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诠释大国兴衰的历史秘辛洞悉中美博弈的深层密码2.英国史学巨擘历经10年的力作 美国版的《菊与刀》3.《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鼎力推荐4.畅销50余年的经典力作
本书简介：
作者以学者的思想高度，通俗化的大众语言，以及长期的旅美实践，加以细腻的笔触，为读者深入浅出讲述了美国历史的背景，演变和成因，让我们从历史、生活、爱情、经济、文学、艺术、社交等个层面全面、立体、系统地鸟瞰美国的全景，进而较为容易地、清晰地了解美国及美国民族性的成因，以及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历程。
作者简介：
约翰·高乐，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杰出的外交家，牛津大学教授，皇家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研究英美各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代表作有《国家的品格》，成为世界各国了解美国必读的一本书。
目录：
第一章 移民，祖先，美国人/001
等到我们登陆时，我们将遭遇德意的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歼灭是我们的荣誉和特权。在你们许多人的血脉里，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血统，但要记牢，你们的祖先是如何珍爱自由，为了追求自由，不惜舍家离国，远涉重洋。我们现在要加以消灭的这些人，他们的祖先，就缺乏这种牺牲的勇气，而不得不继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第二章山姆大叔，自由女神 /029
生活中常见的代表美国的画像有两个，一个是极端瘦骨嶙峋但身材很高的老人，他的灰色的胡子被修剪成为老式的颌下美髯，他穿着过去时代的服装，饰有美国国旗的星条花纹。一个是健壮的、母亲一般的女性，穿了古典式的飘动的外衣（），头上戴冠，一只手里执着一把火炬。在招贴、讽刺画或徽章上，常轮流交替使用这两个肖像来表示美国；但据我所知，在什么情形之下应该用哪一个肖像，并无公认的规则。
第三章孩子，母亲，父亲 /049
第一章 移民，祖先，美国人/001 等到我们登陆时，我们将遭遇德意的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歼灭是我们的荣誉和特权。在你们许多人的血脉里，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血统，但要记牢，你们的祖先是如何珍爱自由，为了追求自由，不惜舍家离国，远涉重洋。我们现在要加以消灭的这些人，他们的祖先，就缺乏这种牺牲的勇气，而不得不继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第二章山姆大叔，自由女神 /029 生活中常见的代表美国的画像有两个，一个是极端瘦骨嶙峋但身材很高的老人，他的灰色的胡子被修剪成为老式的颌下美髯，他穿着过去时代的服装，饰有美国国旗的星条花纹。一个是健壮的、母亲一般的女性，穿了古典式的飘动的外衣（），头上戴冠，一只手里执着一把火炬。在招贴、讽刺画或徽章上，常轮流交替使用这两个肖像来表示美国；但据我所知，在什么情形之下应该用哪一个肖像，并无公认的规则。 第三章孩子，母亲，父亲 /049 在美国人心中，孩子生下来是没有过失的，好像一张白纸，此后如有任何弱点，都是出于不可制御的环境，或出于父母无知或恶意的结果，父母毁坏了一个若非天然完美，也是应该被安排得很完美的孩子。这个有趣的例证，说明即使最难控制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修正，直至与一个社会的主要心理、重要观点符合为止。美国人认为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在生活中如有合适的起点，一定可以强爷胜祖，凡是任何不承认这种说法的理论，都不能得到广泛的接受。这是美国人的基本信仰…… 第四章 性，爱情，友谊 /085 大多数的美国人到青年时期，已经把两个观念混在一起：获得成功就是获得爱，获得爱就是获得成功。由教师所传授、源于新英格兰清教思想的理论，本认为一个人如在世上成功，就是神、造物主爱他的具体可感的表现；如果失败，即表示他已不复为神所爱，他已经犯了罪，或者至少没有进行充分努力的尝试。这种理论，更给予上面所述的观念混淆一种类乎神学的根据。…… 第五章 人格，机器，价值 /113 勇于作为和环境优越的人，固然可以将自己的利益好处加以发展运用，但多数人势所必至只有把他们的娇美、他们的坦白、他们的温情、他们的性感、他们的声音，卖给或租给一个老板，以出卖劳力一样的方式为老板的利益所利用。动人的浅笑或悦耳的声音，差不多和会计的知识或矿冶的技术一样，同是一种可以买卖的货色。“推销自己”对一个刚进入职场的青年而言，是一种值得赞美的行为，而且也是“推销”一种思想或计划所必要的初步功夫。一个不懂“推销”自己的男人或女人，在事业上是受极大阻碍的。 第六章 改造，改良，发明 /133 美国人对于物质世界的态度，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带有革命性的：旧有的传统和历代相传的规则，在经过试验而发觉不合时，便被丢在一边，不带一点抱憾可惜的心理。如果有人对破坏传统，对某一种新办法的不切实用，提出任何的抗议，人们照例会反问道：“为什么不？”美国海军工程队据说有个自夸的口号：“我们可以在即刻之间完成困难的工作，我们可以用稍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不可能的工作。”这也可以说是差不多每一个美国人面对某事时的做法。 第七章 地位，成功，金钱 /153 美国复杂的社会内本身包括数量庞大、各自不同的行业，加以没有公认的、等级秩序的社会价值，这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极大的问题。举例来说，与欧洲相比，在美国，各不同行业彼此之间的声望并没有大的差别。有许多的行业，尤其与这些行业在欧洲受人尊崇的情形比较起来，在社会上的声望反而比较低微，例如政治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男教师（），……但怎样使其他条件相等呢？随着大多数工作与工作者在感情上的越来越缺乏联系，只有一个最低的共同指标可用以比较不同、甚至大不相同的行业之间的成功，即它们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而在一个结构不大分明的商业社会之中，则只能有一种衡量的方式：金钱。 第八章 种族，权威，美国精神 /171 美国独特的地方就是其公民的组成成员，都直接，或经过他们的祖先，确曾做过这种个人的选择；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在做选择之时，不仅抛弃了原有恶劣的物质与社会条件，还一并放弃了使她们生活变得可爱和有意义的一切。……为补偿和摧毁这种犹疑不定的心理，对于积极的证言，必须尽可能地大声疾呼；在任何特殊方面，都不能承认他们所放弃的可以与他们已经接受的相媲美甚或还要优出；对美国生活中的一切，不单是它明显的优点，而且是所有一切，都应大声疾呼宣布比所舍弃的高明。 第九章 公民，政府，国家 /201 美国人评判政治体制单看它和美国的体制相似或不同。所以共和制要比帝制好，两党制要比一党或多党制要好，政教分离要比政教合一为好，总统要比国王或独裁者为好，分立的司法机关要比居于附属地位的司法机关为好，民选的两院制要比一院或三院为好，没有世袭的爵号比有世袭的爵号好。一种外国的政治体制在其他一切相等的条件下，与美国的体制相近到什么程度，就是被认为近似美国精神的程度。但在考虑到这种政治的方面时，习惯上采用一个代替“美国精神”的同义词，即民主政治。前言前言
19世纪中叶，美国就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以此为起点，中美之间就已开始了广泛的文化和经贸交流。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到20世纪末，中美之间的关系，彼此依赖和结合的程度更是不断地加深。
毋容置疑，当今世界，尤其是在世界信息化大潮的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这一点，无需特别说明。因而，他们之间应该如何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就前言19世纪中叶，美国就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以此为起点，中美之间就已开始了广泛的文化和经贸交流。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到20世纪末，中美之间的关系，彼此依赖和结合的程度更是不断地加深。毋容置疑，当今世界，尤其是在世界信息化大潮的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这一点，无需特别说明。因而，他们之间应该如何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这其中，对美国国民性的研究至关重要！现实中，虽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出国赴美或由美返国，但他们对美国的认知仍然是蜻蜓点水、一知半解，缺少对美国社会和美国国民性较为全面、理性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本书是非常值得阅读和推荐的，堪与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相媲美。本书的作者约翰•高乐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学识渊博，专业造诣深厚，在近代分析心理学方面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书就是以他在华盛顿留居七年的社会生活经历为创作题材，然后根据分析心理学的观点，对美国的国民性进行剥茧抽丝式的细致分析之后写出的。该书以妙趣横生的笔法代替了以前味同爵蜡的文字叙述，来一层层揭开美国国民性的面纱。这些国民性特点，有的积极向上，有的就难登大雅之堂了。上述有点美国国民性特点的特质，大都是著者自身的见解，不过，读者朋友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是，著者观点的新颖，却是令人不得不叹服和深省的。本书中，著者讲述的关于美国国民性格中“娘娘腔”的特点，就是上述论断中典型的一个例子。有理由相信，如果读者能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然后把书中的观点与现实中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习性进行对比，就一定会对著者关于美国国民性特点的论断，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序言个人是一切的根基。我现在发誓：在我看来，凡是抹杀个人的，都不是良善的。美国是由个人合作立约而成的，只有与个人进行协商的，才是真正的政府……——魏特曼于蓝色的奥泰里亚湖畔 本书中，我以文化人类学上已经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美国。193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就得到了当时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多位大师的帮助，他们是梅特、本尼迪克特（）和陶拉特三位博士，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知识的学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踏上了追逐人类学的征途，从此，人类学的相关论题在我的生活中，也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随后，我就开始了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1936年至1937年，我在锡金（）的一个部落进行实地学术研究和考察，当时，这只是以后将连续进行的考察中的第一次而已，但是没想到，考察结束之后，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不小的损害，以至于在那之后的几年内，我不能再度考虑涉足原始部落了。而这一切从人类学的观点考虑，就是因为原始部落的生活环境太过于恶劣，不仅生活艰辛、食物匮乏，而且医疗条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对一个初到此地的陌生人来说，肯定会对其心里、生理健康带来深远的影响。后来，我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研究电影和无线电对美国观众和听众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的性质，使我得以走过了美国的许多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最大程度的熟悉了美国的风土人情，而且还接触了不少美国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经历都为我研究美国的国民性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在这个调查完成之后，我在基金会理事长梅博士的邀请下，加入了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这次邀请，不但让我对人类学、行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等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还让我得到了一个能详尽研究美国儿童和青年心理的机会。研究所里有位同事——心理分析学家泰恩——曾经对一位患有人格分裂症的新英格兰（）青年，进行过四年的系统研究分析，并记录下了大量的数据资料。泰恩曾邀请我根据这些研究资料，一同来撰写出这个青年的生活轨迹，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但是因为对病者儿童时代及求学时代缺乏何谓“正常”的标准，我不得不采取研究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以发现这个青年人格分裂者的行为方式有哪些是特殊的，所以我就得对那些没有人格分裂症的青年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这样才能对这个青年的病症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本书中的有些材料，尤其是关于儿童及青年期的资料，就是通过上述研究而得来的。离开耶鲁大学以后，我在美国的华盛顿参加了一个英国的战时代表团，在这里，两个国家不同的国民性得到了尽情的展示。我在这个代表团中的职位是联络员，不仅要代表伦敦方面出席美国相关单位举办的一些会议，还要随时把美国的相关态度、批评和建议报告给伦敦，在我们双方需要为了共同目标而同甘共苦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但那深藏在不同国家民族心底的相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却一直没有消失。也许是因为这个团队中美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所以，我听到的关于对英国方面的批评都是坦率的，而在正式的会议中，因客气之故，这种“坦率”的批评还是不能上台面的。据此再结合以前的经验，我清楚的看出英美之间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异议，但大多数人在私下里却表现为一种单纯的交流态度。英国人因为美国人不能设身处地的站在英国人的立场进行相关行动和相关言论，便反对、藐视或痛恨美国人，反之亦然。因为英美两国人有着大同小异的语言、宗教、政治思想、法律与体格形式，所以每一方都假设对方是和自己一摸一样的，其行事模式也应该是一样的，可是等到这种假设被证明是与事实不符时，就难免会产生失望和痛苦。上述因素的存在，确对两国间长期的政治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深信，在日常事务中，认为英美一体或拥有完全相同的信仰，是阻碍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其实，在两百年前，英国人民和殖民地美国人民之间的相同之处要比相异之处多得多，但是，在两个世纪时间年轮的碾压下，英国和美国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价值制度、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世界观等差异性，通俗的讲，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极端强烈的民族性。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是说其中一种方式是好的，可以赞美的，另一种方式是坏的，只能批判的，它们之间其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只有见识狭隘或浅薄的人才会对其有好坏之分的评判标准。因为这种差异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完成同样的社会目标，就像人类对于事物，有各自不同的喜好，但是这种差别肯定不至于引起社会大众的愤怒，可如果有人强迫我们食用我们不喜欢的食物，就能引起我们的愤怒；以下例子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上述问题，比如因纽特人吃腐朽的海豹肉、一些澳大利亚土著吃树上的蛴螬，这种行为是“不当”或“不道德”的吗？印度教徒鄙视我们吃牛肉，可我们有谁会认为这种反对是合理的呢？所以，我们在涉及不同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时，在涉及不同的希望和恐惧时，一定要从公正的心理出发，千万不要有我是唯一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想法，如若不然，个体心里的苦恼和愤怒便会长存，于一个民族而言，如果这样唯我独尊的心里持久存在于本民族的国民性中，就会对本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自我中心思想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地位相等、时代相同的民族之间讨论民族性的长短得失，就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有时一个十分客观的说明，就会被其他民族的读者解释为对其的恶意批评。如果读者恰好属于说明中所提到的民族中的人，他可能会把说明中客观的语调解释为缺乏了解和同情。这一种情感与听见自己的录音后所引起的观感颇有几分相像。如果读者不是说明中所提到的民族中的一份子，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说明中所讲述的行为形式和他自身的特性作比较，然后再对两者的差别进行踌躇满志的判断：谢天谢地，我不像其他人那样……”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因不友好批评而引起的观感和自满，我在本书中已尽我所能，尽量避免把美国人的行为与其他社会的行为进行比较，同时设法指出相同的地方。所以，书中除非确有必要外，我尤其努力避免提及任何可进行比较的英国人的行为。我深知文中有若干叙述英国人行为的文字，其实这种行为也很可能是美国人的行为，但是除非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否则仅仅关注局部的相同之处是毫无意义的。我避免进行比较的动机之一是希望不至于引起读者不友好的批评以及读者伪信的自满，但我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理由，那就是因为我的浅薄无知，我所有关于英国（）的知识，都不足以使我能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比较，而且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和出身，视野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偏见。况且我接触的英国社会的范围比接触的美国社会的范围，要狭隘的多；甚至就地理知识而言，我对英国的了解也比对美国的了解少的多。除了进行较为短期的旅行以外，我所知道的英国仅限于英国的南部和中部，毕生中，我在剑桥以北逗留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也不到两个月，而美国各个州，我去过40个以上，除了西南区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西北区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等六个州，但是这六个州的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30%，所以我认为，对这些区域虽然缺乏一定的了解，但是并不会动摇我的研究结论的。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华盛顿特区，这座政府城市虽然不能代表它地域外的一切，但是在它小小的地域内，却聚集了美国联邦内各州的众多居民，这些来自各州的居民，也为我的美国国民性研究提供了相当必要的帮助。本书对美国南部诸州的历史、传统、宗教、种族或社会习性等方面的内容讨论比较少，因为它们与美国其它地域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要对这些不同之处进行细致的讨论，恐怕需要另外一本同样篇幅的书不可。这也是这本书只有第八章对美国南部诸州进行探讨的原因，其他篇幅我都没有对这些问题加以论述。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即这本书中我的叙述只限于过去十年中的美国人。不过，即使把最显著的例外除外，如要对分布在半个大陆的数亿人进行一个准确的综述，似乎也还是很困难的。这个困难在旧世界（）也许更有力量：因为在欧洲，由于许多世纪以来的孤立，各地有不同的传统，婚姻也互不相通。结果可以预料得到，那就是在不同人群及不同地域之间，将产生很大的差别。不过，美国的历史，除了少数例外外，却刚好缺乏这种孤立、地方传统和亲族通婚的特点。大西岸沿岸以外的大部分美国人是在铁道兴建以前不久才到达美洲的，所以很少有人在同一个地方，有世代相传的历史，因而也缺乏那种对某一特别区域的强烈感情。当然在不同的地域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有些地域，因为具有同一传统的移民占据绝大多数，所以呈现出了地方色彩，例如明尼苏达州的斯堪纳维斯亚半岛（）人；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人；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人；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人；路易斯安那州西部操法语的阿卡迪亚（）人。还有些区域，大多数居民集中于同一种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居民之间的差别，却也限制了居民的希望，例如蒙大拿州的矿业，怀俄明州的畜牧业，但这些只是一个共同形式的表面变动而已。一个专家可以根据语言习惯的细微区别，进行精密的语言差别分析，借以发现某一美国人在百里以内的出生地；但是就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三的地域而言，这种语音的差别，只是表明地方色彩的出身和教养而已。诗人惠特曼对大部分现代美国人的心理发展曾经有明确的预见，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有一种“民主的平均性和基本的平等性”；有了这种特色，才使我们能进行性质广泛的系统论述。此处也许应当声明，这种民族性的概念，绝无否认个性差别的意思，也不是说所有美国人都表现为下文所述的种种特性。这个概念的全部意思，是指所谓一个人群的特色体系和行为模式，是指在那个人群内占重要数量的人士的共同且被其他大部分人所赞同的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色体系和行为模式曾是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在书内用“美国国民性”一词而并不加限制解释时，读者不妨把这个名词的意思再扩大，读作“美国人中占重要数量的人士”，或“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形”，或“如与其他人群比较，美国人更倾向于……”——如果为了细密精确起见，经常使用这种累赘的词句，就不免使行文拗口，不易阅读。我曾研究过若干典型关系中习惯的和有意的行为，如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夫妇、爱人、朋友、邻里、商业同行和竞争者、资方和劳方、多数对少教、美国人对外国人等等，并设法一一讨论根本的、形成美国人行动的恰当的主题。在技术上，这种研究方法就其范围和系统性而言是一种新奇的方法。不过还有一个严重的缺漏，就是书内完全没有提到的宗教问题，以及教区居民和教士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性质严重的缺漏；尤其是在农村，基督教新教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它所产生的理念，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缺漏，一方面源于我的无知：我缺乏足够的经验或知识，以进行准确的论述。我虽曾系统地把我所能掌握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科学的思考，正如我对其他人类学材料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但因为我在美国时并没有计划写这本书，所以并没有刻意收集我所需要的材料。除了研究那个虔诚的合众教会教徒、人格分裂症患者以外，我在美国前后所担任的各种职务，都使我无法和美国国内的宗教生活有长时间的接触。鉴于我对那些有心理重要性的事件，完全只有间接或辗转得来的知识，所以我索性决定完全置之不论。本书可以被视作根据“心理文化”观点来研究美国人特性的第二本著作。1942年梅特女士写了一本《知己知彼》，“讨论美国人特性的长处和弱点——我们可以获取战争胜利的心理准备”。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以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真知灼见，在人类学家的本位上尽可能地帮助取得战争的胜利”。梅特博士心里有了这个凌驾一切的目标，所以全力集中于详细分析美国人的道德原理，而除了少数偶尔提及之处外，对于美国生活中这种道德原理不发生作用的领域，完全置之不论。书内关于美国人道德地位的说明，在我看来似乎极为详尽和完备，所以我也不想再画蛇添足。我曾经对梅特博士的结论，进行过若干简要的叙述，我也参考过她的著作中有关的章节。梅特博士的著作中关于美国家庭的特殊发展的研究，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路径。因此，在这两本书之间，存在若干重复之处是在所难免的：凡梅特博士已提出充分论证的各点，我仅以概述她的结论为限。我没有进行任何争辩；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专家，把两书一比，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有少数地方我和她有不同的解释，至于我偏重不同的地方则更多。我从梅特博士那受益的知识，实在无法进行充分的表达。我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所受的众多知识，从她书中所得的关于美国国民性的资料，以及通过多年来长期谈话表达的、使我对英美特性的不同之处有更进一步了解的真知灼见，都深受她的启发。不幸的是，我始终不曾养成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的习惯；所以在书内很可能援引了原来由梅特博士所提出的观念和公式，而没有进行适当的声明和鸣谢。我请求读者宽恕这种无心的失礼。为了使本书的附注不至太多，所以我对于前人关于同一题目的许多论述——无论是和我的见解相合的，还是和我的见解抵触的¬，不曾一一注明。但借助这些著作，我获得了十分清晰的认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出的有布洛根的《美国问题》、兰斯威尔的《个人的不安与世界政治》、凯瑟琳的《解放的美国》、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制》（）、赫顿的《如日中天的中西部》和根斯的《美国内幕》，直到本书完稿后我才得以拜读。罗宾曾为《幸运》杂志从优良的民意测验中对过去十年进行过一次系统的调查，我从这个调查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我不愿在本书内插入统计表格，所以书内关于这方面的来源，没有进行直接的援引；但本书内相当一部分的陈述，都可参照《幸运》杂志的测验，从而获得统计的证明。书内的材料，有许多是根据多年来在美国各地举行的谈话和讨论而得来的。我自己以及谈话的对方在当时都不知道后来我会写这本书。所以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没有另外见之文字的说明或见解，不便举出提出者的姓名，以免有失公允。不过，我自知曾从以下各人处获得过资料：奥登、贝特逊、本尼迪克特、乔治•狄逊和蒲加•狄逊、约翰•陶拉特和维克杜•陶拉特、厄列克孙、傅勒、浩尔、荷尔姆、欧文•加尼斯和玛乔丽•加尼斯、简宁斯、寇斯泰恩、恩斯特•克里斯和玛利安娜•克里斯、兰斯威尔•雷茨、保罗•林巴格和玛格雷特•林巴格•约翰•马夏尔和玛丽•马夏尔、麦克•梅和罗倍•梅、亚尔弗雷特•梅特洛和罗大•梅特洛、彼得•满陶克和卡门•满陶克、斐里奥•奈许和厄狄斯•奈许、考尼列斯•奥斯哥特和哈里欧•奥斯哥特、纳尔孙•鲍恩特和亨里泰、鲍恩特、罗伯茨、里奥•洛斯敦和柏里西拉•洛斯敦、约翰•索尔特和奥立武•索尔特、许纳特和斯庇尔、斯图亚特、乔治•泰勒和罗伯特•泰勒、玛丽•泰勒、约翰•魏廷和比特兰斯•魏廷和泰恩。我希望他们接受我的感谢。伦敦美国资料图书馆的馆员也曾对我提供了善意的帮助，我也表示感激之情。我特别感激伦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歇尔斯教授。他非常细心地阅读过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和建议，我感觉到它们大大提高了本书的价值。他提供给我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并且准许我采用从他最广博的知识中得来的若干概念或说明。可惜我未能获准在有关的地方提出适当的感谢。虽然我从以上的书籍和讨论批评中获益匪浅，但本书归根结底是以我在美国七年多的经验和接触，以及构成我在美国生活的爱情、友谊、争执、误会、复杂的谈判、没料到的事件等为依据的。也许会有人认为像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曾给我许多优惠的那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未能尽颂善之能事，但持这种意见的人一定没有了解写作本书所持有的精神（）。为免除发生任何误会起见，我愿意郑重声明，我相信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英美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彼此了解与有效合作；我也相信，这种了解和合作是防止再度发生战争、防止极权独裁统治或程度仅略逊战争一筹的恐怖的唯一保障。但彼此互相了解如果仅仅建立于幻想和虚伪之上是不能持久的；它必须以接受我们之间大不相同的特性以及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为基础。本书即为力求对这一种了解有所贡献的尝试。 作者根据自己在华盛顿留居七年的直接的经验为题材，根据心理学的观点，把美国国民性做抽茧剥丝式的分析，通过妙趣横生的语言揭开美国国民性的浮面，是了解美国及美国人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
本书通俗易懂，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充分了解美国及美国人的管道，就像美国人写的《菊与刀》是西方人了解日本民族的经典力作，本书无疑为我们真实清晰地了解美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英国《金融时报》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本书无疑给了我们最有说服力的答案。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作者根据自己在华盛顿留居七年的直接的经验为题材，根据心理学的观点，把美国国民性做抽茧剥丝式的分析，通过妙趣横生的语言揭开美国国民性的浮面，是了解美国及美国人不可不读的一本书。——美国著名学者 费正清本书通俗易懂，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充分了解美国及美国人的管道，就像美国人写的《菊与刀》是西方人了解日本民族的经典力作，本书无疑为我们真实清晰地了解美国打开了方便之门。——英国《金融时报》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本书无疑给了我们最有说服力的答案。——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美国是在不断探索合群生活道路上成长起来的。这个年青的国家之所以得以发展壮大，不因善于发现而因善于探索，它的繁荣兴旺不是因为其尽善尽美的治事之道，而是由于其机灵多变的精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丹尼尔·布尔斯廷[第一章]移民，祖先，美国人 等到我们登陆时，我们将遭遇德意的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歼灭是我们的荣誉和特权。在你们许多人的血脉里，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血统，但要记牢，你们的祖先是如何的珍爱自由，为了追求自由，不惜舍家离国，远涉重洋。我们现在要加以消灭的这些人，他们的祖先，就缺乏这种牺牲的勇气，而不得不继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美国1943年7月对西西里岛的海陆进攻表明了西方盟国重新回到欧洲，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尚未大显身手的美军也参加了进攻的战役，在刚开始登陆以前，指挥美军中某一军团的巴顿将军，向他的部队发出了一个命令，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并使他们深切知道此次登陆之举的重要性。命令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等到我们登陆时，我们将遭遇德意的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歼灭是我们的荣誉和特权。在你们许多人的血脉里，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血统，但要记牢，你们的祖先是如何地珍爱自由，为了追求自由，不惜舍家离国，远涉重洋。我们现在要消灭的这些人，他们的祖先，就缺乏这种牺牲的勇气，而不得不继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这位已故将军的公开风格是非常浮夸的；不过以上的几句话，确是以警句的方式简要表达出了关于美国人的许许多多有心理暗示的真理。“你们的祖先……舍家离国，远涉重洋……”，驱使这些移民远涉重洋的主要动机，究竟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爱好自由，还是出于比较近于物质的欲望，或者为了要追求更大的机会，更好的生活水准，更自由的土地，在此处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巴顿将军部下大多数人的祖先，大部分确实是由欧洲移民而来的。他们的祖先曾经离家弃国，舍弃了他们出身其间的价值和传统，而等到他们的子孙长成、接纳了与他们自己所有的大不相同的价值和传统之后，却讥嘲并拒绝了他们不由自主地保留下来的欧洲人的习惯及思想方式。1860年美国的人口，包括移民和土著，白人和黑人，老人和儿童在内，统计约有1300万人。在此后的70年内，有3000万欧洲移民远涉重洋，变成了美国人。现在美国1.8亿白人人口（）其中有多少人的祖先是在1860年以前抵美的，有多少人的祖先是在1860年以后抵美的，目前难以精确地计算；但值得提出的是，定居的人口中包括各种年龄的组别，而移民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正达生育力最强年龄的青年男女。“你们的祖先……舍家离国……”这种移民除了少数例外外，并不是以殖民者的身份远涉重洋的，而是想在海洋的对岸复制他们本土的文明的。因为地理的隔绝，他们准备尽力放弃所有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文字以及只有该种文字所能表达得出的思想；他们从小受教要遵守的法律和忠顺心理；他们的祖先以及过去本国同胞所具有的价值观和稳妥的生活方式；甚至一大部分习惯了的饮食、衣着和生活方式。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逃避了歧视性的法律、严厉的教会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强迫性军役、妨碍有进取心者的向上机会和他们渴望实现的目标的权威性限制。但家园和故园是不能零零星星舍弃的；此外必须同时放弃许多其他的维系和牵绊；移民必须设法改造自己，才能变成美国人。不过除非移民是在儿童时代便移入境内，或者具有非常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否则要完全改造自我，实属不可能。因为文化是极强有力而无所不在的；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便获得了代表地方文化的民族特性；单凭意志的力量不足以改变那种出于看不出和不自觉来源的动机与宇宙观的方式；大部分人是不能以潜心考虑来自行改造的。所以多数移民，虽然尽可能地舍弃欧洲的一切，本身仍为不完全的美国人；他们本人，他们的特性，他们的思想方式，甚至他们的语言腔调，仍带有他们所舍弃的欧洲式的痕迹。但是他们自己虽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儿女，却可以脱胎换骨；公立学校，有时再加上邻里的帮助，可以把他们的子女，改变成他们自己绝不能做到的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一旦这种脱胎换骨实现，子女又会排斥他们的父母，视其为流于老式、无知和在重要的方面带有外国气味的一类人。移民的父辈，越成功地把他们的子女改造成美国人，使他们的子女完全摆脱旧的效忠心或价值观念，则父亲一代的外国色彩，越发成为子女们自惭形秽和羞辱的根源，父亲一代做模范、指导和榜样的重要性也越发减少。至于母亲，不管操何种语言和具有何种生活方式，因为她是爱抚、食物和同情援助的根源，所以仍保持情绪方面的重要性。但如果儿子成年后同父亲一代一样，其成就不能胜过父亲，具有和父亲同样的品性，则无论父亲还是儿子，都将同样地认为失败了。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子女之间连续性的中断，我认为对于现代美国人特性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如用发生学作比，它们产生了也许可称为美国变种的结果。差不多世界各地，以及在许多时代中，确曾有过个人改变效忠国籍，和看到他们的子女接受了他们所陌生的特性与价值；不过在这种其他的例证中，移民的人数比起他们所迁往地方的主要人口数，实在微不足道。而在美国的许多地域，特别在城市中，移民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原有的美国人口。在其他的例证中，拒绝视父亲为指导者和典范，只是个人问题个别方式的解决，而在美国，这种行为也象征着他们接受了他们为之保证效忠的那个社会的主要价值。第二代美国人，每个人都须拒绝承认他出身于欧洲的父亲，这可以作为他的典范和道德的权威，其情形与美国之由排斥舍弃英国而成为独立国家的情形如出一辙，越发彰显出了前者的重要和强度。18世纪下半叶，随着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而附带发生的心理和政治变迁，在现代史上是不易找到相同现象的。直至《独立宣言》和战事爆发的13年前，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效忠似乎是一向没有问题的。对于地方事件，他们大部分自己处理，但是他们自认为是英王的忠诚臣民，与各地英王的臣民程度相同。他们的观感，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宗教，全都出于英国；其与英国标准式的差别，并不超过英国各地之间的差别；新奇的外国观念（），其在美洲殖民地的影响也并不比在伦敦的影响大。自1763年至1776年，英王乔治三世及其若干阁员采取了一连串高压的和专横的措施，把殖民地置于与国王其他臣民相比较低的地位，未获他们同意便实行征税、驻军，干预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致最终摧毁了殖民地占重要数量的人民的效忠心理。他们用维护英国精神的名义，来抵抗这种违反英国惯例的行为。等到请求纠正的公认的法律方法，因为国王及其阁员态度盲目顽固而全无成效之时，这些殖民地人民，仍根据英国的先例而行动，武装起来保卫“英国人的权利”。在旷日持久、极端危急的情势之中，殖民地多数的人民，包括最有势力的人士，都抛弃了向英国效忠的心理。这种抛弃，是否认一般所承认的、唯一的具体威权，在当时并无取而代之的意思。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正以否认权威而著称：权威是强迫的、独断的、专制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美洲13个独立殖民地在11年之中，各自采取了互相冲突的政策，靠一个无权无勇的自由民众的联盟作为彼此之间的唯一联系。但这种基本属于无政府的状态却使全联盟几乎陷入完全破产的境地，表明如无某种中央的威权，各独立殖民地是不能再继续生存下去的。1787年举行的制宪会议计划成立一个联邦政府，该政府具有为保合众国独立存在所必不可缺的最低限度的权力。这种讨论结果所订定的非常文件，即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其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是用极巧妙的方式，对政府的权威加以慎重的限制；所有互相牵制的条款、以求平衡的话语以及三权分立的制度，用意都在于筑起无法逾越的法律界限，使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有过度的权力。美国的诞生，与弗洛伊德所想象的文明与图腾仪式制度起源时的神话景象，在若干重要方面颇有相似之处。照弗洛伊德的“如此云云”的故事，受压制的几个儿子，联合起来杀死了专横的父亲；接着他们心头感到犯了滔天大罪，又深恐兄弟中有人会起而代替被暗杀了的父亲的地位，于是他们立了一个公约，以全体放弃父亲的权力和特殊地位为基础，确定兄弟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英国、英王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代表那位专制暴力的父亲；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代表阴谋弑父的群子；而《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代表诸兄弟所订的公约，以共同放弃所有支配人民的权力为基础，使全体美国人都得到自由与平等的保证；这种支配人民的权力，是那位父亲最令人痛恨、也最惹人艳羡的特权。这虽然只是由一个故事引申出来的比喻，但它也表明了若干有心理重要性的真理。自从美国成为独立国家以来，在美国国民性的范畴内，就出现了两个大题目。一个是感情上的平等思想，认为所有（）人，一律平等；认为一个人如果奴役另一个人，其行为不仅应遭到唾弃，且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禁止；人人皆有平等的机会和法律地位。另一个是相信支配人民的权力在道德上是可憎的，并且是应该加以抵抗的；只有怀疑别人夺取权力的心理唯恐不够；必须把国内居于必要权位的人视作潜在的敌人和篡夺者。美国人所珍重的平等，过去、现在都是建筑于他们政府的羸弱之上的。移民的子女不仅在学校里学习如何才能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他们在教室以内，在他们的功课以及历史与公民的课本中，在教堂说教和展示爱国性庆祝活动中，他们也继续受熏陶，继续深刻理解以上各种教训。照这些欧洲人的子女看来，课本上的英国成了一个集压迫与虐政大成的怪物，而抛弃向英国效忠之举，变成了一件单纯的事，把附随历史事实而起的毁誉不一之见几乎全部抹杀。反对权威成了一种可以赞美的典型的美国式行为；子女反对由父亲所代表的家庭权威，不仅出于个人的动机，而且还能得到社会的赞许，而具有欧洲式特色和教养的父亲，往往需要子女过度的服从。对个别父亲来说，是否妨碍或帮助他的子女变成与他们不相同的人物，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他们的子女为成为一个美国人，就需要拒绝以父亲为仪范、为威权的来源。这一点，作为父亲有时候很难理解。变种一旦确立，它就将继续维持下去；因此，一个美国人与他的移民祖先不管中间隔开多少世代，他总是不承认父亲的权威和仪范，而且也预料到他的儿子，一样会对他表示同样的排斥。心理分析理论是在欧洲发展的；根据欧洲流行的社会及家庭结构，似乎尽可合理地说，国家内部有威势权力的位置——国王、教士、警察、军官等等——都是父权象征性的扩张。不过，这个说明是建立于不合理的假定之上的，即假定家庭的形式和父母的地位是处处相同的，且所有各地做父亲的都是具有威权的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较为准确的概论，毋宁是：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内，各不同情境下权力的各种形式，有彼此相似的趋势，各不同关系内同时并起的居高支配和在下受制的情感，仍保持相同的状态，并互为影响；做父亲的根据他社会内威权者的典例来塑造他的行为，其方式好比儿童根据他对自己父亲的态度，来解释社会上的权威代表。一个美国人等到成为父亲之时，他也不免趋向于根据所处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相称的方式，来维持他的地位；他对新生孩子在生物学方面所占的优势，必须与社会为一般优势地位者所规定的适当行为相称不悖。美国人现在对权力所抱的态度，与草订美国宪法者要表示的态度实质上大体相同：权力的本身是恶劣的、有危险性的；为了国家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不免有若干人必须被赋予权力，但这种权力必须用法律加以框定和限制，对居于权力位置的人，应该经常加以监督，并且应该把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予以戒备。这种对权力概念的态度，包括对人支配人的权力以及对居于权力地位者所抱的态度，正是了解美国人特性与行为的最基本因素。这种态度远非限于政治上，就希腊与爱尔兰举例而言，在这些国家内，“反政府”虽为公认的和体面的政治立场，但教会的威权在爱尔兰，家庭的威权在希腊，对于这一点始终没有遭受质疑。另一方面，这种态度除了绝无仅有的例外以外，其间并不含有像西班牙或19世纪俄国那种无政府哲学思想的抽象理想。它们虽有政治的含义，但归根结底具有道德的性质，即认为凡是“压迫别人”的人或制度，都是恶劣的、违反良好情感的和绝对可以非难的，支配别人的权力被视为一种霸道，而追求这种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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