结而成的艺术瑰宝的高妙。374 大家妙笔施孝长◎李林樱施孝长出身书画世家，早年学国画，后到上海新华艺术大学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学习，努力探索西画在光感、透视、立体感等方面的特点，以丰富国画的表现力。学习期间和大学毕业后，曾画过许多油画，成为西画进入中国的开拓者之一。后专攻国画，在游历大江南北、巴山蜀水时，他用铅笔绘下了大量写生画稿。而在国画中他也努力融入西画的某些表现手法，形成自己新的风格。代表作有《崇丽阁》《青城大桥》《四更山吐月》《李冰父子治水图记》等。381 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与我家的世交缘◎潘前春蔡绍序是中国声乐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家喻户晓的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就是蔡先生唱红的。作者家庭自祖父起就与蔡绍序世交，上世纪40年代蔡绍序应作者父亲之邀，到四川省资中县举办过一次音乐会，其中一些趣闻逸事鲜为人知。若干年后，蔡绍序之子蔡渝歌与作者相会，蔡渝歌对父亲艺术生涯的介绍以及作者多角度的忆旧，进一步丰富了歌唱家的人生史料。390 青城武术与洞经音乐◎刘绥缤口述 刘冰访问整理“南武当，北少林，峨眉弘佛法，探本上青城。”青城武术是中国古代武术四大门派之一，发源于中国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门刘绥缤先生从金庸与青城武术、道教与青城武术、青城武术现状、青城太极功与养生等方面介绍了青城武术。脱胎于远古巫觋音乐的青城洞经古乐，是一朵深藏在青城山中的艺术奇葩，目前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018 前言抗战老兵021 百岁抗战老兵的口述实录◎马士弘口述 万本根 谭继和 张彦 苏东来访问整理马识途和他三哥马士弘都年逾百岁，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的荣膺者。马士弘，原名马千毅，1911年生，重庆忠县石宝乡坪山村人。黄埔军校第十一期学员，原国民党少将副师长。抗战八年，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常德会战、长江石牌要塞保卫战等重要战役，奋战在正面战场第一线。1949年随罗广文兵团起义，后在政府部门工作。20世纪70年代曾任成都市政协委员。029 抗战老兵口述盘点◎赖恩典关爱抗战老兵，抢救抗战史料，是国家、民族和每个华夏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志愿者多年来默默地关爱老兵，嘘寒问暖，携手相助，口述采访，风雨奔波。有着八年志愿者经历的口述历史记录者赖恩典2002年从福建老家来到北京，为了导演梦而成为一名“北漂”。但他更钟情于“口述历史记录者”这一身份。他奔赴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用镜头记录下六十多名抗战老兵的历史记忆。本文摘取了其中四位的口述记录。百岁识途·自述044 人生长途 上下求索——自拟小传◎马识途2015年，是马识途老人的百岁华诞。他由懵懂孩童、热血青年学子、地下革命党人、新中国的建设者、作家、书法家一路走来，辛勤跋涉。在下面一组文章里，他将自己百年的志向追求、人生体悟加以回顾总结。“中国梦想”“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是其中的关键词，真情、义胆、文心跃然纸上。继后的几篇文字，记述了同学文友和晚辈学人对马老其人其文“瞻焉在前，仰之弥高”的感悟。046 我也有一个梦——一个百岁老人的呼吁◎马识途049 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识途054 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马识途059 《马识途文集》自序◎马识途百岁识途·评述064 瞻焉在前，仰之弥高——《马识途文集》序◎王火本文系作者为《马识途文集》所作的序言，叙述了他眼中马老的为人与为文，情谊切切，情深意长。068 革命风云的真实记录——读《马识途文集》◎张炯《马识途文集》于2005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是马老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集成结晶，包括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词、随笔、游记、杂文等等。张炯同志从纪实性与现实主义品格、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与风格、民族正气与时代精神等方面对马老的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071 读《夜谭十记》随笔◎韦君宜作为马老《夜谭十记》责任编辑的韦君宜先生详述了此书的成书及出版过程，并对洋溢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行了评价。075 心路历程 青史留真——马识途同志《党校笔记》的精神价值◎章玉钧马识途同志1980~1981年到中央党校学习，听课、读书、讨论，并坚持记笔记。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中央党校的课内课外汇集了不同思想的碰撞、各种思潮的激荡，这份笔记便成为当时大变革的一份忠实的记录。本文详述了这份笔记曲折的出版过程，并对笔记的思想、史料价值进行了精到的评价。081 理性反思：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读马老识途的《党校笔记》◎谭继和本文从四个方面评价了马老《党校笔记》：思想解放的理论探索和理性反思；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精神；传承巴蜀文宗关心时政、洞察世事的精神。黎明星火087 亡命闯千关：我的地下生涯纪略◎李维嘉李维嘉同志在四川解放前，负责地下党重庆市委和川康特委方面的地下工作，与国民党敌特英勇斗争，亡命闯千关，经历了复杂艰巨、不畏牺牲的斗争历程。本文是作者在重庆和川西开展地下斗争的回忆，旨在还历史真实的本来面目，拨开一些谎言、歪曲的迷雾。093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成都开展革命斗争的几个问题◎马识途本文系作者对解放战争时期成都地下工作所作的回忆，其对当时的几个主要事件进行了总结，尤其是斗争策略问题关系到组织的生死存亡。如成都的《XNCR》报不断改换名称和纸张版式，与敌人打游击战，得以生存下来；而重庆的《挺进报》则与敌人硬碰硬，受到破坏。100 刻骨铭心的往事——忆王放◎马识途1947年，地下党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负责办一张秘密的油印小报，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电稿油印出来，送给党内和进步人士阅读。担任四川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王放接受了办报任务。在极端困难和极度危险的条件下，一个人包揽了收听记录延安广播，刻写蜡纸、油印和分发报纸的全部工作。他们以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XNCR”为小报命名，将报纸办得有声有色。马识途和王放也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产生了感情，结为伉俪。新中国成立后，王放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委屈，但她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国家的建设，终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文革”初期病逝。130 川大民协革命斗争历程◎《民协概述》编写组四川大学的民主青年协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民协成员还深入四川各地乡村，开展农运，建立人民武装，做当地青年学生工作，策反国民党武装等，用他们青春和热血，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贡献。147 党中央对川西北地下工作的指示与布置◎张秀熟在这篇为《中共绵阳地方党史稿》所作的序言中，作者叙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川西北所作的布局。149 当年的课堂是什么样的——“20后”寄语“90后”◎章开沅章开沅先生1946年入金陵大学学习。当年的金陵大学名家汇集，马寅初、梁漱溟、罗隆基等都在此执教，金大的学习空气非常浓厚。同时学生们还有“社会”这个第二课堂，即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蒋管区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154 从职业革命家到重钢总工程师——记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川南工委书记王宇光◎丁群王宇光出身于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庭。抗战期间怀着火热的爱国之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利用身份的掩护，在钱瑛的直接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周旋于敌我之间。曾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川南工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风雨，一直为国家的钢铁事业而奋斗。先后任西南地区团工委组织部部长，重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68 1947~1949年四川大学的学生运动◎陈忠理本文详细叙述了1947～1949年间四川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当年的学运组织周全、目的明确、形式多样，青年学生的热情和激情、对黑暗的憎恶、对光明的向往都跃然纸上，人们在当年洋溢着正义、青春的学潮背后，看到的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201 回忆“四九”◎严开民1948年国民党政权颓势已定，仍作垂死挣扎，蒋介石派王陵基来川主政，加紧征兵征粮。中共决定在4月9号王的就职典礼之日发动学生进行要求供应平价米的请愿活动。作者作为行动的联络人参与了全过程：请愿、被打、被抓、审讯。国民党当局最后迫于社会的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学生。210 冲破黑暗 迎接黎明◎李江景李江景1940年读初中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进入四川大学后第二次入党，并打通了川北与川西地下党的横向联系。身份暴露后，回到中江老家，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打入乡绅组建的地方武装做策反工作，在大军南下时，成功瓦解了国民党的地方势力。219 记“风雨谈读书会”◎李雅松“风雨谈读书会”是1947年四川大学党支部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群团组织。通过读书、文娱活动等方式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解放区的消息传达给学生。组织学生参加学运，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224 忆王琴舫与黎明歌唱团二三事◎陈为珍王琴舫在四川大学学习期间，与川大早期民协负责人之一刘淑文一道积极开展工作，组织秘密读书会，吸收少数要求进步的女同学参加，引导她们学习马列著作。后又组织成立了“黎明歌唱团”，通过传播革命歌曲，用音乐特别是歌咏形式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扩大革命影响。巴蜀学林227 著述文字“两千万富翁”——回忆大哥王利器◎王利泽口述 庞国翔访问整理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重庆江津人，著名国学大师。著作宏富，有《风俗通义校注》《吕氏春秋比义》《文心雕龙新疏》《盐铁论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越缦堂读书简端证校录》《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九斋集校订本》《宋会要辑补》《道教大辞典》《水浒大词典》《金瓶梅辞典》《新语校注》《绎史》《葛洪论》《颜氏家训集解》《吕氏春秋注疏》《王利器自传》等三十余种。另有单篇论文约百万余字发表。著述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在本文中其堂弟详述了大师的求学与成长经历。237 川内开花川外红——缅怀吴天墀先生◎张邦炜吴天墀先生一生经历坎坷。早年学子出身，加入过青年党，抗战时期做过县长，这样的经历注定了他此后的“冷板凳”生涯。本文对个中缘由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当下学人与前辈优秀学者的差距：前辈方正者多、乡愿者少，严谨、严肃、严格，敢于逗硬。当下学人坚守者少、油滑者多，随俗、趋时、附和，得过且过。“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前辈优秀学者的人生品格。244 恩师吴天墀◎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始从事史学研究，是我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发表《烛影斧声传疑》《张詠治蜀事辑》《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等有影响的论文。1955年开始了西夏史资料的搜集。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文革”前夕，先生《西夏史稿》已完成大概。1980年12月，贯注了先生长期心血的《西夏史稿》终于出版。全书注释共二百八十条，约近九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对正文的具体补充，另一部分是著者对史料和史事的考订，一个注释几乎相当于一篇考据文。吴先生是执着于学术事业，不怕“坐冷板凳”的老一辈学者的代表，其扎实的治学态度和甘于寂寞的人生态度与当下浮躁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比。249 我与王文才的半世师缘◎张天健王文才，蜀中著名中国文学、文献学专家，研究明代杨升庵的大家。治学专精博约，著述宏富。本文作者张天健先生与他籍属同乡崇州城，在文中娓娓叙述了与王文才的半世师生情谊，以及文才老先生亲承咳唾，严于治学的斑斑点点。259 王介平先生和他的一个学生◎张小路王介平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一个对“西方哲学”研究颇有成绩的教授身份改学历史，到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班，并且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重建辉煌。本文作者回忆了王介平老先生在教书育人中传递给学生的信仰、人格、为人的原则等，可以一窥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格风骨。264 襟怀淡泊、耿介一生的学者——忆李润苍老师◎王炎李润苍先生“文革”前已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骨干，“文革”后成为研究辛亥革命的知名学者。本文缅怀了他淡泊名利，提携后学，专注学术的学者生涯。269 国学文脉的传承者杜道生先生◎王旭杜道生先生出身于乐山一个殷实之家。七岁发蒙，十四岁入读新式中学。二十二岁考入四川大学，后到北京求学，先后入读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在大学的课堂上，道生先生聆听、请益的多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此后一直在中学、大学执教。他一生熟读圣贤书，平凡澹泊，持守心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默默地传授传统知识，也传承着中华的文脉。文化先驱303 范长江的璀璨人生和他的最后岁月——一位横跨新闻与科技两界的卓越领导人◎章道义范长江，我国杰出的我记者、新闻家、社会活动家。1935年5月，范长江曾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并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引起巨大反响。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上海《解放日报》，辅助胡乔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任副署长，并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起，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当时为郭沫若兼主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林枫为主任）。1956年到科技界工作，仍兼二办副主任。“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就迫使范长江处于被审查被揪斗的境地，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确山“五七”干校，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1970年在干校自杀身亡。本文详述了范长江的璀璨人生及在干校的最后岁月。328 黄炎培与卢作孚的人际交往◎张立程黄炎培与卢作孚，一位生活在长江的上游（四川），一位生活在长江的下游（上海），两人的交往，是20世纪初年“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两种思潮的产物，而两人相识相知以后，互相影响，互相扶持，分别代表国人实践教育与实业结合以救国的两种类型，堪称民初教育界与实业界结合的典范。342 我的留美经历（1947~1950）◎朱可善1946年，朱可善先生通过了国民政府举办的自费留美考试，并于1947年底在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资助下，自费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49年1月获得工程硕士学位，2月开始攻读博士。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留美学生在祖国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9月朱可善先生和部分留美同学冲破美国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离开美国回到了祖国怀抱。艺坛名人355 《情探》：本土文化的经典演绎◎蓝光临口述 钟鼎访问整理著名川剧小生蓝光临从艺七十余年，十岁登台。本文详述了经典剧目《情探》的发展演变过程、名角们个人的演绎风格以及蓝先生本人多年演出《情探》的心得。从《情探》这一个案管窥川剧在近代以来的演进历史，让我们细细体味无数前辈智慧、心血凝结而成的艺术瑰宝的高妙。374 大家妙笔施孝长◎李林樱施孝长出身书画世家，早年学国画，后到上海新华艺术大学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学习，努力探索西画在光感、透视、立体感等方面的特点，以丰富国画的表现力。学习期间和大学毕业后，曾画过许多油画，成为西画进入中国的开拓者之一。后专攻国画，在游历大江南北、巴山蜀水时，他用铅笔绘下了大量写生画稿。而在国画中他也努力融入西画的某些表现手法，形成自己新的风格。代表作有《崇丽阁》《青城大桥》《四更山吐月》《李冰父子治水图记》等。381 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与我家的世交缘◎潘前春蔡绍序是中国声乐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家喻户晓的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就是蔡先生唱红的。作者家庭自祖父起就与蔡绍序世交，上世纪40年代蔡绍序应作者父亲之邀，到四川省资中县举办过一次音乐会，其中一些趣闻逸事鲜为人知。若干年后，蔡绍序之子蔡渝歌与作者相会，蔡渝歌对父亲艺术生涯的介绍以及作者多角度的忆旧，进一步丰富了歌唱家的人生史料。390 青城武术与洞经音乐◎刘绥缤口述 刘冰访问整理“南武当，北少林，峨眉弘佛法，探本上青城。”青城武术是中国古代武术四大门派之一，发源于中国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门刘绥缤先生从金庸与青城武术、道教与青城武术、青城武术现状、青城太极功与养生等方面介绍了青城武术。脱胎于远古巫觋音乐的青城洞经古乐，是一朵深藏在青城山中的艺术奇葩，目前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范长江的璀璨人生和他的最后岁月——一位横跨新闻与科技两界的卓越领导人◎章道义范长江，我国杰出的我记者、新闻家、社会活动家。1935年5月，范长江曾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并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引起巨大反响。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上海《解放日报》，辅助胡乔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任副署长，并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起，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当时为郭沫若兼主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林枫为主任）。1956年到科技界工作，仍兼二办副主任。“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就迫使范长江处于被审查被揪斗的境地，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确山“五七”干校，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1970年在干校自杀身亡。本文详述了范长江的璀璨人生及在干校的最后岁月。“文革”中，三科合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都合并到中国科学院。为了安置这么一大批无事可做的干部，并使他们得到劳动锻炼，合并后的中科院军管会先后在河南罗山、湖南草市（衡东）、湖北潜江和河南确山建立了四所“五七”干校。故事就发生在这所以中国科协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干部及中国计量科学院下放干部为主的确山“五七”干校。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国新闻界鼎鼎大名的前辈：范长江。范长江的闪光足迹和他在新闻界的杰出贡献范长江生于1909年，是上世纪30年代我国大公报社的名记者，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当今中国新闻记者协会的前身）的主要创办人。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先后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的二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留下了一系列闪光的足迹，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以下五个方面：（一）他是第一个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实际情况的名记者，为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7月，他从成都出发到西北考察旅行，并以旅行记的形式在《大公报》陆续发表自己的见闻与述评。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他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并勇敢地作了客观的报道。文中，他还“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他的报道谈古论今，意趣横生，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其中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以及处处表现出来的正直高尚的民族民主主义精神，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称道。这些游记以后汇集出版，就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内连续出版九次，一时脍炙人口”。这部书1936年8月出版，比斯诺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要早一年。据一位生活、工作在中国多年并入了中国籍的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先生回忆：“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中国记者就是长江（那时我还不知他姓范）。那是在他的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发表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从斯诺那里先听到这些文章，后来又看到了其中译成英文的几篇。当斯诺发表《西行漫记》时，我心中便有这样一个念头：长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诺产生去了解和报道中国红军的愿望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他为了揭示事变真相，从宁夏飞抵兰州，又由兰州进入事变的中心西安。在西安他通过杨虎城找到周恩来同志。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恩来同志的音容笑貌和对时局的分析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在1937年2月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2月9日晚十时，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了范长江，与他长谈了一夜。这十个小时的谈话，使他茅塞顿开，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延安采访回来后，他在《大公报》上，连续向全国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对此，毛主席曾亲自写信给他表示感谢，并打电报表示欢迎他再到延安采访，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奔赴抗日前线采访新闻，在枪林弹雨中，写出大量通讯，并在组织进步的新闻团体中表现出突出的组织才能。他于1937年11月在上海与恽逸群、羊枣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8年3月在武汉与徐迈进、陈同生、恽逸群等人召开了“青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党的支持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记者。此后，他又与胡愈之等人发起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在那个举国艰难的时候，突显出他在我国新闻界敢作敢为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三）1939年5月在重庆由周恩来同志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蒋介石下令要逮捕他。在李克农同志的掩护下，撤退至香港，在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办我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辗转至苏北解放区，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1946年5月，他从苏北奉调来到南京，参加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谈判时，他接替宋平同志，任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处长和对外发言人。这是他新闻生涯中，又一个光芒四射的阶段。由于他“作为一个因职业关系长期和军阀、官僚、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记者，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终于练出了一套透过现象抓住实质的本领”，因此，他对一些时局和人的看法往往入木三分。他曾对梅益说过：“蒋介石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决心大打，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向他提和平民主，是对牛弹琴，我们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是‘把死马当活马医’，是为了教育群众动员舆论。”同他一起在梅园工作的，新中国第一任中央人民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梅益一直记着他讲的这些话。梅益还说：“新闻处的工作是发布新闻，包括印发新华社的电讯。这是党在南京唯一的公开出版物。其次是接待国内外的新闻记者，经常来访的有四五十人，外国记者由王炳南同志接待，国内记者由长江同志和我接待。发言人的设立是一项新的创造，是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和宣传方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搜集情报和接待一部分非记者的来访者，如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等等。长江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宣传党的政策，透露党的主张，驳斥美蒋的造谣和发布重要的消息，有时还和民主党派的人士交往，他结交了新闻界的许多朋友。”“他们中不少人对长江同志很敬重，尊他是老前辈。长江同志为做好他们的工作，花了很多精力，现在我还恍惚听到他在梅园十七号那个不大的客厅里同他们倾谈时那娓娓动听的话语和那乐观的充满自信的爽朗的笑声。”他的另一位当年的同事，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也回忆说：“他在任《大公报》记者期间所写的有关西北的通讯，在读者中脍炙人口，他也因此而在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他担任代表团的发言人，对南京的新闻界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为人机敏，思路清晰，而且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练就了善于在三教九流中纵横捭阖、应对自如的本领。每天从早到晚，南京的中外记者川流不息地到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采访，都由长江同志出面接待。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着紧张而又复杂的谈判，是和平？是内战？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于是，梅园新村成为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地方，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是重要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往往就出自长江同志之口。”“在那些记者当中，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有持中间立场的，也有国民党党报、军报的，还有以‘民间’报纸记者伪装的特务分子。长江同志在这些人中间周旋，以明确的观点，生动的语言，论述当前的形势，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时反驳特务的挑衅。在会客室中，常常回荡着他那富于感染力的爽朗的笑声。”从这两位当年梅园同事的深情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此时此刻的中共发言人范长江在沉着应对形形色色的来访者时所展现的无所畏惧的气势与谈笑自如的风采。（四）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他是中央纵队的四大队队长，始终跟着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转战陕北，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据他当年的一些老战友的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毛主席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打游击，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组织了不及千人的中央纵队，作为中共中央的工作机关。长江同志被派率领几十名新华总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中央纵队，编为第四大队，他任大队长，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四大队的任务是：收集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翻译或编译成《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参考。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写的社论、评论、新闻转发给转移到太行区的新华总社，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宣传工作、新闻报道的批评、指示和工作意见，也由四大队及时通报给总社，引起各方注意。在极为艰难、困苦、危险，随时转移阵地的战争环境下，长江同志和四大队的全体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解放后，毛主席曾经说过，当年在陕北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通过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武的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就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而在文的这条线，范长江则是仅次于陆定一、胡乔木的一名“将军”。他手下没有武装的士兵，只有一名带着盒子枪的警卫员，其他就是编辑、译电员、伙夫等等。他指挥这几十人的队伍，全神贯注地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新华社电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到四面八方！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毛主席撰写或修改的稿子一送来，范长江马上开始工作，每一次都是亲自坐镇，从译电、校对到发出，然后把稿子交给我刻蜡版油印《新闻简报》，至此，流水作业才算完成，所有的原稿都由我保存。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曾经提醒我：这些稿子比生命还重要，绝对不能丢了！当队长不同于做记者。行动不是独来独往自我安排，而要带领队伍集体运作。一年接触中，大家感到长江既没有大记者的“派头”，也没有一般首长的“架势”，他平易近人，身教更多于言教。转战初期人手不足，夜间同总社保持电讯联络，他与大家一样参与轮班手摇马达；行军到驻地，较好的窑洞优先分配给电务分队，他自己曾在一个没有门窗只有一盘石磨的敞破的窑里住宿和办公。雷雨之夜，他浑身透湿在崎岖山路上探足攀登；秋汛季节，他同大伙牵手渡过齐胸的激流。一场惊险大家奋力度过，他大声宣布“将来新华社历史上要写上一笔”；一个胜利消息传来，他同大家一起热烈议论，不时发出朗朗笑声……记得，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6月7日，四大队住在高川，离毛主席住地王家湾四五里地，黄昏时接到命令整装待发，打前站的向东走了，大队人马坐在打谷场上待命，可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乌云压顶，闷热异常，眼看要有一场暴风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为什么还不出发呢？直到二十年后，我才从采访中得知，就在我们默默等待的时候，毛主席和任弼时正在激烈地争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最后，毛主席决定往西走，司令部命令范长江把打前站的追回来。大队人马冒着倾盆大雨上山往西走去。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一个跟着一个，眼睛紧盯着前边的人背包上那个白瓷缸，这是在黑暗中唯一可以隐约见到的标志。范长江跟我们一样，没有雨伞，没有雨衣，浑身淋得湿透，水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淌。天亮之前，雨停了，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时刻。对面山上的敌军烧起了一团团篝火，人喊马叫都听得见。东方现出了鱼肚白。在人困马乏的时候，周恩来轻轻哼着《国际歌》走来：“新华社的同志们，辛苦了！有掉队的吗？”范长江回答道：“没有。”周恩来边走边说：“长江呀，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范长江连声说：“要写！要写！”就是在这一天——1947年6月8日拂晓，在度过了一夜的狂风暴雨之后，由周恩来和范长江共同播下了四十二年后诞生的电影《巍巍昆仑》的种子。第二次遇险是在8月中旬，敌军七个旅尾追党中央，相距只有一天路程。连续行军十九天，，白天走路，晚上工作，范长江当然最辛苦，常常彻夜不眠，眼睛都熬红了，第二天还要赶路。山高坡陡，马不能骑，他人比较胖，上山虽然也喘，但下山却是最难的了。只见他拄着棍子，斜着身子，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脚，踩实了再伸另一只脚，一步一步往下滑。女同志无法下山，干脆像小孩玩滑梯似的坐着顺坡滑下来，惹得人们大笑不止，而范长江更是仰天大笑：清脆响亮，真诚豪放，很有节奏感！沙家店一仗，危险过去了。不久，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使中国革命发生了伟大的转折。10月10日，范长江拿着毛主席的手稿《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我们宣读，当念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他的声音是那样响亮，那样高昂，会场顿时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他的表情却显得异常庄严，因为这句口号凝结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包括他本人在内，在漫长的苦斗中所付出的无数的血和泪！在转战陕北的一年中，他还惦记着已转移到太行山前线的新华总社的战友们的工作，并在百忙中给廖承志社长及社委会写了一封很有历史意义的长信。信中除了简述半年来陕北战场的情况外，着重讲述了他“获得了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其次，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第四，是科学的工作方法……第五，是动人的工作作风……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的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这些深情的亲身感受，充分表达了他对党中央的真挚感情。从以上这些一篇篇片段的回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范长江，一个勤思好学的范长江，一个不怕艰难险阻的范长江，一个充满革命豪情的范长江，还看到一个深受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信赖的范长江。他率领的四大队，在转战陕北的一年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新闻收集、舆论指导和鼓舞军民斗志的各项任务。（五）在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华社总编辑的领导岗位，走向北平，走向上海，然后又回到北京，先后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主持创办了新的上海《解放日报》，辅助胡乔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任副署长，并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新闻岗位，又都是开辟新局面的工作，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可想而知。据说，此时的范长江是可以因工作需要列席或旁听政治局的一些会议的。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为何被突然调离新闻岗位但就这么一位新闻界的领军人物，这么一位在我们党十分困难时期从一位同情人民革命的进步记者升华为投身革命的勇士，并为发展党的新闻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名记者，在仅仅担任两年多的人民日报社社长，事业刚刚步入正轨，本可大有作为的年富力强的壮年，就被突然地调离了新闻界！是因为工作需要？如加强文教战线的需要，特别是加强科技战线的需要？抑或是在《人民日报》的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中出了问题，不便再继续留任？或是其他什么机缘巧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们不得而知。不少人感到迷茫！不少人为之惋惜！但从他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的纪念文章中，多少也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著名作家、文化部老部长夏衍在讲述《长江的道路》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十分杰出的新闻记者，但解放以后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尽管他搞统战工作，搞科技工作，还是很积极，但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没有发挥他的才能和作用。这并不是他一个人（这个他，是夏衍指自己），大部分人，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此感觉。”《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原农村部主任何燕凌在《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时候》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范长江：当时《人民日报》刚从华北局的报纸改为中央的报纸不久，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做报纸和通讯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战争向生产建设转移。报社正处于机构、体制、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和作风都需要大的变化的时期。范长江像一个身临战场的将军一样，指挥了新闻战线上的这场大转变。……我曾记录他在报社编委、组长接头会上讲的一些话：我们报社的编委、组长都要做“将军”不要做“侠客”。要会带领队伍，指挥队伍，而不是单枪匹马，跳来跳去。头脑要保持清醒。各组组长要了解自己组里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每个编委都要检查自己领导的组里的工作情况。各组的人都要外出了解各自分工的方面的新情况。我们解放军的作战命令总是把情况放在最前面。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命令则是把统帅的意图放在最前面。主观主义，必然失败。报社的政治神经要灵敏，每个人了解了重要情况和问题，要迅速反映到神经中枢。重要事件的读者反映，要向中央报告。要学会看苗头……此外，他还“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提出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要求每个人都有独立负责的精神，都把自己岗位看作是最后一道防线，坚决守住，不让任何差错从自己这里通过”。他曾“着重告诫大家，报纸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报社工作人员水平相应地提高了。报上发表的东西，特别是言论，不全是我们自己写的。作为中共中央的发言机关，报社人员的现有水平是不相称的，与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相差很远的。我们报社的干部应当能征善战，像五虎将、一百零八将那样，人人都有几手熟练的本领。但是我们这里像大刀关胜之类的猛将还不多”。他还亲自在《人民日报》上主持了一个以“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为主题的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宣传和讨论，让报社的工作人员从中体会到，这实质是愚昧与专断的意识和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并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组织群众性的写作队伍，提高报纸的思想性。他的这些要求、指点和做法，乃至对一些中层干部的批评教育，无疑多是正确的，是为了尽快提高《人民日报》这支新闻队伍的思想、写作水平和报纸的质量。但是，由于他要求过严、过急，有时说话又过于尖刻，批评一些人和事，不留情面，让人难于接受，甚至无地自容，从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和不满，在随后党领导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爆发了出来。据燕凌在文章后面的评述：“他希望以严格的要求来锻炼党报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对从老解放区来的参加工作多年的同志，期望更殷，要求更严。但所用词语有时未免过于尖刻。”“在报社的‘三反运动’中，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运动’中难于避免的‘左’的倾向，他受到了过火的批评，例如‘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内部矛盾一时难于缓解，他不得不离开报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闻工作岗位。”他的另一位老部下，上世纪50年代初已展露才华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在《长江同志风范永存》一文中，在讲述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时，对《人民日报》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深情地写下了一段她自己的感慨：现在想来，有哪个报社的社长或总编辑能够深入记者中和记者一起来写一个特写呢？何况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社长呀！长江同志对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颇不客气，批评他们凭老资格吃饭，工作上不力求上进。旧社会的报纸人手少，工作节奏快，一人要干多种活，记者、编辑成天疲于奔命。老解放区报纸没有时间性，办报纸如办杂志，人手多，工作没有严格的数量、质量要求。不少从解放区来的同志对长江同志雷厉风行的作风很不习惯，对他的尖锐批评不满意。总而言之，长江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没几年，搞得不很愉快。1951年底，长江同志调走了，并从此改了行，很为他惋惜。实际上，当惯《大公报》名记者的长江同志很可能也适应不了当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社长。说起来，《人民日报》社长也真难当。在解放区一直办报的邓拓同志后来不是也被批评为“书生办报”而被迫离开《人民日报》？……我是一个普通记者，不清楚高层领导中的一些人和事，只是凭直觉感到，这个中央党报的社长，真难当……范长江是新闻界少有的全才，在数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当过报社社长、总编辑、总经理，领导过广播电台和通讯社，创建了新闻记者协会，主持过新闻教育学校。他不仅在国统区的《大公报》工作过，也办过苏区的党报，还在香港办过面向海外的《华商报》。解放后，范长江正是可以在新闻岗位上大有作为的时候，1952年他却被调离了新闻岗位。因此，不少人感到突然，不少人为之惋惜，甚至不平。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调离《人民日报》，意味着他从此远离中国的政治舆论中心。这对他个人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那民主与法制越来越受到挤压，党内高层斗争错综复杂的年代，身居全国政治舆论的中心，难免犯错误，也难免不受牵连。也许有这个因素，也许是他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办报思想，他的理念，他的抱负已难于实现。他的一位老部下、曾任《群言》杂志主编的于友在《长江——多难得的新闻事业家》一文中就这样说过：“看来他的脱离新闻工作岗位，脱离他热爱的新闻事业，不仅仅是工作调动，而是因为他的抱负一时已无法在新闻界实现了。”服从组织，到科技界再创辉煌范长江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社之后，先是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当时为郭沫若兼主任），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林枫为主任）。1956年开始到科技界工作，并仍兼二办副主任。对于这次调离，他的大儿子范苏苏在纪念他父亲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父亲离开新闻界，从他内心来讲是不愿意的，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不但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有了新的安排之后，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呢？父亲仍然恪守他一贯做事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问起他工作的变化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服从组织嘛。”这是多么高尚的胸襟。他默默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跨入了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从头学起，他不仅不发牢骚，顾全大局，而且在科技界工作的十年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也确实如此，范长江调离新闻战线之后，没有气馁，没有消沉，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接受新的任务。特别是他转入科技战线之后，工作非常主动积极，因此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办了五件很有影响的大事：一是组织编制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初的主任是陈毅副总理兼任，秘书长是中科院张劲夫副院长兼任，长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因陈毅还兼着一个外交部长，工作太忙，无暇兼顾，张劲夫要领导科学院这么一个大摊子，也很难兼顾。很快，就改任聂荣臻副总理为主任，范长江为秘书长。他在聂总的领导下，团结带领七位分管理、工、农、医、国防科技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副秘书长，全身心地投入这项我国科技界从来没有做过的、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的、开创性事业中。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从全国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先后抽调了几百名各学科的专家，集中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并邀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指导，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两年，出色地完成了规划的编制任务。随后，他又协助郭沫若院长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待了九十八天，听取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并争取他们的一些支持与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电子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点项目，并在之后的科研和国家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深远影响。这一阶段，他不仅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关系我国未来发展和兴衰成败的科学规划工作，努力学习他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还特别注意和科学家交朋友，虚心向他们请教，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大家的意见，受到科学家们的敬重。与中国科学院张劲夫等领导人的合作也比较好。劲夫同志曾在一篇《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读〈钱学森手稿〉有感》中，有以下一段描述：“又一次，我陪郭沬若院长一家、钱学森全家，还有裴丽生副院长一家、范长江一家游览西山，中午郭老请客。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艺术家，大家欢迎她表演节目，她即兴唱了一支陕北民歌《南泥湾》，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饭后又乘火车游览了官厅水库，五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他在科技界的一些朋友，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维，曾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理事长的杨显东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结识的。二是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并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后，他又提出了挂、靠、并、动四字方针：挂就是政治挂帅，靠就是依靠党的领导，并就是适当合并，动就是立即行动起来，并通过科协党组成员（当时由一些有关部委主管科技的副部长担任）争取到有关部委的支持，解决了一些学会的专职干部编制和活动经费问题，使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开展。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他又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连续三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三次首都科技界的春节联欢大会，请中央领导同志到会接见科学家，与科学家们同庆佳节；并争取到中央领导支持，在友谊宾馆内筹建了一所北京科学会堂，在会堂中兴建了一座在当时说来，相当现代化的学术报告厅，解决了各全国性学会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并给全市6级以上的科技人员发放可自由出入科学会堂参与活动的出入证。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也为科协和学会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科学会议——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有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六十七位科学家参加。这在当时我国被美苏孤立的情况下，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几乎当时所有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先后出来接见与会中外代表。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央指定陈毅副总理亲自抓，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的张劲夫，时任对外文委主任的张致祥和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范长江组成三人小组，共同负责，但坐镇领导的则是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的领导人范长江同志。他日夜操劳，亲自在第一线组织安排。特别是在关键性的会议上，如讨论大会公报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用很有原则性的发言，灵活的民主协商方式，将各国代表的不同意见归纳成书面文字，得到了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团长一致的同意，并以会议公报的形式提交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与会各国代表一致认为，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亚、非、拉美和大洋洲各国科学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会议闭幕后，陈毅副总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四大洲科学家，并作了重要讲话。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宴会祝酒。会议期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长江同志在一旁引见介绍。四是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大发展，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如1963年在谭震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领导下，协同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了有几百名农业科技专家参加的规划会议，历时两个来月，制定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对明确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任务要求和主要举措，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提高各级干部对农业科技的认识起了很大作用。又如，1962年7月在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成立大会上，专家代表普遍反映，农口不少科研、病虫测报和防治机构被撤销，使已被控制的病虫害重新猖獗，严重危害农业生产，仅1961年水稻螟虫就吃掉了相当于同年进口的全部粮食，第一个五年建设期间因虫害损失粮食作物产量三百多亿斤。参加会议的长江同志认为，这件大事应向党中央反映，提议由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植物保护专家沈其益教授和农业部杨显东副部长牵头，联合四十六位专家提出《关于当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紧急建议》，由长江同志亲自送呈在北戴河参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聂荣臻副总理，并转呈毛主席、周总理，当即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在八届十中全会决议中指出：“要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会后，长江同志又布置中国科协，组织省、地、县三级科协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大、中、小型植物保护科学知识展览，普及植物保护知识和防治技术，指导、推动农村干部与广大农民与病虫害作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毛主席提出科学实验也是一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革命斗争之后，他又积极组织力量，依靠基层科协组织，广泛建立了农村科学实验小组和科学实验队，以试验田、种子田和样板田为基地，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农村科学实验活动，并在“文革”前夕，在福州召开了全国农村科学实验经验交流会。在当时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束缚下，仍然培养和树立了一些好的典型，在大会上给以表彰。五是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据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白希清同志回忆：“长江同志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中国医学科学院应与原有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合并，以广泛吸收和集中医学人才，扩大研究规模，从而为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江同志为了调整好双方的关系，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57年1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和我，在长江同志主持下，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领导见了面，长江同志在会上耐心地说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使大家心悦诚服。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批判，但是长江同志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仍然主张由李宗恩教授担任新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由沈其震做副院长，大家最后都接受了长江同志这个意见。事实证明，两院合并有利于广泛团结医学界党内外知识分子，共同发展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范苏苏也在一篇缅怀他父亲的文章中说：“父亲在反右斗争刚开始不到半年就能提出让李宗恩教授担任院长，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以上这些工作，范长江唱的都是主角，影响也是深远的。我们科技界不应当忘记这样一位转行到我们队伍里，客串了十年之久，并做出了积极贡献的新闻界领军人物，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协开创时期的老领导。为什么“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就迫使范长江处于被审查被揪斗的境地范长江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也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有的缺点在某个时期还相当突出。新中国一成立，他就成为一名副部长级干部，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很大的官（当时全国的省部级干部都屈指可数）。官大了，架子和脾气慢慢地也就可能变大了。中国科协的前身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专职机构，开始只配一名处级领导，以后才配一名副局级干部任副秘书长，到合并前不久才开始配有正局级的专职领导。因为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的，基本上不管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是专职领导说了算。现在，中央派来了一位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任党组书记和副主席，又是一位可以“通天”的真抓实干的人物，大家当然都很高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慢慢地大家就有点失望了：一是他不经常到科协来，来了以后也只是听听书记们的汇报或与他们商量一些大事，很少与处以下的干部接触；二是脾气似乎很大，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各部门负责人都很怕他，开会也坐得离他远远的；三是对科协的机构设置，长达七八年都没有走上正规，对干部的使用提拔更是漫不经心。各部门都叫组，如组织组、宣传组、地方组、学会组等等，组以下的科室也叫组。各部门的领导人，都叫负责人或临时负责人，这一临时就临时了好些年；四是对原全国科普协会千辛万苦创办的一些事业机构，很不重视，下放的下放，撤销的撤销，有的下放了又收回来，收回来没两年又推出去，有的撤销了没多久又恢复，总之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通盘的长远考虑，因而常常举棋不定。当然，有些也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的大形势造成的；五是对原科协书记处在领导整风补课运动中，对原科普协会党组书记的批判不仅批过了头，而且在处理上也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做法，没有深入了解，及时纠正，致使这位老同志蒙冤了二十年。直到“文革”以后，才得以平反改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他在客观上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只抓大事不管“小事”、只可仰视不可接近的甚至说一不二的大领导大人物，但是，群众基础却很脆弱，没有多少人真正从内心里亲近他。因此，“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就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也许是所谓的“黑诗”一下子把人们打闷了。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社会氛围下，没有人敢于质疑、推敲这是不是真的是反对毛主席的黑诗。因此，当这张所谓的揭批范长江的黑诗（“蠢人蠢事蠢主张，自毁长城觉安康。……成败得失先例在，倒行逆施必遭殃。”）的大字报一写出，就有邀功者拿着这张大字报去国家科委请功，说这是范长江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反对毛主席的黑诗。请示科委领导如何处置？据说，接待他们的这位领导人，在听取了他们的陈述之后，似乎与什么人通了一次电话后表示：“贴出去。”对科委领导的这个表态，科协的不同人士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运动正处于放手发动群众阶段，科委领导不便干预群众对领导人的任何揭发批判，只能说“贴出去”，但这并不等于科委领导就同意这张大字报的观点；有的人认为，这是科委领导被当时的“三家村”事件吓坏了，怕被扣上“包庇”范长江的帽子，不能不作这样的表态；还有的人认为，这意味着科委领导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也认为这就是“黑诗”，并立即采取行动：造翻。在议论纷纷的一片混乱中，当主持科协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王顺桐想出面讲讲话以稳定科协的局面时，就有人冲上去抢话筒，不让他讲话。于是一夜之间，科协书记处的领导班子就瘫痪了。很快，科委派出了一个以一位新调来不久的科委副主任为组长、一位局级干部为副组长的十多个人的联络组进驻科协，并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由科协的全体人员推选出了一个“文革”领导小组，领导科协的“文化大革命”。范长江也就从此处于被审查被揪斗的境地。在范长江看来，这等于是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当时主持科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借着这首“黑诗”给抛出来了。当然不服，一再为自己申辩，说这首诗是反修的，“蠢人蠢事蠢主张”，指的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自毁长城”指的是破坏中苏同盟，并拿出很多材料，包括从1953年开始直到“文革”、从未间断过的十三年的日记，来证明他在思想上行动上从未反党反社会主义，更未反对过毛主席，怎么会写黑诗呢？甚至打出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给他的感谢信和周总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两张王牌，为自己作证。在当时人们普遍宁“左”毋右的社会氛围下，都没有用。而他写给上面的申诉信，一直没有回音。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党内外交叉的政治斗争，除伟大领袖外，人人都可以是怀疑、炮轰的对象，在一片混战的时候，有谁能出来为你作证、说话呢！于是审查、批斗乃至抄家、关押照常进行。但是，很快整个科委系统的斗争的矛头就转向国家科委的领导班子，审查、批斗范长江的联络组也就变成了保科委主要领导的联络组，斗不斗范长江，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直至造翻派一月夺权，联络组撤出科协，科协的“文革”领导小组垮台，审查、批斗范长江才又被提上科协造翻司令部的日程。这时的范长江有一个幻想，以为“整他的人”倒台了，他就可以被平反解放，于是再一次为自己申辩，但是科委科协的造翻派根本不睬他，仍然把他当作批斗对象，并给他加扣了一顶“反共老手”的帽子。于是，他又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申诉，并绝食了三天，不仅没有人理他，还招来更严厉的打击。是他的夫人去左劝右劝，才把他硬接回家的。后来由于造翻派分裂，两派打得不可开交，上面派来了军管小组和军宣队、工宣队搞两派大联合，但仍然把他当作主要批斗对象，并查出1958年成立中国科协的批件只有刘少奇、邓小平等的签字，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于是就认定“科协是刘邓黑司令部批准的，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范长江在科协所做的一切，自然也就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了。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三反分子”。这样，又罪加一等。这一次次的失望和加码，迫使他只能耐心地等待审查结论。这时已是1968年底。不久，上面提出清理阶级队伍和解放干部，科协的司局级和处科级干部大部分陆陆续续解放了，有的还结合了。仍然处于被审查境地的只有极少数人，他是其中职位最高的。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他在被揪出之初，就把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十三年日记，几乎一天不差地主动交给上一拨专案组审查过。上一拨专案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时间，一天不落地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也没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三面红旗”的思想言行，相反地却感到他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满腔热情的，对毛主席、对周总理以及对他的一些直接领导，如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等，很有感情。怎么会写反毛主席的黑诗呢！？但这种感受在当时他的“历史问题”没有查清以前，是不能说的，只能婉转地表述。后来，造翻派头头不满意审读者的表述，又找了一位年轻人查看了一遍，果然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但也没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按理来说，如果以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来对待他，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批判就批判，该继续审查什么就审查什么，他的问题不难解决。但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下，一些人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非得把你往死里整，好像不如此就不能证明他们的革命立场是多么的坚定！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总理要保的人太多了，怎么可能亲自出面来为他作证呢！不幸的是，上面派来的军管领导人当时也是很“左”的，更甭说工宣队、军宣队的年轻人了，好像不从科协抓出一个大反革命就显不出他们的忠心和能耐，在仅有一首“黑诗”和所谓的“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再也没有其他过硬的罪证的情况下，仍然把他当作从严对待的阶级敌人。范长江的最后岁月：他是怎样在“五七”干校被迫身亡的？1969年春，“三科”（科委、科协、科学院）合并，开始选点办“五七”干校。起初，想选一个大些的农场，后来由于下放的人员太多，单位之间也有矛盾，就先后选了河南罗山、湖南草市（衡东）、湖北潜江和河南确山办了四所干校。科委机关被定在湖南草市，科学院及所属各所被定在湖北潜江，科协和计量院最后被定在河南确山。由于科协是所谓连锅端的单位（即按撤销单位对待），除极少数老弱病残者外，包括还未解放的干部，在1969年9月统统下放干校劳动。但开始没有范长江，审查他的专案组也留在北京。后来，由于上面要求被审查的高级干部统统疏散出北京。范长江也就被送到了干校，但专案组仍然留在北京，就派了一名成员送他。那时已是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刚好那时，我作为科协“五七”干校先遣队主管生产的领导成员，在辗转了罗山、草市和确山三所干校，并完成了确山“五七”干校的秋种之后，允许回北京休整几天，安排一下家务。安排好了，就与几位一同回京探亲的先遣队的同志结伴返回干校。专案组看我们人多，就委托我们一路上协助照管一下范长江，以防中途出事。那时下放干部只能坐硬座车，范长江仍处于被审查的状态，也只能坐硬座车。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里，看他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好，一路上还说了几句话。他问了问干校的一些情况，我们如实相告，他听了还顶高兴，并给我们说了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军部曾一度设在确山竹沟的情况，看样子他对确山的那一段历史还顶熟，情绪蛮好。那时，火车很慢，我们早上从北京出发，傍晚才到确山。晚上我们在确山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乘干校进城采购的“大解放”卡车返回干校。那时，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已经开始陆续解放，我想他的历史问题也该审查得差不多了。没想到到干校后，仍然把他看作阶级敌人，分配他和几个被视为敌我矛盾的审查对象一起，每天干最脏的活，从厕所里淘粪，倒进菜园的粪坑里集中发酵。距离虽然不是很远，但每天要来回担若干趟。这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六十来岁的领导干部、我国新闻界的前辈来说，是很折磨人的，也是对他的一种敌视和羞辱。但从来没有让他干过基建（盖宿舍），也没有人打他骂他，更没有“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的事，要是那样的话，不死也得骨折。也没有听说，他“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有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然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他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这都是无中生有的事。那时，人们已不像1966年、1967年那么狂热，一些人内心是同情他的，一些人是等着看的，一次全校性的批斗大会也没有开过，一切都等专案组查清他的历史问题再说。更没有不让他吃饱饭或不给他吃肉之类的事。干校是大锅饭，人人饭菜都一样。我们的粮油都按北京标准定量供应，加上自己种菜，种花生，养猪，种西瓜，也种小麦、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从来没有吃不饱的情况，到了第二年夏秋，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已很充裕，伙食相当不错。因此，一些当地老乡常用羡慕的口吻形容“五七”战士是：“穿的破，吃的好，一人一块大手表。”范长江也和大家一样，打的同样的饭菜，顿顿都能吃得饱，从来没有让他饿肚子的事情。范长江是当时科协的头号审查对象，自始至终，都在一连的菜班劳动，并把他单独安排在一连男同志集体宿舍（当时是大通铺）东头的一小间隔断里居住，有一名“五七”战士与他同住，以防意外。但是白天没有人跟着他，也没有人暗中监视他，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广大群众的视野之中。范长江在干校接受审查期间，劳动态度相当好，从来没有因不好好劳动，挨过监管人员的批评、打骂；相反，到了后来，群众对他天天挑粪的劳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甚至有人在批评个别审查对象劳动差时，说你要学习范长江，看看人家是怎样劳动的。据齐仲同志回忆，他就听到过一次有人这样批评另一个审查对象，范长江就在不远处，他也听到了。“文革”前，长江联系群众少，有些架子，现在已得到了一些群众的谅解。当时干校的生产劳动任务很重，大家白天干了一天活，很累很脏，晚上还要洗洗擦擦，一般不开会。如果是搞政治运动，如“一打三反”等，那就停工，白天搞或雨天搞。应该说，科协的干部群众的素养还是比较高的，中老年人又比较多，即使在狂热的1966年、1967年，也是坚持文斗的，以致在1968年工宣队进驻后，看到批判范长江时让他站着，就批评科协干部“阶级感情不深”，他们自己上去抓住范长江的两臂，让他坐“喷气式”。1969年科协员工下放干校后不久，工宣队、军宣队就都相继撤走了，人们对审查对象的态度已更加冷静，从未发生过对审查对象啐吐沬和拳打脚踢的事。那么，长江同志又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呢？我们认为大致是由于以下一系列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那首所谓“黑诗”的大帽子，始终压在他的头上。这在当时来说，就是“罪该万死”，而且不容解释，不容申辩。别人也不敢为他辩解。只能由他自己为自己申辩。没有上面的批示，谁也不敢给他摘下这顶帽子。第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上书申辩都没有回音。相反地所谓“罪行”却层层加码，由写“黑诗”，到“反共老手”，到“刘邓黑司令部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当家人”，“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到“称蒋介石为委员长”，“尾随红军长征，刺探红军长征路线，为蒋介石提供情报”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三，在干校这一年，他十分孤独。除了专案组找他谈话外，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更没有人敢向他问寒问暖或透露一点外面的消息。他只能从报纸上和广播里听到一点国家大事。这对一个一向消息灵通、敏感的新闻工作出身的人来说，会有多么的憋闷！我们常常看到他独自一个人挑着两只大粪桶，默默地在厕所与通往菜地粪池的路上一趟一趟地往返。累了，就放下扁担，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吸一支廉价的纸烟。他原来工资三百多，现在只发给他三十元生活费。除了饭钱、烟钱，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了。这种长期的孤独寂寞的生活，内心的痛苦、焦虑无处排解，无人倾诉。他当然也会惦记他的爱人、孩子，现在的处境究竟怎样？是否平安无事？可他被剥夺了通信自由，给家人写信，必须经过专案组审阅后，才能发出。这样也就无法吐露心声，更不能打听什么信息。他更没有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会搞这么长的时间，已经整整四年了，还没完没了。他青年时代的那点历史，还没有审查清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第四，是他的多位好友，30年代的文化名人，如夏衍、徐迈进等，当时也都还没有解放，在每年“五一”“十一”见报的大名单中，看不到他们的名字，是否会使他感到他们这一代文化人已经被抛弃了？完了？从而失去了获得平反昭雪的信心。第五，他虽然是位30年代后期就入党的老同志，但他在“文革”前似乎没有挨过整，没有经历过那种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官场斗争，不知如何在斗争中保护自己。书生气太过，沉不住气。据我所知，有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迫害比他要厉害得多，一家人的处境也悲惨得多，都挺过来了。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终究还是一个书生、文化人。第六，造成他走上不归路的直接原因，是那些天专案组对他的追问、逼供越来越紧，并准备要开他的批斗大会。他来到干校以后，专案组又用了近一年时间，沿着他报道红军的路线，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旧报纸和提审劳改犯及审查对象等所获得的一些“证言证词”，作为“罪证”，对他进行面对面的声色俱厉的追问、逼供，并抛出一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的罪证，用“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标准，来定性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中央政治大学当学生时的一段历史，说他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历史反革命”，使他在长期看不到、也听不到中央文件的情况下，懵懵懂懂地想不明白了。这等于是对他的一辈子的革命生涯的全盘否定，怎么能够接受呢？说起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中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一次极左行动，并在全国制造了众多非正常死亡。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极左的临时法规，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政策界定也是有时限的，是指在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担任上述职务的。范长江同志在上世纪20年代，在南京上大学时的确参加过国民党，并担任过区分部委员，但那是在大革命时期或土地革命时期！后来，范长江思想逐渐倾向进步，早就脱离国民党。一位二十多岁的《大公报》记者，在中国最早报道红军长征，报道西安事变，采访周恩来，采访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主席彻夜长谈，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青年记者团体，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名记者被周恩来同志亲自秘密发展入党，并得到了延安党中央的批准，在重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在桂林由李克农单线领导；以后又由李克农同志，掩护他从白区转移到香港；之后他又一度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我们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决战时期，他一直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忠心耿耿。他学生时代的那段历史，又算得了什么？应当说，他的历史，党的高层领导是清楚的，否则如何能给以这么高度的信任呢？现在，硬是要给他扣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破坏长征”的帽子，他怎么能想得通呢！他没能深思，这种运动中扣上的帽子，乃至结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即便今天被认定如何如何，将来形势或政策一变，案子也可再翻过来的。长期与家人、与亲友、与社会、与党组织的隔绝，及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深深地感到，他已申诉无门，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那就只好以死来抗争，还我以清白！一时的想不开，悲剧就发生了。在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他从厕所挑粪出来，和我正好走了一个对面，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铁青铁青的，十分疲惫、心事重重的样子，眼也不抬地往前迈，心想他是不是病啦？真想停下来问问他。但那时不能，因为那些天，专案组正在审问他，以免某些极左人士见了，说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触，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没想到，那天夜里就出事了。他死后，老红军出身的工人许瑞红把他的遗体从井里捞上来，报请确山公安部门验尸后，装入木工班给他打的一口薄薄的棺材中，埋在干校西边一条小山沟的山坡上。由于这是一件震惊中国科学院的大事，有关领导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还召开了两次声讨大会，以证明他是如何地“死不悔改”！综上所述，我觉得他的死，更多的是由于长时期的精神上的压抑、折磨和最后的“摊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压抑和折磨对于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名人的伤害，比之粗暴地打他两拳，踹他三脚，更难于忍受。据我所知，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老先生，这位上世纪60年代初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实际是1937年就秘密入党的老党员，在“文革”中曾一度被逮捕关押，后来据说因毛主席发了话，被释放回家，以为从此可平安无事。又谁知，没几天就来了两位蛮横粗暴的外调人员，一番恶声恶语的威胁逼供，把这位老先生气得不行，当晚夫妇双双就自杀了。这大概就是我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所崇尚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吧！长江同志也当属这种类型。加上“文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多变性，折磨得他看不到希望，看不到还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以为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变了，许多在过去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问题了，领导人对他的态度是否也变了？他的所谓的问题已经审查四年了，一次又一次的申诉，都没有回音，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变化和阻拦呢？连许多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都批的批、斗的斗、关的关，又有谁会再珍惜他们这些文化人呢！？他多年的老友，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关押，一个个杳无音信。世道也变了，人人为了自保，变得非常冷漠，许多他熟悉的干部都不敢和他接近；而专案组中的一些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在军管会的领导下，硬是要揪着他不放，又罗织了他的一些“历史罪证”，逼他认罪等等等等，使他觉得他的冤情、他的历史再也说不清了，在一个人长期处于孤独、闭塞的状态下，怎么也想不开了，从而走上了不归路。对于他的死，也有人认为，和“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的自杀一样，是对当时上面的一系列错误领导的抗议和决裂，是对他日夜期盼的能够为他说上话的领导人的始终没有回音的彻底绝望！可惜呀，可惜！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中央就通知所有被审查的部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长江没能等到这一天，令人无比惋惜。但是，冤情终会大白于天下的。两年之后的1972年10月16日，经过他夫人、孩子的不断上书，终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示，为他平了反，子女的家庭出身按革命干部对待。但骨灰存放何处，仍有阻力。一直放在老山骨灰堂寄存。这样一直放了三年，到1975年小平同志主政期间才得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又过了三年，到1978年12月27日，经中央批准，由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范长江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这样一位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新闻界的精英，科技界的真诚朋友、原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的第一届老领导，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使死者在九泉之下终于得以安息。1990年，中国记协为了学习和纪念这位前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并于1991年开始评奖活动，至今已进行了多次评选，有多位优秀中青年新闻工作者获奖，使这个被埋没多年的曾响亮一个时代的名字——范长江——再一次发出熠熠的光辉。现在，听说河南省有关方面要为他在确山建立一所纪念室，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了使这个纪念室所展示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解说更加准确无误，特将我们亲历的范长江的这段往事一一记述，并真诚地希望纪念室能按照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把这一段往事和经验教训表述清楚，这既是对长江同志的纪念，也是对后人的警示。绝不能凭想象去杜撰，或用一些道听途说的附会之词去渲染。必须还历史以真实，以诚告世人与后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和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要牢记这个曾祸害中国人民长达十年之久的血的教训！（2013年1月完稿，2月修改，3月定稿，10月再次修改）附记：由于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加之年事已高，怕记忆有误，表述得不够准确，文章写好后，特送请多位原中国科协的老同志请他们提提意见，并帮助回忆所述事实是否准确，分析评说是否恰当，获得了他们的积极支持与赞同。有些同志，特别是他的老秘书何志平同志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补充意见；齐仲同志提供了一些当时的细节描述；孔祥瑾同志提出议论、评说的依据要力求准确无误，褒贬和分寸的掌握要仔细斟酌，并突出当时的大环境、大背景等。凡是能够采纳的我都尽力采纳，并已融入这最后一稿中，在此一并致谢。他们是：何志平：中国科协研究室原副主任，1956至1961年为长江同志秘书，1962年后为中国科协党组秘书，干校时为一连菜班“五七”战士。齐 仲：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文革”前为科普出版社编辑，干校时为二连“五七”战士。林 彬：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编辑室原副主任，“文革”前为中国科协科普事业部干部，曾随长江同志在浙江诸暨“四清”一年，干校时为二连“五七”战士。孙凤媛：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学报编辑室原主任、编审，“文革”前为中国科协学会部干部，干校时为四连“五七”战士。柴淑敏：中国科协宣传部原部长，“文革”前为中国科协办公厅《科协动态》编辑室干部，干校时为一连菜班“五七”战士，校广播站播音员。孙 焰：中国科协学会部办公室原主任，“文革”前为中国科协农村部干部，干校时为二连“五七”战士。孔祥瑾：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原副部长，“文革”前为中国科协科普事业部科教电影方面负责人，干校时为机修班班长。尹恭成：中国科协原干部进修学院副院长、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文革”前为中国科协办公厅秘书处干部，干校时为一连“五七”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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