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与现代民主之间一直都有着深刻的联系，自美国国父起，一直到伊丽莎白·凯蒂和马丁·路德·金的时代，荣誉都强有力地支撑起这些非凡个体的政治能动性。莎伦·克劳斯在本书中探究了荣誉这一概念，认为它是冒险而又艰难的政治行动的一种动机。 本书致力探讨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下荣誉的含义，及其激发个体能动性的能力。作者认为，由于荣誉将自我关注和个人野心与有原则的崇高目的联系在一起，它挑战了自利与自我牺牲之间的二元对立，能够很好地适应盛行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书中追溯了荣誉的谱系，探究了它与凭借良心的拒绝和公民不服从之间的联系，详述了它在美国建国、民主改革和民权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表明荣誉是冒险而又艰难的政治行动的一种动机，能够在当今政治能动性低迷的情境下为自由主义提供鼓舞，防范和抵制权力的滥用。
作者简介：
莎伦R.克劳斯是布朗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就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自由主义论题撰写过多篇文章，论及休谟、孟德斯鸠、波伏娃，以及当代的正义理论，发表在《政治理论》、《政治评论》、《政治与性别》、《当代政治理论》等刊物上，并著有《公民的激情》、《主权之上的自由：重建自由的个体主义》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对自由主义的鼓舞
政治能动性与对鼓舞的需求
发掘荣誉
第二章旧制度中的荣誉以及对自由的捍卫
荣誉在旧制度中的位置
荣誉的高亢野心
敬畏与反身性
荣誉的片面性
认可与抵抗
第三章美国的荣誉与民主
荣誉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前言第一章 对自由主义的鼓舞政治能动性与对鼓舞的需求发掘荣誉第二章 旧制度中的荣誉以及对自由的捍卫荣誉在旧制度中的位置荣誉的高亢野心敬畏与反身性荣誉的片面性认可与抵抗第三章 美国的荣誉与民主荣誉与民主之间的冲突荣誉与“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一点点他们的伟大”第四章 对名望的热爱以及南方绅士建国时期的荣誉与对名望的热爱奴隶制与南方绅士第五章 荣誉与民主改革林肯的有原则的野心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荣誉的灵魂荣誉和自我主权：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与苏珊布朗内尔安东尼民权运动中的荣誉第六章 结论：多元主义、能动性，以及民主荣誉的诸多变体参考文献索引前言前言
在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背后都有一个“首恶元凶”（summum malum），也就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最恐惧或最蔑视的那种东西。本书的写作动力便来自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尽管前言在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背后都有一个“首恶元凶”（summum malum），也就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最恐惧或最蔑视的那种东西。本书的写作动力便来自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尽管民主的人民在其他时候都是行为得体的，但他们对多数暴政的诱惑的偶尔屈服，却由来已久。任何人只要曾经站在多数人的意见、身份认同，或生活方式的对立面，都会感觉到宪政民主制中用以保护个体自由的，被詹姆斯·麦迪逊称作“纸上藩篱”的那些东西，是多么地脆弱，从而也都会感觉到（即便是仅仅作为阴影掠过的）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政治理论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切入多数暴政问题；就我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引发了我对政治能动性的兴趣，因为对走向暴政的多数人的抵抗，其可能性正是源于能动性之中。在本研究中，“个体能动性”被用于指称进行有意的、自我发起的行动的能力。它超越于这个举动本身，而深入到在背后支持这一举动的道德心理学。能动性意味着对自身作为能动者的一种觉悟，对自己有能力去行动，而不只是做出反应；有能力去塑造生活中的事件和环境，而不只是对其加以忍受的信心。近年来政治理论家相对而言不太探讨能动性的主题，尤其是能动性的来源，或者支持能动性的动机形式。而荣誉正是这种来源之一。荣誉是什么，以及它如何鼓舞着个体能动性，乃是本书的主题。今天的美国人在能动性的可能性上抱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们对个体的选择能力（从而对能动性）大加赞美并努力包容。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在方方面面（从健保计划、退休账户、速冻晚餐，到宗教、工作、爱情）给人们提供如此琳琅满目的选择。科学技术近来的进展使得连对生命本身加以改造的力量都唾手可得，这似乎让我们变得比命运更像命运的主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受到一整代理论家的教育，知道在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并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面，环境有着莫大的威力。有时候我们会把成功与失败完全归咎于种族、阶级、性别。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全球经济以及利益团体政治的“铁三角”等等非人格的力量，都使个体能动性的能力显得不过是痴心妄想。在面对能动性问题时，我们的头脑在对无限选择的应许与看似不可阻挡的环境力量之间被撕裂成两半。情况甚至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如今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谈论着“选择”，恰恰是因为我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莫名的约束——我们其实是希冀着这些话说得多了就能成真，而不是把这种话语作为对我们经验的准确反映。近年来激增的专门适用于个别群体的（病人的、受害者的、父母的、孩子的，现在甚至还冒出飞机乘客的）各种“权利法案”，与其说是关于新的自由，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无力感，以及在超越个体掌控的力量面前获得保护的那种需求。我们对个体能动性信仰的丧失同样还反映在我们的法律诉讼的性质上。一个把热咖啡洒在自己膝盖上的人居然能够打赢起诉卖咖啡的那家快餐连锁店的官司，这表明我们对个人责任的不认同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全心全意相信个体能动性的缘故所致。对烟草公司（没有人将其视为英雄）的处理同样体现了我们在这方面集体性的矛盾心理。我们迟疑于对烟草业的监管或是禁止其产品的销售，因为这么做会侵犯到个人的选择，从而侵犯能动性。但是我们又因为烟民们自愿、知情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而去起诉同一些公司。通过否认烟民们在这些案子中的责任，我们也就暗中否认了他们能动性的能力。我们仿佛在说，这些烟民并非他们个人生活史中的能动者，而只不过是棋盘上的小卒，那些烟草公司才是操纵他们命运的棋手。我们拒绝监管烟草业，因为我们不愿意限制我们能动性的力量；我们起诉烟草公司，因为我们并不信任我们能动性的力量。这恰恰标识着我们的矛盾心理。我们对自己的能动者身份并不完全信服，但我们又十分地渴望着自由。因此，这本关于荣誉的书同样也是一本关于个体能动性的书。近年的一些政治理论试图从公民的源头为自由民主制注入活力，本书便属于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本书也为这种努力带来了新的目的与新的资源。与已有的理论贡献不同，本书加入这场争论主要并不是为了改善美国公民的道德风尚，或者是以参与性本身为目的而让美国民主变得更加具有参与性，而是为了重新振作个体能动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书在荣誉的形式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资源（或者说第一次提醒我们去关注某个旧的资源）。近来那些为美国民主的公民复兴找寻源泉，或为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找寻动机支持的努力，无不以对他人的责任为中心。无论是公民德性（civic virtue）、自由主义德性（liberal virtues）、罗尔斯所说的那种正义感，人、还是斯坎伦的“同意动机”（agreement motive），这些形式的支持都强调我们对别人或者对整个政治体的责任。这些责任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全部（甚至并非主要的）那些激励着对个体自由危险而艰难的捍卫行动的因素。并且由于对他人的责任要求利他主义，它们同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利总是存在着冲突。相反，荣誉依赖于对一个人自身的义务感。由于荣誉从未放弃对自我的关切，所以它并不要求利他主义，因此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天然的（即使是片面的）亲近。但是，尽管荣誉服务于自我，它却并不限于最低等的自利形式。荣誉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利益动机对人类行动施加的天然限制。正因如此，它才能激发更冒险、更艰难的行动，甚至是可能牺牲性命的行动。荣誉比对他人的利他主义责任更可靠，而又比自利更勇敢。这两方面品质的结合使得荣誉成为个体能动性的有力源头，尤其在行动的风险甚高而其效益又不甚明确（比如当一个人为了捍卫个体自由，挺身而出直面侵蚀性的政治权力或者多数暴政威胁）的时候。然而，尽管荣誉是美国政治中公民复兴的有力源泉，它却几乎完全地被当代的政治理论家们所忽视。这种忽视的一个理由是荣誉与贵族制的联系。荣誉的话语让人联想到特权和排斥，固定的社会角色和轻浮愚蠢的决斗。如今它似乎早已过时，属于那个在18世纪末就被推翻，被“人的权利”取代的旧世界。诚然不可否认，在荣誉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旧制度的虚饰并不意味着荣誉的全部。荣誉同样蕴含着个体能动性深刻而永恒的特征。它只是部分地植根于随政体而变更的社会与政治习俗。法国大革命并未消灭荣誉的可能性，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而且由于如麦迪逊所言，政治权力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侵蚀趋势，我们仍然需要抵抗侵蚀性的权力以捍卫个体自由，我们对这种举动的偶尔需求从未全然消失。法国大革命并未让这种抵抗行动变得过时。荣誉为现代民主制所需要，也能在现代民主制中获得，尽管是以修正后的形式。新政体中对荣誉的修正并未触动荣誉作为性格品质的关键特征，至少并未触动荣誉对自身的义务感，它是能动性的一个如此有力的来源。此外，尽管大多数时间里自由民主制仅仅靠“好公民”就能正常运作，但在少数情况下它的维持却需要“伟大公民”的出现。位于荣誉核心的各种英雄主义品质（高昂而有原则的野心、勇气、骄傲，以及对自尊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恰恰对应了这种需求。这些品质的结合并非某个社会阶级的特征，但也并非普遍地被人们拥有。它是自然贵族们的标志，这一小部分人在受到压力时，会无视风险挺身而出，捍卫他们的原则与自由。通过聚焦于荣誉，本书唤起人们对一个受忽视但十分重要的动机的关注，从而为当今政治理论在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片面性提供了一种纠正。本书将能动性问题摆上台面，探索个体能动性的结构与来源，并敦促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本书成功地将对能动性的研究推近政治理论的中心，那么它可以算完成了其终极目标之一，即以哲学之光照亮当代美国公共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从而为长久以来一个深刻的，甚至使人丧失力量的困扰带来新的澄清。当代自由主义需要对驱动政治行动的动机加以更丰富的处理。当前在自我利益与对他人的责任之间二分的范畴过于局限，无法捕捉政治能动性的全面复杂性。荣誉提供了一种弥合自我利益与自我牺牲之间鸿沟的动机阐释，这种阐释与对个体自由的捍卫有着天然的和历史的联系。荣誉并不完全是一种德性，但它完成了德性的某些工作。……作为一种“伟大的野心”，荣誉提醒我们记得自己身上拥有的、在“现代人”兴起后存留下来了的贵族式能力，并提醒我们记得自由民主制对这些能力的需求。——莎伦·R.克劳斯第六章 结论：多元主义、能动性，以及民主荣誉的诸多变体荣誉（甚至民主式的荣誉）都具有不可化约的贵族性，因为尽管它并不必然预设固定的社会层级或者政治不平等，但它却需要某种程度的勇气和野心，而这并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或者能够拥有的。作为一种“自然贵族”的特权，荣誉在美国比在旧制度下更为自然。在这里，荣誉不太是人为强加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结果，而更完全地来自个体的行动与性格。它仍然包括外在公共认可的元素，但荣誉越来越变成一种成就，而非一种资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比起孟德斯鸠的荣誉概念，民主式的荣誉与德性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尽管二者仍然完全不同。而且荣誉越变成一种成就，它就越能够支持个体能动性。讽刺的是，尽管荣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紧张关系，但是与旧制度人为固化的社会相比，荣誉在民主社会中反而可能是更为强有力的能动性来源，甚至可能使自身变得更加完备。本书的中心主题之一便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继承了某种贵族遗产，其中不但包括荣誉，还包括个体权利、权力分立，以及公民社会的中介性团体，而且倘若不接纳这一遗产，自由民主制便无法自我维系。尽管荣誉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不可避免的贵族性，但荣誉的举动并不总是像前几章所考察的案例那样，在宏大的尺度上表现得超乎寻常。除了受到某种共同的荣誉准则（这种准则由《独立宣言》与宪法所包含的那些原则所构成）指导的榜样式举动之外，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到植根于各种各样更为片面的行为准则的荣誉，这些片面的准则各自对美国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自愿社团起着规范作用。民主式荣誉的这些更为节制的显现，同样能够有助于制约以多种面貌出现的侵蚀性权力。迈克尔·沃尔泽曾经论证过这种形式的荣誉的重要性。他的荣誉概念把其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形式特征，与机会平等的原则、多元主义的原则，以及同意的原则联系到了一起，而这些原则正是美国政治与当代美国公民社会的特征所在。沃尔泽在其中找到各种民主形式的荣誉的那些自愿社团，是旧制度中的商团体系或中介性团体（荣誉的传统场所）在民主制度下的等价物。它们是支持荣誉的共享身份认同与相互联系的共同体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多样的民主荣誉准则是与不同的社团分别相关联的，它们必定（和支持它们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体一样）是多元的、片面的。它们并非完全私人的，但它们的范围也不是普遍的。相反，它们是相对于它们所存在的各别组织与社会制度，并与这些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具体目的息息相关。除了沃尔泽所强调的职业社团外，我们还可以加上政党、社区协会、倡议性团体，甚至家庭。规范这些不同社团的行为准则为个体野心提供了有原则的限制和导向，从而缓和了民主形式荣誉两方面的倾向：要么变得越来越主观，要么变得越来越普世。但在这么做时，这些行为准则又并不回到固化的世袭制社会秩序或者政治不平等上去。沃尔泽对荣誉的阐释同样保留了“应得”这个元素。在他看来，一个有荣誉心的人之所以尊重自身，并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存在（好比罗尔斯的“自许”）；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被接受（好比泰勒的“认同的政治”）；而是因为自身的良好行为，因为其符合于既有的行为规则和成就标准，而这些规则和标准又构成了一个人的荣誉准则。由此，沃尔泽的荣誉观恢复了被罗尔斯明确拒绝、被泰勒暗暗抛弃的应得概念。沃尔泽认识到应得概念有一种节制性的影响，它立基于一些无法简单化约为具体个体意愿的表达的、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固定了的标准。他指出，倘若缺少了这种固定标准，则荣誉（或者敬许，或者认同）“就将完全向暴君式的使用敞开。因为我有权力，所以我就能以这样那样为荣誉。我选谁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没有人真正应得任何荣誉……而我又并不认同在荣誉与任何具体的表现之间存在任何内在的联系”。基于固定标准的应得概念，保护了自尊既免遭专制者的暴政，又免遭公共舆论的暴政。而假如像罗尔斯承认的那样，某种自尊感是对个体自由的捍卫所需要的，那么这种保护就是根本性的了。对个体能动性的强烈感觉，是与基于既定标准的应得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近来的政治理论与经验政治科学中，学者们追随托克维尔的步伐，纷纷指出公民社会对于美国公民身份的价值，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学者们声称，自愿的中介性社团通过让个体更加具有参与性，而服务于集体自由。通过参与到小型组织的社团生活之中，个体学会了用集体眼光看待事物，并发展出为了共同目标而协同工作的习惯，从而为迎接民主参与的挑战做好了准备。这些社团通过提高集体性而支持了民主；它们建造起了“社会资本”（共享的信念与价值、相互之间以及整体上的信任）的水库，以此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事业提供动力。不过尽管民主制需要社会资本和一定程度的公民德性，但正如托克维尔所深知的，自由民主同样需要个体野心，虽然野心可能与公民德性的集体主义存在冲突。然而尽管近年来人们对公民社会中培育公民德性的资源做出了诸多阐发，但是公民社会中鼓舞荣誉的资源却并未得到探讨。可是它们却极其重要。社会依附，有原则的行为准则、成就的标准、竞争，以及这些社团提供的公共出人头地，都支持着高昂的野心、成就，以及自尊，而这些又促进了个体能动性的强力施展。它们创造的水库不仅容纳有助于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而且容纳了高期望、骄傲，以及托克维尔所谓的“伟大野心”，这些都推动着面对高昂风险与不确定收益时的有原则的行动。沃尔泽笔下民主式荣誉的自我服务性是与此处所探讨的其他荣誉形式相一致的。沃尔泽把挺身捍卫各自准则的医师和工会成员作为当代荣誉的代表，这些人都关心对他们自尊的保存。他们同样可能为了完成其他额外的责任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举例来说，一名医师对其病人的热情救治，可能是出于对人性的热爱或者出于宗教承诺，也可能她之所以尽最大努力救治病人，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与病人的契约关系的约束。但荣誉的概念则指出了另外一种动机，这种动机是以对一个人自身的义务感（而不是以对别人或者对整体的义务感）为基础的。类似地，一名工会成员之所以愿意罢工支持对更优越合同的谈判，可能是因为他被工人的团结感所打动，也可能是因为他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因为他想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利益。但假如他的荣誉参与了进来，那么他的罢工支持就同样是为了其自尊的缘故。是荣誉告诉他，“他不应该为了占到一些个人便宜而放低身段”，还有“他不应该把自己贱卖了”，以及“他不应该容忍这样的冒犯”。沃尔泽的荣誉观因此挑战了我们所熟悉的在利益与责任之间的截然二分，这种二分把利益当作我们为了自己而追求的东西，把责任当作我们应当为他人做的事情。他的荣誉观认识到，我们为了自己而追求的东西不应当仅仅限于利益，而我们为了别人做的事情也并不穷尽我们的责任。沃尔泽看到了荣誉作为一种动机形式的潜在能量，这种动机不能被化约为自我利益、公民德性，或者正义感；这种动机立足于一种个人责任感，不过这是对一个人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对别人的义务。荣誉涉及到我们的自我关切，这让正确的行动变得值得欲求，从而使荣誉成为一种有力的动机形式，但这种自我关切又超越了最狭隘的利益形式。沃尔泽将其视为个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并非唯一来源。不过就算沃尔泽所描述的自由民主形式的荣誉也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分配。并不是只有那些最戏剧性的、由奥尔特子爵或者林肯或者斯坦顿这样的人物所展示的荣誉案例，才是异乎寻常的。在私人领域以及公民社会内部的半公共领域所兴起的那些更平淡无奇、更具体各别的荣誉形式，同样代表着对通常行事的例外。并非所有工会成员都会为了荣誉而挺身反抗企业的剥削；并非每名医师都会为了医疗质量的原则而与一味追求利润的医疗行业做斗争。就算这些我们在身边都能找到的荣誉形式，也不是能够平等分配的，因为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必须通过主动的声张才能实现。只要一个人的自尊是与其行动的价值息息相关的，荣誉就绝不仅仅是一种能够分配的东西。不过虽然荣誉在分配上的困难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能具有荣誉，但是这种困难同样加强了荣誉作为能动性来源之一的潜在力量。假如荣誉跟罗尔斯所谓的“自许”或者泰勒所谓的“认同”一样被当作一种能够从某个仁慈的权威或者好意的“他者”那里得到的东西的话，那么荣誉的力量也就会被大大削弱了。一个人的荣誉并不完全依赖于政治权威的仁慈，或者他者的好意。这种独立性使其成为个体能动性的特别重要的资源，使个体能动性能够以对政治权威或其他权威滥用权力加以抵抗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要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必须通过声张才能实现，它就永远不可能被所有人拥有，或者至少不会被所有人平等地拥有。在这种意义上，就算是那些从未登上全国舞台的人们身上所表达出来的更加节制的荣誉，仍然保留着那些更为显赫的荣誉案例中的某种贵族特征。它在实践中局限于为了实现荣誉而付出过努力的少数人，尽管它向任何这样努力过的人都是敞开的。类似地，以酬赏和奖励的形式存在的各种公共荣誉，只有在仅仅奖赏杰出的成就（而非所有成就）的前提下，才能够鼓舞杰出的成就。不过尽管自由民主制的荣誉在这一点上具有内在的贵族性，但它并不一定会违背对平等尊严原则的政治表达。毕竟，美国公民社会中规范各种自愿社团的行为准则，并不与政治权利的平等相冲突。我们以全国节假日的方式把公共荣誉赋予马丁·路德·金，以纪念他伟大的荣誉举动；但假如他活到现在，他也不会因此就得到额外投一张票的资格，或者光凭这些举动就有资格得到一个政治职务。所以说荣誉概念并不一定对应用于基本政治自由的平等理念构成挑战。值得强调的是，民主式荣誉并不需要成为通常意义上那种连续的、全社会范围的理念。无论民主式荣誉是系于某个独一无二的共同准则，还是系于更片面的准则，个体的荣誉举动都必然是插曲式的成就，而非普遍共享的习惯。荣誉的插曲式特征将其与公民德性以及正义感进一步区分了开来，后两者往往被认为在连续的基础上管理着（或者应当管理）大多数公民的行动。相反，即便荣誉只出现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即便其出现的时间间隔非常长，它仍然能够对整个政治生活起到重大的影响。光荣的行动可以设下先例，然后即便在缺少连续或普遍的荣誉运作的条件下，这些先例仍然可以得到维持甚至扩展。荣誉同样可以容许不同程度的风险和后果。一个有荣誉心的工会成员或医师的动机，可能在强度、准则的普遍性，或者成就的等级上无法与马丁·路德·金或林肯的动机相提并论，但它们在构成上仍然是类似的——骄傲、有原则的野心、对自尊的欲求、杰出感、对公共声望的追逐。此外，荣誉的准则并不一定要导致整全的或者普遍的行动标准，尽管第四、五章所描述的美国式荣誉的一种形式确实采纳了《独立宣言》的普遍原则作为自己的准则。那两章中所考察的著名荣誉举动，确实依赖于由普遍原则组成的共同准则。但沃尔泽所描述的更平淡无奇的荣誉案例同样分享了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的形式特征（尽管是在更默默无闻的层面上），却是相对于特定的活动领域、相对于各别社会政治制度的多种不同目标的。由于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的情景中扮演着一系列不同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到多种不同的荣誉准则的管束。在这种意义上，荣誉不但与现代多元主义社会的道德复杂性相容，而且是与这种道德复杂性相互协助的。举例而言，如今我们在自己作为家长、朋友、公民的不同角色中，都根据不同的准则而生活；而作为教授、医师、木匠，我们也各自有着其他不同的准则。这种多元性标志着荣誉的现代民主形式与孟德斯鸠笔下荣誉的一个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尽管孟德斯鸠笔下的“士君子”本身并没有在不同的荣誉准则之间分裂，但孟德斯鸠也承认，现代世界中的荣誉准则有时候会与行为的其他道德标准相冲突，更不用说宗教标准了。孟德斯鸠还认识到，荣誉准则的内容既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而且在任何特定社会内部也有着诸多变体。作为当代民主社会特征的更高程度的多元主义与碎片化，意味着荣誉的冲突既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政体与政体之间产生，也可能在个体内部发生。一个人倘若要让自己的整个人生在道德上有意义、要把自己的各种责任排列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框架（假如可能的话），则他的视野必须超越荣誉。荣誉太过局限、太过多元，不能够为道德与政治生活提供一个整全的、统一的标准。在民主情景中，没有哪个荣誉准则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因为每个准则都只规范那些接受其信念、参与到其所管理的活动领域中的人。所以荣誉的局限性既在于其是插曲式的、相对稀少的，而非联系的、全社会范围的，也在于其并非整全的或者普遍的。荣誉进一步的局限性还在于，它无法为政治能动性或更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能动性提供一个完备的描述。荣誉不能取代自利、公民德性、团结、信仰、友谊、爱，或者其他许多作为人类能动性来源的动机中的任何一个。它不能取代它们，但可以为它们作补充。而荣誉在这一点上的局限性恰恰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注意到人类动机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一旦我们试图给出一种统一的动机理论，把真正的多样性变成人为的一元性，我们在对能动性的理解上就丧失了丰富性与深度，更不用说准确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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