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作者深厚的历史研究功底，因为作者读懂了那段历史，最重要的还因为作者说的都是大实话。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外交、通讯、交通、海军以及企业经营等都由此而来。中国近代经济史因为洋务派的存在丰富了许多。若要详细记载，恐怕是一个艰巨又枯燥的工程。张鸣这本书以“书话”的形式归纳了洋务派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功绩和不足，读者可以宏观地对这段历史加以了解。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人打上门来了，不到20年两次入侵，中国的大门不开也得开。这对一向以居高临下姿态面对“外国人”的清政府来说是个考验。总理衙门应运而生。张鸣在书中用非常戏剧化的笔法描述了这个最初的外交机构的办事状态：“总理衙门跟老外打交道，非常客气。每次外国公使来访，都必备酒果，恨不能摆宴招待，吃吃喝喝，但是，客气归客气，就是不办事。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使华日记里说，总理衙门各个大臣见公使，公使说完了，各个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新人看老人，老人则看王大臣，半天说不上一句话。若王大臣说话了，不管说什么，大家都哄起回应。有一次，他去总署办事，半天没有人说话，他忍不住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中国方面一阵沉默，终于有一个人冒了一句：今天天气果然好。于是王大臣说，是的，天气果然好。于是大伙群起响应，天气真好，果然好！”历史的来看，虽然我们学习西方，不如近邻日本认真，很多细节，我们都没有学到，就自以为是。在学习外国问题上，大而化之，是我们从传统继承下来的毛病。我们总是笑日本重技术，重细节，没有大眼光，大战略。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学习时候，就是要一板一眼，从细节上着眼。即使看上去教条一点儿，但也得先学会了再说。但是，中国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小聪明当先，变通当先，讲大不讲小。结果，放在一起一比，差距就出来了。每个人都有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即便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他“开眼看世界”以前也曾相信洋人膝盖有问题不能下跪。有局限不是错误，敢于突破局限寻求出路就值得赞许。透过这本书，读者似乎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拖着沉重的身子，在一群敢为天下先的义士的带领下艰难前行的样子。新时代的读者刷着微信、用着互联网、把一切“洋玩意儿”都当成生活必须品，也许应该想到早年一个“洋”字，包含了多少人的愁眉不展、血泪荣辱。??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对我自己的理解。”“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洋务自强》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三册，主题为洋务运动，讲述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冲击下，终于有意识地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以军事技术和相关产业为主要学习方向。肯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同时深刻指出洋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图文并茂，发人深省，能帮助启发广大读者从历史教训中探索真正有效的强国之路。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底稿》《共和国的帝制》等。
目录：
逼出来的洋务／1
谁是洋务派？／10
唉，总理衙门／18
同文馆的风波与成绩／27
泥足的巨人／37
唉呀，海军／46
官督商办之谜／53
一个官办企业的样板——福州船政局／60
曾经挂美国旗的轮船招商局／71
同治大婚的铁路赠礼／81
玩具火车推动历史／89
上海铁马路的命运／96
骡马路与火车道／103
海军学校中等生：北洋海军／111
制度的变革：《北洋海军章程》／119逼出来的洋务／1谁是洋务派？／10唉，总理衙门／18同文馆的风波与成绩／27泥足的巨人／37唉呀，海军／46官督商办之谜／53一个官办企业的样板——福州船政局／60曾经挂美国旗的轮船招商局／71同治大婚的铁路赠礼／81玩具火车推动历史／89上海铁马路的命运／96骡马路与火车道／103海军学校中等生：北洋海军／111制度的变革：《北洋海军章程》／119水师学堂／127北洋海军是个花架子吗？／134从海军衙门到贵族海校／141电线攻防战／150有线电报这玩意／157张之洞的大手笔——汉阳铁厂／163出使西方的风波／171一场耐人寻味的争吵／180买办们／188命运多舛的留洋事业／195难以转型的大兵／204八旗洋枪队／211袁世凯和新建陆军／219张之洞和自强军／228一个绵延几十年的话题／235前言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我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总是无缘无故地挨打，挨欺负，打了又打，欺负了又欺负。写历史，总是要寻出过去人类经历的因果和逻辑，如果没有逻辑，也没有因果，那么历史事件，就变成了无厘头的闹剧，或者说悲剧。世界之大，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对是超小概率事件。事情的发生，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若要不被湮没在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就是得找出其中的脉络，除非，你成心想骗人。过去的事情，也许一个人做过的某些事情，是可能被永远掩埋的，但也很可能是没有人费这个心思去查。而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想被刻意编排成某个样子，短时间段也许是可以奏效的，但时间长了，真相还是会出来。所有掩盖、歪曲、编造，最终都会真相大白。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中国的崛起，不能带着一腔仇怨，满腹牢骚，应该和平相处，互利共赢，不能背着历史的包袱。我们要明白，我们前辈们，除了曾有刻意向后转的趋向，更有融入世界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奏鸣曲的主旋律。再过二十几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就要200年了。从19世纪，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横跨三个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没有过时，只是挨打变成了受欺负。不管有多少的曲折，走了多少的弯路，我们毕竟是个上进的民族，总是会向前走。历史让人长智慧，因为可以以史为鉴。但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写的比较认真，写作者在努力逼近真相。以错误的历史为鉴，就会有错误的现实行为。这一点，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历史是无用之用，不能当饭吃，但从长远看，跟人们的吃饭穿衣，还是有点干系。不接受历史教训，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的人吃不好饭，甚至饿肚子。这些年，写史的人多了，写近代史的人也多。但把历史写成八卦的，也越来越多。历史当然有八卦，但如果把历史当八卦来看，就又跑偏了。写一套通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大活儿，最后居然得我一个人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个中甘苦，天知地知我知。读者诸公赞我，罪我，在此一体全收，预先谢了。张鸣*作者辣评*
这个王朝并不想变，只是不得已打了一个补丁，就是李鸿章说的，裱糊。砖木结构的房子破了，用漂亮的花纸，裱糊一下。
总理衙门的设置，而且机构越做越大，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此，古老的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被迫遵行西方的外交礼仪，从事外交活动。
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包袱和自身军队包袱都非常之重的国度，这个国家，在建设一支新式海军的时候，居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清理一下自己的军事制度的垃圾。
易中天“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认为张鸣作品的说服力在于将材料、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作者辣评* 这个王朝并不想变，只是不得已打了一个补丁，就是李鸿章说的，裱糊。砖木结构的房子破了，用漂亮的花纸，裱糊一下。 总理衙门的设置，而且机构越做越大，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此，古老的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被迫遵行西方的外交礼仪，从事外交活动。 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包袱和自身军队包袱都非常之重的国度，这个国家，在建设一支新式海军的时候，居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清理一下自己的军事制度的垃圾。易中天 “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认为张鸣作品的说服力在于将材料、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 “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对我自己的理解。”“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逼出来的洋务相对于前代，清朝是一个不喜欢变革的王朝。自打1644年入关以来，一直到太平天国出现，两百余年，我们找不到类似前朝变法、新政这样的事件。如果非要找的话，顶多也就是某项政策的变化，比如康熙朝的摊丁入亩，雍正朝的耗羡归公，另发养廉银之类。而且，这样的政策调整，也只能出于君主的主动。明朝尊崇理学，是摆样子，所以学者们很快就从理学变成了心学，进而随心所欲。但清朝皇帝尊崇理学，却是真刀实枪，严守程朱，不许逾矩半步。朝野上下，禁欲的味道很浓，官员和士大夫，都不许嫖娼。刻意建构一个严谨、有道学气的官场，这样的官场，跟一个立意保守的王朝，的确般配。然而，这样一个保守的王朝，却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人打上门来了，不到20年，两次入侵。打败了你，不要建立新朝，只要旧的王朝开放。而开放本身，则意味着伤筋动骨的变化。在这期间，还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造翻，差一点就掀翻了整个王朝。内忧外患，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变。但是，这个王朝并不想变，应付内忧，只是不得已打了一个补丁，湘淮军加上厘金，就应付过去，而对付外患，开放是开放了，但机构的变革，也是打了个补丁，加上了一个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碰上洋人的道光皇帝，知道他家的房子已经破旧了，但却觉得，只要随时修缮一下，依旧是可以维持的。他的儿孙，一直在秉承他的旨意，修缮，抹一抹，补一补。其实，就是李鸿章说的，裱糊。砖木结构的房子破了，用漂亮的花纸，裱糊一下。总理衙门的设置，是因为英法不肯同中国的礼部打交道，强按着头，逼着中国设置外交部。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字面上讲，也勉强可以算是外交部，同时，让自己也有面子，假装总理了人家的事务。这个部，在咸丰皇帝来看，就是一个临时应付洋人、办理对外交涉的办公室。所以，这个衙门的所有成员，都是临时从各个部门抽调的，一个编制都没有。而整个机构，在大清会典上也没有反应。从咸丰到恭亲王奕?的如意算盘，一旦外面的压力减小，就可以将之裁撤。原本不过用花纸做的裱糊补丁，当然没有人对此有长久的期待。对于由于对付太平军形成的军政异变，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纵横下台，各地的督抚专权的局面。在刚刚打下南京，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尚在之时，这边朝廷就迫不及待要恢复旧观，裁撤勇营，收回地方权力。曾系湘军裁掉了还不过瘾，要把李鸿章的淮军也裁了。厘金的征收，中央政府舍不得停止开征，但也要求各地把此项税收上缴。朝廷的算盘打得很好，战争期间，军政结构发生的变化，汉重满轻，外重内轻，这回都要颠倒回来。可惜，太平天国完了，但是天下并没有真的太平。就算剿灭了太平军余部，扫荡了捻军，打平了回民造翻，天下依旧不太平。不仅边疆有事，洋人生乱、刁民闹事，也没完没了。八旗兵和绿营兵，别说对付少数民族骚乱与洋人的威胁，就连内地的乱民也对付不了。朝廷再霸道，你总得让地方督抚维持治安吧。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硬收是收不回来的。非要弄强，闹出再一次大乱，朝廷首先经受不起。至于满汉的权力份额，本质上因为满人的无能，这种无能，不是靠嘉奖一个搭便车的满大人官文就能改变的。勇营裁不掉，因为绿营没用。但整顿绿营为练军，也只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掌的直隶有点效果，结果不过是把绿营整成了湘淮军那样的勇营。至于临时机构总理衙门，能否真的临时，不取决于皇室的一厢情愿。只要开放，只要洋人进来，对外交涉，涉外事务就只能是越来越多。不仅外交官会来，洋兵会来，洋商回来，传教士也会成批地涌进，涉外事务，越来越事关朝廷的存废兴衰，没法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应付。财政税收本是户部之事，但管理海关的总税务司，是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海关及其收入，只能由总理衙门管；教案本是刑政，但由于涉及外国人，也得总理衙门管；购买洋枪洋炮，本是兵部的事，但涉及对外，还是得总理衙门管。总理衙门管的事，涉及各个部门，各部的长官，都被拉来监管总理衙门之事，结果是必须上面架一个王大臣，统为协调。这个临时机构，越办，分量越重，机构越庞大。在开放的大前提下，上有总理衙门，下有督抚专权，变革，必然要发生。变革只能指向两个字：洋务。崛起的汉人士大夫，帮助满人的皇帝保住了天下，当然不可能缩回去做低眉顺眼的顺民，已经激发出来的修齐治平的雄心，不仅驱使他们保住了这个王朝，而且要使这个王朝自强，或者说，让中国自强。胡林翼在攻克安庆之后，看见长江上风驰电掣的外国轮船而当场晕倒的传说，昭示着这些中兴名臣的下一个目标：学习西方，图谋自强。不用说，督抚专权的政治格局，给了这些汉人士大夫实现自己设想的可能性。而总理衙门的存在，则让清朝皇室，始终感觉到西方的压力，也逼得保守的皇室，不得不容忍地方督抚的这种尝试。辛酉政变之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西太后那拉氏和恭亲王奕?，其实在保守性上，跟咸丰没有本质区别。他并不想真正改弦易辙，刷新政治，对祖宗成法做根本性的修正。即使在西太后没有大权独揽，奕?尚有作为之际，这个人称“鬼子六”的亲王，也不见得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开明而且明智。大乱甫平，西太后和奕?，想的居然都是立马恢复旧观，回到从前。只是，天下已经变成了世界，复旧成为不可能的梦，总理衙门和督抚专权，才得以照旧。在这种情况下，胸怀大志的曾、左、李们，想要追求真正的中兴，不可能从中央获得实质性的支持，只能自己动手。而中兴，唯一的途径，就是办洋务，从引进洋枪洋炮，到引进制器之具，开办工厂，兴办学堂。而洋务的大幅度进展，又使得总理衙门事务更加繁忙，触角伸得更长。地方倒逼中央，使得中央必须有所作为。即使是为了遏制汉人借洋务扩权，也得有点动作。洋务势在必行，皇室退而求其次，想要借机扩张满人的势力，无论练兵、留学、办学，都满人优先。然而，从奕?、文祥开始，满人没这个心气，也没有这个精神。即使被优先了的满人，不久即自动退出。然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奕?，却只弄出来一个不成器的同文馆。同文馆的满人优先，最后也不了了之。因为不招收汉人学生，培养不出哪怕稍微像样的翻译人才。然而，洋务或者说自强运动一旦开展起来，尽管靠地方导向，但却一发不可收拾。兴学、开厂、开矿、买轮船、修铁路、练兵、办海军。洋务企业，从官办，到官督商办，事业越做越大。同光之际，整个国家的财源越来越广，海关收入和厘金收益，占国家财政的份额越来越高，但财政收入的分散化趋向，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增收部分的税收，借着洋务的名义，落到了地方督抚手里。随着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越来越多，尽管总理衙门是军机处的王大臣当家，但由于满人的无能和怯懦，碰上事儿，就往后躲。于是，这个衙门越来越被地方督抚支配，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名义，不仅主导了中国的外交，而且主导了大半个洋务事业，实际上是情势使然。从某种意义上，总理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洋务机构。当家的西太后那拉氏，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她对于曾左李这样的中兴名臣，从来不给脸色，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只要不危及自己的统治，就都能优容。顶多，假借谏臣之口，做一点钳制。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洋务，就是一个不得已，但却是一个必要的不得已。西太后那拉氏，虽然说在玩弄权术方面无师自通，的确比恭亲王奕?高明，但她毕竟只是一个没受过教育、识字无多的女子。对于这样的女子，她的教育主要来自小渠道的小传统。她没有清朝其他皇帝那样底气，认为功臣的努力，都是理所应当。所以，她对曾左李们，以秉政的太后身份来说，相当谦恭，因为，她的教育告诉她，要知恩图报。然而，正是这份优容和谦恭，恰好与同光之际的政治格局对景。让她能够很从容地驾驭专权的督抚，平稳地渡过朝廷的危机。可以一边纵容清流放肆地抨击洋务，一边又让这些中兴名臣去办理她所不明白的洋务，办理日益复杂的对外交涉，让自己坐享居中驾驭之威势。同时，用洋务得来的好处，供养满人权贵，让他们无话可说。当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危机，尤其是涉外的危机被消除之后，她的权威跟着水涨船高。在同治皇帝死后，即使破例不给同治立嗣，拥立跟同治同辈的光绪，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但是，在此期间，尽管洋务的推进日甚一日，西太后那拉氏却始终没有明白洋务到底意味着什么。学习西方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儿，她都不知道。日子，就这样挨着过。谁是洋务派？说到洋务运动，人们必提洋务派。谁是洋务派呢？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曾左李这种中兴名臣，以及排在他们之后的沈葆桢、刘铭传、丁日昌一干办洋务的封疆大吏。而跟他们相对的，则是顽固派比如倭仁、徐桐、李鸿藻，跟洋务派直接针锋相对的，则是清流党，首领就是李鸿藻，其下有著名的“四谏”，赫赫有名的敢言之士，宝廷、张之洞、张佩纶和陈宝琛，也有人说还要算上黄体芳、邓承修、吴大澂和王懿荣。由于“清流”的谐音，可以念成“青牛”，人们又称他们是天上老君的坐骑，所以又将李鸿藻称为牛头，张之洞和张佩纶为牛角，因其言论特别犀利，每每触中要害。宝廷为牛鞭，陈宝琛为牛尾，王懿荣为牛肚。其余跟在后面的众多京官，则是牛毛。每每顽固派与办洋务的封疆大吏为难，都是借助清流的力量。事实上，西太后那拉氏，也刻意扶植清流，使之与地方大吏分庭抗礼，达到居中牵制的功效。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当时的朝廷，的确分成两派，一边是洋务派，一边是顽固派和清流党，从某种角度上看，清流就是顽固派的喉舌。但实际状况恐怕不是这样的。当年真正看清楚世界大势，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而且不仅买器物，学技艺，还要学制度和文化的，有一些是开明的士大夫，比如马建忠、陈虬、汤震、陈炽，还有王韬、陈兰彬以及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另外一些是从官僚群体里分化出来的官员，比如郭嵩焘、薛福成和黄遵宪。再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买办，比如唐廷枢、郑观应、徐润。至于曾左李这些封疆大吏，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意识到了中国需要变革，也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想的更多的只是权宜之计。思想上，并没有脱出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窠臼。在行动上，存在着非常大的盲目性，一副误打误撞的劲头儿。当然，在野的开明士大夫，在那个年代，是绝对的少数派，思想超前，跟国内士林严重脱节。他们只有进入地方大员的幕中，才能对洋务运动，起一点作用。个别思想超前的官僚，比如郭嵩焘，虽然由于做外交官的经历，对世界大势看得很明白，对学习西方的认识比较深，但这个人很快就被保守的官场淘汰吞噬。所以，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就是那些中兴名臣。他们有权势，有威望，更有地位，即使是西太后，也让他们三分。无论何种洋务，只要他们认准了想干，多半都会有点结果。最初，这些人的洋务，其实就是购买洋枪洋炮，李鸿章说，只要我们有了开花大炮，西人即可敛手。后来，他的洋务观扩展到请洋人做教练，教习洋操，学习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如此，曾国藩和左宗棠还不及他。但是，太平天国覆灭后，兴办西式军工企业，他们都达成了共识。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都是这种共识的产物。显然，这些中兴名臣，对于西方的制造业一无所知。居然觉得可以在一个农业手工业的国度，掐取西方工业尖端的果实，移植过来，就可以实现跨时代的超越，一举后来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西方的军火造船工业，在当时就是西方科技和工业的金字塔顶尖，需要各行各业的工业门类的支撑，需要现代科技教育的支持。中国一没有钢铁，二没有轻工业，三没有矿业，四没有科技人才。凭空就想在一片荒野上建大厦，而且只建最高层。底下的所有层面，都靠从国外输入。当然，如果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把军工厂从国外整个搬过来，不是做不到。但是由于连一个小零件自己都造不了，连一些建筑材料也需要进口，这样的工厂本身，建起来就耗资无数，而建成之后，除了最底层的劳力，所有的都需要进口。而工厂的管理，却又是官僚系统那一套。这样的生产，成本无疑是惊人的。造出来的军械和船只，比买的，要多耗费不知道多少钱。所以，尽管这些中兴名臣气魄大，本事也大，弄钱的能量超强，但是这样的军工企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毕竟难以为继。所以，尽管福州船政局造出的军舰，装备了福建水师，江南制造总局也造出来一些军舰和民用船只，但后来的北洋海军，舰只基本都是买的了。显然，当年最顶尖的三位办洋务的中兴名臣，都没有这个心思去了解西方，钻研西方的学问。他们中间对西方最为了解的，要算李鸿章，但李鸿章也主要是从跟西方人打交道中，从幕僚那里，得来一些皮毛。严格地说，他们虽然按下了向西方学习的开关，但并没有真心拿西方当老师。尽管同文馆的丁韪良总教习已经把《万国公法》翻译过来了，但长期主持中国外交的李鸿章，却没有见他认真读过。曾国藩虽然在容闳的帮助下，比较早地意识到留学西方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推动西式教育在中国落地。三人之中，李鸿章走得最远，他已经意识到了变制的必要，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而且，洋务运动，也就是在他手里，大踏步地推进到了民用工业层面，而且，他起用早期的买办，开始了官营工业的转型，走到了官督商办的阶段。所以，洋务运动中所有的洋务企业，只有他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才能做到盈利。尽管如此，李鸿章一路走来，也是误打误撞，大手笔，大浪费。这样的风格，是所有办洋务的地方大员的共性。这样的洋务，除了把西方现代工厂引进了中国，国人见识了西式的工厂，生产线。知道了工厂的大烟囱并不可怕，里面的锅炉，是提供机器动力的。原来死活不肯进厂的农民，最终发现在厂里干活，要比在田里收入更高，而且稳定。同时，这些企业最大的效益，就是培养出来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即使是李鸿章，也完成不了日本明治维新所能干的事情，让官办工业，最终民营化。因为，中国的洋务，其实就是地方官僚借以扩张权力的一个工具。所以，严格地说，当年的中国，观念虽然落后，但具体到官僚阶层，但凡有机会出任地方大员的，几乎没有不办洋务的，所差的，只是规模大小，个数多少而已。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之后，督抚在军事、人事和财政方面的权力，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缩小。其中，办洋务，就是一种截留税款、增加地方开支的最好借口。在人事权方面，各省开办的各种局，有很多都跟洋务有关，什么军需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矿务局，等等。这些新办的局，可以设总办帮办，还可以设各种委员，为众多候补官员提供了去处和出路。如果说，地方官的候补，督抚虽然有很大的权限，但毕竟还需要考虑吏部的规则，需要考虑布政使的意见，而这种局，则完全是督抚说了算。因此，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很多人在做京官的时候，对洋务深恶痛绝，放言抨击，可一旦外放，做了地方大员，就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即使再保守的顽固派，真要是做了封疆大吏，也绝不会将当地的洋务事业全部干掉。两位著名的清流，号称牛角的张之洞和张佩纶，外放之后，都成了积极的洋务派，干洋务，一点不比此前他们抨击的人差。当然，到了这种时候，这些人的洋务事业，也跟他们抨击的封疆大吏一样：大手笔，大胆略，大气魄，误打误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就打算办一个亚洲最大的铁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矿石的来源，焦炭在哪里，建成之后，产品销往哪里。幸好计划没等实施，他就调到了武昌，任湖广总督。而武汉这个地方，恰好离大冶铁矿和安源煤矿都比较近，符合办大型铁厂的条件。但出去购买高炉，应该分酸性碱性，他不管，反正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买来就是。结果买来之后，跟矿石不配，还得花钱改造。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对于官场人士，没有什么洋务派。不干事，不担事的时候，当然可以说些空话，大话，政治正确，充满道德感的话，一旦给他外放，做了地方大员，一样会做洋务，不到万不得已，至少不会把原有的洋务事业废了。只要他有那个本事，有那个圣眷（皇上和太后的信任），事是越大越好，一点折扣都不打。其实，官僚们做的，不是一个学习西方的事业，也不是一个为国求富强的事业，只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只有官营，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走不了日本最终将官营工业私有化这一步。无论这样的私有化会给国家带来多少税收，多少利益，从根本上有助于实现国家工业化，但官僚们不会干的，清流会抨击化公为私是多么的不道德，国家财产为之损失了多少（这些企业天天亏损，国有资产天天流失，没有人看得到）。而地方大员则担心自己权力的流失，担心下属们丢了位置的鼓噪。毕竟，做官也罢，做洋务也罢，都是官人们的饭碗。应该说，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中单纯出于信念的顽固派是有的，但是，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洋务的推进，这样的人是越来越稀少。更多的人，实际上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立场。到底谁是洋务派，其实没有一个确定的分野。唉，总理衙门清朝跟英法两国，打了一仗，打败了，于是，中国中央政府，多了一个衙门，名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是被洋人逼着成立的。当初，咸丰皇帝批准的时候，原准备加上“通商”俩字，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是，具体办理此事的恭亲王奕?，知道洋人要这个部，意思是外交部，不能仅限于通商，所以，奏请咸丰，把“通商”俩字给抹去了。这个衙门，在咸丰看来，不过是由于中国忙于内乱，无力对付洋人，不得已的产物，等到内乱平了，有力量对付洋人了，就给它撤了。这样的看法，在前方主事的奕?，未必就不同意，但是，能不能撤，就要看情势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者总署、译署（大概是因为跟洋人打交道，必须有翻译，不是说它主办翻译公务）。由于开始无非打算办一个临时的权宜机构，所以，这个机构没有编制，负责人称总理衙门大臣，由于都是兼职，大臣没有定额，也不按满汉比例来，最初三人，后来增加到八九人，十余人，都是各个部门的首长兼任，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是长期兼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在总理衙门大臣之外，还有大臣学习上行走和办事大臣等名目。因为诸大臣地位相当，在诸大臣之上，就得加一个有“管理大臣”名目的王大臣（即有亲王或者郡王爵位的大臣）来主持协调。一般来说，由于形势的发展，总理衙门管的事儿太多，涉及六部，所以，军机大臣差不多都是总理衙门大臣，否则就没有权了，首席军机大臣自然就是总理衙门的“管理大臣”，在奕?在世的时候，这个位置都是他的，后来光绪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也担任过这一职务。大臣之下，跟军机处类似，没有各部那样的层级官员，办事都是章京，也由各部选调，统统是兼职，编制还在本部门。章京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和额外章京之分，其中额外章京，是由军机处章京兼任的。总理衙门最初没有下设机构，后来随着事务的日益增多，于是分设各个股。有英国股，掌英国、奥地利两国的交涉和各国的通商事务。法国股，分管法国、荷兰、西班牙和巴西诸国的交涉往来，以及各国传教事务。俄国股，分管俄国和日本的交涉事务。海防股，开始是掌管海防，购械，后来则凡属洋务，无所不管，从机器的采买，到电线和铁路的铺设，办厂和开矿。后来又加设了美国股，负责办理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和秘鲁等国的交涉事务。另外还有司务厅，类似办公厅，还有清档房、电报处，甚至，还有一个银库。附属于总理衙门的，还有两个特别的机构，一个是同文馆，算是一个学校，还有一个是总税务司，主管海关事务。这两个机构，事实上都是洋人在主持，所以必须挂在总理衙门名下。在那个时代，跟洋人打交道，是一个非常令官员们头痛的事。总理衙门之所以大臣越来越多，越多越没法办事，最后不得已，抬出首席军机王大臣，但是，效率依然很低。外国公使，每每因为受不了这个衙门的拖沓，推诿，言不及义，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逻辑，而大生其气。负责保护传教的法国，经常会因中国国内的教案频繁与总署交涉，实在忍不了，就不顾外交礼节，大肆咆哮，动辄威胁要派炮舰来。其实，总理衙门跟老外打交道，非常客气。每次外国公使来访，都必备酒果，恨不能摆宴招待，吃吃喝喝，但是，客气归客气，就是不办事。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使华日记里说，总理衙门各个大臣见公使，公使说完了，各个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新人看老人，老人则看王大臣，半天说不上一句话。若王大臣说话了，不管说什么，大家都哄起回应。有一次，他去总署办事，半天没有人说话，他忍不住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中国方面一阵沉默，终于有一个人冒了一句：今天天气果然好。于是王大臣说，是的，天气果然好。于是大伙群起响应，天气真好，果然好！李鸿章也说过，总理衙门，大臣十余人，所有人都看着恭亲王奕?，亲王一张嘴，大家群声相应，没有一句得其要领的。这样的状况，当然没法赢得外国人的尊重，所以，外国公使到了总署，就气不打一处来，经常吵吵闹闹，根本不把这些大臣包括王大臣看在眼里。这里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就跟洋人多有交道，富有经验。而且，这个人比较有胆气，不太怕事。所以，外国人只有跟他谈事，才能谈出点名堂来。所以，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每当总署有外国人的时候，经常吵成一锅粥，老外吵闹的吵闹，咆哮的咆哮，完全不成体统。但是，只要李鸿章一到，马上大家就会安静下来。李鸿章也拿腔作调，摆架子，从容地脱下大氅，吸足了烟，用指甲抠抠鼻屎，放在一个银制的容器里，然后再开口说话。所以，尽管李鸿章仅仅是个地方官，不过因为北洋大臣的缘故，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而且他又不是负总责的，但却实际上掌控了朝廷的外交。然而，尽管李鸿章并没有奴颜婢膝，对洋人低三下四，相反倒是尽可能地摆谱，但由于就是他跟洋人打交道多，办理交涉多，签的条约多，所以，就总是集诽谤于一身，总被骂成是里勾外连的汉奸。其实，这种事，他并不想揽，但躲都躲不了，因为老外就认他，别人多半都办不了事。即使他躲了，最后皇帝和太后也得把他找出来。中国唯一的涉外机构，一个接近西方制度的机构，一个很有钱，权力很大的机构，但一直就是一个拖沓、官僚气十足的机构。办事效率跟传统六部一样，没法恭维。后来开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曾经担任过总理衙门章京。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又一次到司务厅办事，发现公文堆里有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给光绪皇帝的电报，居然已经在司务厅里搁了两天。如果不是他将之找出来，还不知道要放多少天。总理衙门唯一有效率的部门，就是总税务司。这其实是一个外包给洋人，具体说，包给英国人的机构。成立之初，是因为上海地方当局，自己在江海关收不到关税，不得已让英国人李泰国来管。却意外地发现，收获颇丰。对于一个正在应付太平天国的叛乱，财政极端困难的王朝来说，急来抱佛脚，抱出了银子，大喜过望，顾不得那么多了。于是，1861年，中国政府成立了总税务司，主管海关税收，李泰国担任第一任总税务司。后来，因为阿思本舰队事宜，李泰国跟中国政府闹翻，中国人更认可的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这个机构，中高层成员，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顶多能做低级职员，各地分税务司虽然设置了中国籍的海关监督，基本不起作用。但是，这个外包的机构，却非常有效率，在太平天国战争还在进行之际，就可以每年为清政府提供三四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到了1871年，原来微不足道的海关税收，就已经突破千万两，占到清朝财政总收入的七分之一，此后，关税收入越来越多。到1887年，突破两千万两，占到清朝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虽说这个机构的洋员工资都特别高，但比起收益来，清政府还是感觉赚大了。但是，总税务司的成功，跟它的主管机关没有半点关系，它仅仅是一个外包机构的成功，它的运作，跟总理衙门是隔绝的。表面上作为名义上主管和协调洋务运动的部门，事实上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两个附属机构，同文馆是管得乱七八糟，而总税务司则管不着。所以，当年的洋务运动，只能地方导向，而且杂乱纷扰的。因人设事，因人成事，也因人败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的运动，就在这样杂乱纷纭中行进。但是，不管怎么说，总理衙门的设置，而且机构越做越大，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此，古老的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被迫遵行西方的外交礼仪，从事外交活动。开始，只是人家走进来，后来，我们学着走出去。1867年，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表示愿意替中国政府出使各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次年，蒲安臣带着两个总理衙门章京和一些随员，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出访使团，先后走访了欧美各国。1875年，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节被派出，郭嵩焘做了这个吃螃蟹的人。至此，中国与西方世界，按照西方世界的规则，建立了关系，走向正常化。正是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中国的洋务运动，才能越走越远，也就是说，跟西方关系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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