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天国梦魇》与其说这是一本“太平天国运动史”，不如说是一本“农民劣根性批判全书”。作者并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这次农民运动的发生、发展、衰落、灭亡——那样就太乏味太循规蹈矩太不张鸣了——而是假定读者对太平天国事件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对其整个的兴亡做了一次梳理和评判。作者从这样的人性角度入手，得出“太平天国注定是一场乌托邦”的结论。“太平天国，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它提出了自己完整乌托邦国家模型，并真实地在某些控制区内（比如天京）推行。但多数地区，却并不认真落实。体制运行成本，大半要靠劫掠来支付。属于一种非驴非马的模式。实际上，若不是一些握有权势的将领，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实际实行换班型统治，这个政权，恐怕统治的状况会更糟。”有人说，太平天国是一场“极乐诱惑”，也有人说太平天国最大程度映射出人性深处的恶与贪婪。张鸣这本书也不乏这种基调：太平军的失败，实际上败在自己身上。但是张鸣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把视野放得更开阔，将与这个“乌托邦”同时存在的清政府官僚机构也做了认真的对比。每个社会都有心怀不满的书生，都有心有异志的教首，都会有第三社会的土匪、流氓和痞棍，这些人，原本就是火种，没有柴火的时候，火种再多，就只能自艾自恋地自生自灭，但是有了柴火，而且很干，就会燃烧起来。原来不起眼的失意书生，不起眼的教主和令人讨厌的帮主，土匪，盐贩子，就会成大气候，变成大人物。从这个角度看，农民运动虽然带着悲剧色彩失败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确实一件幸事，因为它是督促王朝改革、自省、进步的内在驱动力。不歌颂，不回避。读张鸣的书，真的很过瘾。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天国梦魇》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二册，图文并茂，解说生动，主题为太平天国运动，系统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对清朝统治的冲击，以及清政府的应对中暗含了哪些玄机，汉族官员势力兴起对之后的形式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等等，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军事斗争的乱象和联系。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底稿》《共和国的帝制》等。
目录：
基督教的药引子／1
踉跄创教路／10
紫荆山的土客阴影／17
一个农民式的宗教大家庭／23
上帝降神附体／29
打碎偶像的权术与狂热／35
造翻了／42
绝处逢生的奥秘／49
天父天兄下凡／58
大天堂与小天堂／65
滥官的诱惑／71
变味的乌托邦／77
滥杀的王朝／84
张乐行与苗沛霖／90
头发的故事／97基督教的药引子／1踉跄创教路／10紫荆山的土客阴影／17一个农民式的宗教大家庭／23上帝降神附体／29打碎偶像的权术与狂热／35造翻了／42绝处逢生的奥秘／49天父天兄下凡／58大天堂与小天堂／65滥官的诱惑／71变味的乌托邦／77滥杀的王朝／84张乐行与苗沛霖／90头发的故事／97西方在天国／104一个农民帝王的后宫生活／111男女平等之谜／118农民的科举／124内讧／130紫荆山领导集体的溃灭／139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146跟泥腿子比开明／153天下不幸上海幸／162湘军——体制外循环的机器／172湘军是一个奇迹／179湘军现象的魅力／186淮军也是一个奇迹／194满汉之间：胡林翼与官文／201天国的宗教／208农民天国的崩塌／217没完没了的尾声／227前言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我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总是无缘无故地挨打，挨欺负，打了又打，欺负了又欺负。写历史，总是要寻出过去人类经历的因果和逻辑，如果没有逻辑，也没有因果，那么历史事件就变成了无厘头的闹剧，或者说悲剧。世界之大，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对是超小概率事件。事情的发生，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若要不被湮没在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就是得找出其中的脉络，除非，你成心想骗人。过去的事情，也许一个人做过的某些事情，是可能被永远掩埋的，但也很可能是没有人费这个心思去查。而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想被刻意编排成某个样子，短时间段也许是可以奏效的，但时间长了，真相还是会出来。所有掩盖、歪曲、编造，最终都会真相大白。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中国的崛起，不能带着一腔仇怨，满腹牢骚，应该和平相处，互利共赢，不能背着历史的包袱。我们要明白，我们前辈们，除了曾有刻意向后转的趋向，更有融入世界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奏鸣曲的主旋律。再过二十几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就要200年了。从19世纪，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横跨三个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没有过时，只是挨打变成了受欺负。不管有多少的曲折，走了多少的弯路，我们毕竟是个上进的民族，总是会向前走。历史让人长智慧，因为可以以史为鉴。但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写得比较认真，写作者在努力逼近真相。以错误的历史为鉴，就会有错误的现实行为。这一点，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历史是无用之用，不能当饭吃，但从长远看，跟人们的吃饭穿衣，还是有点干系。不接受历史教训，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的人吃不好饭，甚至饿肚子。这些年，写史的人多了，写近代史的人也多。但把历史写成八卦的，也越来越多。历史当然有八卦，但如果把历史当八卦来看，就又跑偏了。写一套通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大活儿，最后居然得我一个人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个中甘苦，天知地知我知。读者诸公赞我，罪我，在此一体全收，预先谢了。张鸣*作者辣评*
每个社会都有心怀不满的书生，都有心有异志的教首，都会有第三社会的土匪、流氓和痞棍，这些人，原本就是火种，没有柴火的时候，火种再多，就只能自艾自恋地自生自灭，但是有了柴火，而且很干，就会燃烧起来。
他们跟土里刨食的农夫不一样，见过世面，能言善辩。尽管人穷，但却在同侪之中有人望，具有农民式的狡猾，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领袖和战将。
太平天国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它提出了自己完整乌托邦国家模型，并真实地在某些控制区内（比如天京）推行。但多数地区并不认真落实。体制运行成本大半要靠劫掠来支付。属于一种非驴非马的模式。
易中天“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作者辣评* 每个社会都有心怀不满的书生，都有心有异志的教首，都会有第三社会的土匪、流氓和痞棍，这些人，原本就是火种，没有柴火的时候，火种再多，就只能自艾自恋地自生自灭，但是有了柴火，而且很干，就会燃烧起来。 他们跟土里刨食的农夫不一样，见过世面，能言善辩。尽管人穷，但却在同侪之中有人望，具有农民式的狡猾，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领袖和战将。 太平天国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它提出了自己完整乌托邦国家模型，并真实地在某些控制区内（比如天京）推行。但多数地区并不认真落实。体制运行成本大半要靠劫掠来支付。属于一种非驴非马的模式。易中天 “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认为张鸣作品的说服力在于将材料、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 “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对我自己的理解。”“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天国梦魇》基督教的药引子太平天国起义闹大之后，西方盛传，中国掀起了一场基督教的革命，是传教士传入的宗教信条引发了这场革命。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有市场。其实，当年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充其量只是这场大起义的药引子。过去，一副中药，必须有药引子——一些似乎跟药方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或者植物，或者动物。比如鲁迅说的“蟋蟀一对，要原配的”。据说，有了合适的引子，药才好发挥作用。其实没这引子，药该有用还是有用，该没用还是没用。如果不算景教的话，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元代。但直到明末，才成了气候。清朝初年，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被禁，虽说香火未绝，但只能转入地下。新教来华，是19世纪的事了。第一个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是1808年。天主教非法，新教当然也不例外。他进入中国广州，只能躲在夷馆里，跟英国和美国商人厮混在一起，一边学汉语，一边传教。传教的对象，只能是出入夷馆的买办、佣人和通事。有的时候，他会去南洋英国人的殖民地，在那里对华人传教，再将那里的华人教徒带回来，帮助他展开工作。命里注定，基督教的新教无论在哪儿，都是要惹出事端的。天主教在中国那么多年，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新教一进入中国，过了没多久，就惹出事了。当年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不仅吸引了一批士大夫，连皇太后都被说动了心，要皈依天主。但是，他们不能翻译《圣经》，也不编外文字典，不能让信徒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上帝的福音。这是天主教的性质决定了的。但是，新教不一样，一上来，马礼逊就着手翻译《圣经》，译完了《旧约》译《新约》。不仅如此，还放手让自己的信徒——他接受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梁亚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撰写传教的读本。这本小册子，就是后来引发洪秀全胡思乱想的《劝世良言》。新教的传播，本身就带有这样歧义本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近上帝。既然梁亚发可以把旧约理解成《劝世良言》，那么洪秀全也可以把基督教变成拜上帝教。只是，在西方，歧义式的理解，由于有众多信徒的讨论，一般不会走太远（也有走得比较远的，比如摩门教），但是在中国，就不好说了。新教的传教士，一般来说，都是医生。医术成为传教的一种工具，在尚未见识过西医的国家，有时特别有效。马礼逊就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后来的伯驾、罗孝全，也都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伯驾的事业相当发达，他甚至还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给了林则徐一副疝气带，大大改善了林的身体状况。罗孝全也有这种接触大人物的机会，据说他见过耆英。但他最显赫的业绩，是他收过一个中国信徒。这个信徒，后来搅翻了这个国家，他就是洪秀全。虽然马礼逊从马六甲带来了中国人信徒梁亚发做助手，但依旧只能在接近夷馆的下层中国人中间传教。传教事业进行得十分缓慢。当年的利玛窦他们，摆出一副西儒的架势，凭借他们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研读和理解，再加上三棱镜和地球仪这样的新鲜玩意儿的吸引，得以混入士大夫圈，在上层传教，因而进展神速。马礼逊他们，当然十分羡慕。但是此时的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找到接近士大夫的门径。所以，只能雇佣中国人，在秀才举人考试的时候，于贡院门口发放他们的传教小册子，以期或多或少能招到几个读书人。其实，这样的传教，远不如施展医术。如果机缘凑巧，能够医活个把中医治不好的病人，而恰巧这个病人又是个有身份的士大夫，那么就可以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地方士大夫圈子的门。可惜，在鸦片战争前的三十来年里，新教的传教士医生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林则徐治病，本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一来这个病不算严重，二来还没等伯驾医生进一步施展，林则徐使命失败，跟英国人已经打起来了，余下的事，就不能继续了。但是，在贡院的门口，发送传教小册子的尝试，还是有些成绩。1833年，广州府试之时，散发的小册子，就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还真的看了几眼《劝世良言》。后来，不幸落第，生了一场大病。鬼使神差，《劝世良言》里描绘的某些场景，居然进了他的梦中。于是，屡战屡败的这位童生，“改正归邪”，打算另寻出路了。这个人，就是广东花县的一个家境一般的客家农民，名字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闹出捅破天的大事之后，他改名洪秀全。当时，他还是一个农民，农闲的时候，教几个村里的孩子挣点零花钱。在中国的农村，由于农民很在意子弟的教育，再穷，也要送去私塾，识几个字。所以，像洪秀全这样的三家村私塾，相当普及。洪秀全自己也是从这种私塾里学出来的。只是，他属于那种个别比较出色的，能学到背熟了四书，开笔作文的程度，因此可以参加科考。当然，参加科考之后，童生在民间就算儒生了，可以戴方头巾，当然，也就有了做私塾先生的资格。只是农忙时节，依旧得下田劳作。靠教书那点束脩，养不了家。很显然，洪秀全投奔基督教，以及后来自创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感动了他。《劝世良言》这个小册子，是粗通文墨的梁亚发的手笔，文字十分荒唐，叙述颠三倒四。有的时候，居然有点像精神病人的臆语。小册子本身，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一个传统的儒生丢弃他的信仰，投奔上帝的天国。《劝世良言》能够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洪秀全是个野心爆棚之人。这野心，在科举的途中，却屡屡受挫。科举制度下的中国，白衣致卿相的美好图景，特别容易催生这样野心勃勃的农家子弟，让他们前赴后继地赶考。然而，科举考试难，对于洪秀全这样的客家人就更难。别说中举中进士，就是求一秀才，都不容易。清代每省的生员名额相当有限，广东则又都给了土籍人，后来经过抗争，虽说广东已经有了客籍的生员名额，但仍然比土籍的少。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像洪秀全这样的农家子弟，书读得不错，或者说自以为不错，周围的人也说他不错。为了能进考场，他也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如果是初试县考就落榜，也就罢了，每次都是县考过了，到府试就被卡住，受挫感特别的大。洪秀全没有那个耐性，可以一直考到白头。科考为的就是出人头地，此路不通，想走他途，也是正常。至于选择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则纯属偶然。如果不是考后得了这本《劝世良言》，不是闲极无聊看了几眼；不是1837年再次考试，落榜后大病一场，病中神智迷乱，书中的场景跳了出来，他也许也会另寻其他的出路。但这个出路，就跟基督教无关了。当然，以洪秀全的心态，在投奔了传教士罗孝全之后，即使罗孝全给他施洗，并委以重任，估计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一个本分的基督徒，早晚还是会离开的。他的目标，是要做教主。除非，在中国的教会，他很快做到高层的位置上。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当年的中国，像洪秀全这样的半吊子农民文化人非常多。那个时代，各种民间教门数以千计。后来的研究者，笼统地称之为白莲教，其实，它们也许跟白莲教有关，也许没有关系。每个教门的创造发起者，都是这样的半吊子文化人。先是由于某种机缘，接触到了某个教门，然后进入其中，发现了教门的奥秘，无非是几卷宝卷（经典），再学点气功。他们有文化，学会了气功，再比照着编个新的宝卷，一个新的教门就此诞生，自己就做了教主。只要做了教主，口才不错，运气还好，气功治病，真的治好几个人，就可以发展起来。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教主就是老大，甚至就是半神的人。所得到的钱财和荣耀感，一点不次于做官为宦。从后来已经大大修饰过的记录看，洪秀全病中奇怪的梦——所谓见上帝，换五脏，授异能并宝剑之类——一点儿都不新鲜。每个创教的疯子或者骗子，都会编出类似的故事，只是洪秀全的梦比较丰满，也更离奇而已。也许，洪秀全最初的梦，只是掺入了《劝世良言》中的片段，使之带了一点点基督教的色彩，比如上帝火华爷，这个只有《劝世良言》中才有的大神。醒来之后，经他和他的同伙不断修饰，完善，越编越圆，越编越多，越编越花花，越编自己就越相信。但是，剥开这些修饰，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普通人遇仙（或者神）得到神授的故事的升级版。这样的故事，自魏晋以来，在中国的神怪笔记里，比比皆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只要有了信众，做了教主，就会有人来捧，贡献钱财、土地和女人。清代所谓借教敛财的教门，几乎都是这个路数。绝大多数没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包括那些关起门来，在土炕上称帝，大封丞相将军和三宫六院的，都没想过要杀上紫禁城，夺了皇帝的鸟位。这些教主，只是想过一过在一个圈子里当老大，被人追捧的瘾而已。洪秀全当时，也就是这个心态。创教，无非是做教主，正途的成功之路走不通，就只能走邪路。邪路，不等于造翻；造翻，是后来被逼无奈的事儿。受了“神启”，得了奇遇之后的洪秀全，后来又经过一定的反复，1843年还去考了一次秀才，在又一次落榜之后，才彻底死了心。下定决心，做教主，做上帝选中之人去也。于是，他撤掉了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想教书也教不成了，地不种，书不教，纠集若干同志，四处开始传教。踉跄创教路地不种，书不教，满嘴上帝火华爷。在周围人看来，洪秀全是疯了。当然，疯了的洪秀全，也得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中国的乡野就是这样一种土壤，每个创教者，都会有把疯子看成神人的崇拜者，洪秀全也不例外。他的同志和崇拜者有族弟洪仁玕，有表兄李敬芳，还有同窗好友冯云山。但是更多的人，是把他看成异端，看成疯子。那个时候，广州周围已经有了基督教，但零零星星的，想必当时洪秀全的家乡还没有洋教的踪迹。洪秀全的举动，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理解。没有迹象表明，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参与过洪秀全的事业。据洪仁玕后来跟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讲，尽管洪秀全当时所居住的村庄俱为洪姓族人，但是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广东土客籍矛盾一直很尖锐，土籍占据平地，具有资源上的优势，多少年来，一直打压客家人。先来的，从来都欺负后到的。洪秀全想在科举上出人头地，从根本上讲，也有长期受歧视的因素。一个客籍村庄能出一个秀才，整个村庄和宗族都会为之扬眉吐气的。科举的路没走通，转而变成异端，人所不解的异端，原来对他有多大的期待，就会变成多大的愤怒。洪秀全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多长时间，洪秀全在家乡待不住了，只能往山里走。山里客家人多，还能有容身之地。此时的洪秀全在山区谋生，还只能教书，一边教书，一边传教。科考的路不走了，人家能请他教书，还就是看在他参加过考试的份上，因为，在那个年月，只要参加过考试，就意味着能把四书背熟，而且可以开笔作文。如果进了考场而交白卷，是要被刑责的。洪秀全参加过多次科考，而且县考都能过，这就获得了某种民间认可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就可以傲视那些没有下过场的读书人，可以戴方巾，自称儒生了。所以，那时有句话，“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已经挣了这口气的洪秀全，这种时候已经没心思沾沾自喜了，他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出人头地。然而，一边教书一边传教的洪秀全，马脚总归要露的，露了马脚，书就教不成，很快就成了丧家之犬，哪儿都待不住。只好与冯云山一道，四处云游，一会儿广东，一会儿广西。虽然也能收罗一些信徒，但局面却迟迟不能打开。相对来说，在广西收罗的信徒还要多一些，因为那里客家人更多，失意的人也更多。终于，在1846年的一天，洪秀全四处传教的名声，传到了在广东传教的美国牧师罗孝全的耳朵里。尽管在传教过程中，洪秀全实际上传的是自己的教，而非基督教。他们在这期间写的好些传教作品，跟基督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干系。但是他所念叨的上帝火华爷这个名头，却让知道他的人都觉得他传的教，跟洋神父是一个路数。此时的罗孝全，已经租房子建成了一个教堂，在这个教堂传教的神甫，就有由马礼逊施洗的梁亚发，也就是《劝世良言》的作者。于是，罗孝全让他的中国助手写信邀请洪秀全前来广州他的教堂。已经立志要创教的洪秀全，为何能应邀前来罗孝全的教堂？从功利角度看，跟他这一段所受的艰辛有关。《劝世良言》的宗教知识太有限了，而他自己，则只有四书和一些蒙学读物的知识，以至于他的宣教每每了无新意。所以，他要补充一点基督教的知识。但实际上，像他这样30岁出头的青年农民，即使没有受挫，其前途一样处于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阶段。即使已经选择了创教，行路太难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援手，尤其是顺着他下决心的方向伸出援手，他也是会考虑的。如果进了罗孝全的教堂，顺利受洗，一步步像梁亚发那样升格为华人牧师，他也许也能成为一个虔诚而执拗的基督徒，后来的事情，就根本不会发生了。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个时候，官府开恩，赏给他一个监生的功名，准他参加乡试，很可能他的创教雄心马上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如果朝廷知道后来的事，别说一个监生，就是给个进士也不会吝惜的。但是，在这世上，谁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呢？1847年3月，洪秀全和洪仁玕兄弟两个来到了罗孝全的教堂。罗孝全对这个自动传教的中国读书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洪秀全也对这位洋教士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那个神奇、其实已经经过他多次修饰的梦。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在梦中见到的应该不是上帝，而是天使。这个梦，跟基督教无数次宣扬的神迹没有太大的区别。罗孝全的同胞，好些都是因为类似的上帝显灵的故事而变成虔诚教徒的。但是，由于洪秀全的梦过于离奇，罗孝全对此还是有不解之处的，只是，碍于言语，双方并没有把话说开。那个时候，虽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通商五口的传教已经合法化。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信教的人不多，其中的读书人尤其少。客观地说，虽说洪秀全的文字也不怎么样，但比那个马六甲来的梁亚发还是好多了。洪秀全和洪仁玕这样的私塾先生，于教会，是宝贝。加上洪秀全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因为英国公使入城问题，地方官动员士绅，士绅动员民众，不让洋人入城。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已经进到广州的洋人，在这样的仇外氛围中，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此时来投奔的洪氏兄弟，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各种资料表明，在洪氏兄弟在教堂学习的三个月里，他们的确很用功。读了《新约》《旧约》，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督教的文献，还夹杂了一点西方的科学知识。当然，也听了牧师的多次讲道。经此一行，洪秀全肚子里的基督教知识，已经大大超越了仅仅有粗浅的《旧约》内容的《劝世良言》。毕竟，洪秀全的学习能力要比那个做粗工的梁亚发强。牧师罗孝全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而且对此表示赞许。但奇怪的是，当洪秀全提出了受洗的要求时候，罗孝全却没有答应。直接的原因是洪秀全提出了物质要求，要教会在施洗后，给他一定的金钱补贴，也好专心研习教义。罗孝全后来说，他不接受洪秀全受洗，多少还是因为洪氏转述他那奇异的梦时，透露出一些异端思想。事实上，晚清基督教被攻击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人们传说传教士借金钱利诱人们入教，入教的人，都是希图金钱。因此，教会是在刻意收罗社会渣滓，别有用心。其实，当年的新教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个。他们在西方，被称为清教，在道德上有洁癖。到了中国，依旧有洁癖，传教士不大能容忍怀有明显谋利动机的入教，为此，宁缺毋滥。事实上，在传教之初，有这样动机的中国人还真是不少。当然，入教之后，如果能被选中作为传教士助手，的确能拿到钱。即使拿不到钱的教徒，也会得到教会和教友的帮助。但是，人家主动帮助你是一回事，你提出要钱则是另一回事。谁要是在领洗之前提出金钱的要求，只能让传教士反感。所以，尽管罗孝全很满意洪秀全的表现，但由于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施洗就只能延后了。有消息说，洪秀全实际上是受了诱惑，中了圈套。是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担心洪秀全受洗后，抢他们的位置，所以出此计策。然而，如果洪秀全根本没有要钱的心思，即使人家引诱，也会经得起考验的。看来，此时的洪秀全，的确因为教书不成，生计困难，需要帮助。罗孝全的拒绝，大大刺伤了洪秀全的自尊心，重新激活了他创教的野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他离开了广州，去广西寻找冯云山。此一去，天地倒转，因为冯云山已经在广西紫荆山打开了局面。洪秀全和冯云山这些小泥鳅，凭借紫荆山这个小水盆，居然掀起了大浪，差点冲垮了清王朝。需要说明的是，离开罗孝全的时候，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的确有了一些基础，但这些知识，比起此前他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其数量和牢记程度还是差很多。离开教会之后，他没有带出《圣经》，也没有笔记，没有法子复习，时间一长，估计脑子里剩下的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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