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对元大都规划进行系统研究和复原的学术著作，是一部体现学术理论和学术精神，具有超越前辈学者的独到见解和质疑固有观点的难得的学术成果，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和北京城变迁史、元史和元大都城市史，乃至世界都会史，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业内学者均给予了高度赞誉。主要成就有：一、首次论证并揭示了元大都宫城空间及规划被明北京宫城所沿用和改造的史实，即首次论证并揭示了元大都宫城与明北京宫城同址的史实。二、论证了元大都皇城的空间规划及西南内凹角的形成是对金大宁宫空间规划的继承与改造的结果。三、复原了元大都中轴线序列和千步廊与棋盘街的构图，以及钟楼市的空间位置在中轴线的北端，首次揭示了元大都中轴线沿用金大宁宫中轴线的史实。四、首次复原了元大都50坊名称与空间位置的变迁。五、诠释了元大都衖通的定义与空间分布。六、诠释和复原了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建筑模数、建筑结构以及建筑高度与宽度的比例。七、首次揭示了元大都民居宅院的规划模数以及复原了元大都8亩大宅院的平面规划。八、首次论证了元大都宫城夹垣与大内夹垣的空间位置，进而揭示了元大都城市规划为帝京规制的准五重城结构。本书内容翔实，图片丰富。其中有很多图为作者手绘，全方位地展现了元大都和明都城规划的原貌，从而帮助读者直观地理解元大都的规划和布局。
本书简介：
《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是元史和元大都研究领域里首部系统论证元大都帝京规制“准五重城”规划的专著。本书对元大都规划的传统主流观点进行剖析和质疑，首次指出元大都规划主流观点基本属于没有进行过实证研究，即没有学术支撑的推测观点；本书运用“六重证据法”对元大都宫城、皇城、大城及中轴线的空间规划与主要建筑进行实证研究，就元里制里长和尺长、宫城与大内御苑的空间位置、双重夹垣规制、帝京规制重城规划、中轴线序列、大城城墙和居民宅院的规划及其模数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得到元史、建筑史、城市史、地图史、北京史、元大都等学科研究权威和考古、古建专家的高度肯定：认为本书提出和论证的一系列新观点，是对传统主流观点的修正和补充，确有超越学术前辈的独到之处；是元大都规划研究领域里的一部观点创新、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的力作；是对元史和元大都研究、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和北京城变迁史研究做出学术贡献的难得的研究成果；认为本书运用的“六重证据法”是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独创，对研究其它古都、古城规划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认为本书在论证过程中体现出的“求真辨误”的学术精神，在当今学术界是十分难得的。
作者简介：
郭超，字文若，北京人。人文学者，文化创意人。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建筑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3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古都古城规划与古建筑的复原研究，特别是在北京城变迁史的研究方面有许多新的观点和论证，首创“六重证据法”和“尺度法”，为古城规划和古建筑复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为“北京中轴线申遗”首倡者和元大都准“五重城”观点的论证者。学术著作多部，论文数十篇，绘制北京城变迁及古建筑变迁等的历史地图上百幅。《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四届“三个一百”工程原创学术著作。
目录：
参考文献后记前言序二
元大都是中国历史上继封建社会盛期的隋朝平地起家按照当时理想建造起来的都城“大兴”之后，第二个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朝平地建起的帝国都城。它是建筑史上的重要范例，是中国自原始酋邦至封建社会后期，五千年都城规划思想与建造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为最后成果——明、清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元大都遵照儒家“法先王”的指导思想，以《考工记》所记载的周王都城规划为蓝本，采取近方形的平面、方格网道路和中轴对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对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元大都，进行城市规划复原研究，不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元大都作为当今我国首都北京的前身，对其历史状况的研究，还有助于当代搞好作为文化遗产的北京古都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
已故的清华大学建筑学系赵正之教授，终生致力于元大都研究，集累了大量文献资料卡片。但是他的研究成果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没有著作发表。1962年他罹患癌症，我出序二元大都是中国历史上继封建社会盛期的隋朝平地起家按照当时理想建造起来的都城“大兴”之后，第二个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朝平地建起的帝国都城。它是建筑史上的重要范例，是中国自原始酋邦至封建社会后期，五千年都城规划思想与建造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为最后成果——明、清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元大都遵照儒家“法先王”的指导思想，以《考工记》所记载的周王都城规划为蓝本，采取近方形的平面、方格网道路和中轴对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对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元大都，进行城市规划复原研究，不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元大都作为当今我国首都北京的前身，对其历史状况的研究，还有助于当代搞好作为文化遗产的北京古都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已故的清华大学建筑学系赵正之教授，终生致力于元大都研究，集累了大量文献资料卡片。但是他的研究成果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没有著作发表。1962年他罹患癌症，我出差回京看到他从医院寄给我的信，方知他已住院治疗。我急忙去探视时，他已失音，只能用气声说话。他告诉我徐苹芳同志来看他，说可以帮他完成元大都研究的文稿，代他发表。赵先生遂将其珍惜的一生积累的元大都文献资料卡片几匣以及研究心得笔记和文稿“托孤”给苹芳同志。关于元大都规划的研究，历来着重文献记载的想象推测，实质性的规划考证方面，科学性或有不足，赵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夏鼐所长鉴于元大都研究系建筑考古学问题，曾多次嘱苹芳同志与我合作开题，进行元大都研究，但是此事一再拖延而未能落实。苹芳同志曾单独率工作组，配合北京地铁施工，清理元大都后英房等几处居住遗址，因为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始终未能针对元大都规划问题的考证进行有效的考古探查和发掘工作。只是凭现在地面街道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臆测，也与史实相违背。近年来，郭超同志对元大都规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完成了《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一书。此书是一本在学术上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其贡献在于：打破了对专家的迷信，纠正了几乎成为定论的元大都中轴线变迁、宫城位置、三重城规划布局等一系列误解，真正做到了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辨误；尺度与古都城规划研究方法；金中都城及大宁宫对元大都城规划的影响；元大都城垣的规划走向与实际走向；元大都城垣规划长度与实际修筑的长度；元大都城垣规划模数与城垣宽、高比例；元大都城垣的修筑顺序与修筑时间；对金大宁宫泛中轴线的继承与改造；元大都中轴线的空间序列；元大都水系——水利工程与给排水系统；帝京规制准“五重城”规划布局；以及元朝以后，明宫城遗存的若干元代遗构——外朝、内廷宫殿的“工”字型台基等。这就使他首次回答了元大都规划的程序和制约条件的问题：即元大都宫城是位置既定的隋临朔宫宫城——金大宁宫宫城，它的中轴线就是元大都城的中轴线；既定的宫城至南城墙的距离，是受到金中都阻隔而造成局促的情况。郭超同志在《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一书中，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新观点，确有超越前辈学者的独到之处。这一难得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系统纠正了前辈学者的若干推测观点，真实再现了元大都规划的原貌，而且也是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和北京城变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郭超同志在“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这一课题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关键在于方法论的突破。他运用“六重证据法”和以规划空间验证规划时间的“尺度法”,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体现了科学研究不仅要做定性分析，重要的是进行定量分析。郭超同志的《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这一成果，体现了他踏实钻研的治学精神。在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下，我们要大力提倡这种踏实钻研的治学精神。我祝贺这一研究成果的问世！ 杨鸿勋癸巳季春第四节 元大都的规划特点元大都，作为中国古都规划的一个里程碑，是在象天设都、因地制宜、尊崇《周易》《周礼》等规划原则指导下，规划设计建成的新都城。因此，元大都的规划具有鲜明的特点：一、元大都中轴线贯穿准“五重城”元大都虽然是蒙元帝国营建的国都，但忽必烈汗在统治术上汉化得比较彻底，命精通儒释道的刘秉忠和赵秉温相址和规划帝都。刘秉忠、赵秉温依据帝京规制又结合历史规划空间，将元大都规为准“五重城”。1．以前代宫、苑泛中轴线作为元大都中轴线。元大都中轴线是对金大宁宫中轴线规划的继承。所以元大都中轴线的北端点仅位于大城之中部，即纵贯元大都城的中南部，而不像金中都中轴线那样纵贯全城南北。2．对前代宫、苑空间规划的继承与改进。刘秉忠、赵秉温沿用金大宁宫三重城的空间规划，又新规划了大城城垣和宫城夹垣，使元大都形成了宫城（又称“内皇城”）、卫城（即大内夹垣，又称“皇城”）、禁城（宫、苑禁垣，又称“内禁垣”）、皇城（称“拦马墙”，又称“禁垣”）、大城准“五重城”的帝京规制的规划格局。二、以漕渠为据规划城、濠、街、坊元大都的规划，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前代漕渠为据，规划大城之东城墙及护城河、文明门大街、皇城之半边街，以及若干坊界。元大都大城之东、西城墙内距中轴线的距离相差约半里的原因，主要是规划东城墙走向形成的。如果按照大城之东、西城墙内距中轴线的距离相等的原则，元大都大城之东城墙应该规划在实际修筑的东城墙以东约半里南北一线上。但是，刘秉忠、赵秉温因地制宜地利用前代的漕运渠道作为大城之东城墙的护城河，故将大城之东城墙规划在前代漕运渠道以西。笔者结合对北京历史上的水系、地形、地势、地名和若干粮仓、库场的考察，发现：1．元大都大城之东护城河，乃为元代以前就存在的若干条南北流向的漕运渠道中的一条，其北端与坝河连通；在其东、西两侧，分布着若干粮仓、库场等空间，后为元明清三代沿用或改用。2．文明门大街，亦为元代以前就存在的若干条南北流向的漕运渠道中的一条，其北端与古濠（即车箱渠，后为明北京北城墙护城河）相通；在其东、西两侧，也分布着若干粮仓、库场等空间，后为元明清三代沿用或改用。因这条古漕渠流过若干条东西向的粮道，故在粮道上建有若干座桥梁，从位于东直门大街的“北新桥”的历史地名得知：在这条南北流向的古漕渠上还应该建有“北桥”和相对的“南桥”。时至今日，在北新桥以南的东四北大街两侧，分布有白米仓、王府等多个面积较大的空间，即为古代粮仓、库场空间的遗存。且看大街两侧的胡同，地势要比大街高出1米多！由地名、地势、粮仓等空间可推知：元大都文明门大街的前身应为古代漕运渠道。3．刘秉忠、赵秉温还利用古漕渠作为元大都大城若干坊的分界线。在大城中轴线以东，以皇城东玉河及东漕渠（改为文明门大街）为坊界；在皇城以西，以皇城西玉河及西漕渠（今赵登禹路）为坊界。三、以中轴线、海子和古濠为界规划城区刘秉忠、赵秉温根据“大衍之数”将元大都大城空间规划为50坊，分布在以中轴线和海子及古濠为界的东、西、北三个城区内。在大城中轴线以西、海子和古濠以南的西城区的街巷基本为金代所规划，元代沿用并作局部改造，先规划有12坊，后规划有13坊。在大城中轴线以东、古濠以南的东城区的街巷部分为元代所规划，部分为元代沿用并改造前代的规划，先规划有18坊，后规划有17坊。在大城海子和古濠以北的北城区为元代所规划，有20坊。四、以历史遗存空间规划官署、坛庙、仓库刘秉忠、赵秉温因地制宜地规划元大都的特点还体现在对若干官署、坛庙、仓库的规划上，即以历史遗存的若干较大面积的平面空间，规划元大都的众多官署、太庙、社稷坛、仓库等。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金代左丞相金兀术府邸——“北相庄”作为元朝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官署，后称“北省”；以位于金大宁宫宫城东南的“南相庄”作为最高财政机构尚书省官署（曾三度成立，又三度并入中书省），后又作为中书省官署，又称“南省”；以前代粮仓改建太庙和社稷坛；沿用前代的粮仓库场等。五、元大都大城四垣十一门之大街无一相直、相接元大都大城城门，并未完全按照《周礼》“营国规制”的“方九里，旁三门”进行规划，而是将元大都大城规划为11座城门。关于元大都大城规划为11座城门，有传说是刘秉忠仿照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咤神而为之，即为“哪吒城”。也有人认为是刘秉忠根据阴阳学说将大城北城墙规划为两座城门的。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均有一定根据，但结合元大都大内御苑北内垣正中不设门，以及明中都大城北城墙正中亦不设城门，以及忽必烈与刘秉忠的关系等因素分析，认为元大都大城北城墙和明中都大城北城墙正中均不设城门，与中国传统五行相生相克学说不无关系。元代五行属金，明代五行属火，金代五行属水。而金生水，水克火，土克水。故刘秉忠在规划大城北城墙时，在北城墙正中“水”的位置不设城门，即防“金生水”，而以“土克水”；明中都大城北城墙正中“水”的位置不设城门，亦由以“土克水”和防止“水克火”的规划思想所致。刘秉忠精通儒、释、道理论，是忽必烈朝廷的高级汉族幕僚。刘秉忠在辅佐忽必烈统治时，更多的是以儒家言行来影响忽必烈汉化。但忽必烈却“为我所用”地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以儒教为国策，而不独尊儒术，并以此来限制、牵制刘秉忠等汉族臣僚。虽然刘秉忠的大多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但也有一些为忽必烈所修正，特别是在元大都的规划方面，作为首席规划师的刘秉忠则完全听命于总规划师忽必烈。为了让忽必烈能够接受元大都城的规划方案，刘秉忠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五行理论与藏传佛教信仰相结合，将元大都大城城门规划为11座。元大都大城11座城门中有6座城门的空间定位，受到历史道路的影响。这6座城门分别是：大城南城墙中门—“国门”丽正门定位在金大宁宫中轴线上，南城墙西门顺承门定位在金中都光泰门外大街上；西城墙中门和义门定位在金中都北郭之北纬路上，西城墙南门平则门定位在金中都北郭之南纬路，亦即金大宁宫之西横街上；东城墙中门崇仁门定位在金大宁宫北中轴线之北纬路上，东城墙南门齐化门定位在金大宁宫之东横街上。元大都大城11座城门中有5座城门的空间定位为刘秉忠、赵秉温的新规划。这5座城门分别是：西城墙之北门肃清门，定位在高梁河入城口以北、南距和义门约4元里的空间位置上；东城墙之北门光熙门，定位在坝河与车箱渠汇合处，即位于漕运河道坝河之西坝千斯坝西侧；北城墙之东门安贞门、西门健德门定位在北城墙之三等分段的衔接处；南城墙之东门文明门，则是定位在古漕渠上，并将古漕渠改为文明门大街。因此规划，所以元大都大城之11座城门及其大街，无一相直、相接。这恐怕是中国古都规划中极其罕见的现象。六、元大都城区之火巷、民居的规划模数不尽相同《析津志》记载：周长“六十里二百四十步”的元大都城中，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而容纳几十万人口的民居，就分布在这些火巷和衖通里。街道、火巷、民居，就好像是若干棵茂盛的大树的“树干”“树枝”和“树叶”，有序地分布在元大都城内。1．元大都火巷的规划模数考古发现元大都大城内的火巷与火巷之间的距离，西城约为78米，东城约为79米，由此可知当时的规划模数为50步。笔者认为，之所以西城的火巷与火巷之间的距离小于东城，是因为西城的火巷地处金中都之北郭，很可能是金代规划的；而东城的火巷则是元代规划的。虽然金、元两代同以50步为模数规划火巷，但元尺大于金尺，致使东城火巷的间距大于西城火巷的间距。2．元大都民居的规划模数《元史》记载：元大都的民居以8亩为1分。但根据考古发现和元大都的人口总数分析，元大都的民居面积有10亩以上、8亩、6亩、4亩、3亩、2亩、1亩7种。元代240平方步为1亩，结合火巷50步的规划模数和火巷宽约6步得知：两条火巷之间的建筑面积的南北长度约为44元步（约69.19米）。8亩之宅，约为44元步×44元步。1亩的面积约为11元步×22元步。故1亩的面积应该为元大都民居的基本规划模数。七、元大都集东西方多种风格的建筑于一城元大都是中国古都规划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既沿袭了中国帝都的规划思想和皇权礼制，又首次在中国古都中规划修建了众多非中国风格的建筑。而这些中国式的和非中国式的诸多建筑同时出现在元大都，是多种宗教思想相互包容和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最好见证。在元大都规划和修建有道教宫观、佛教寺庙、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元大都可谓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座集东西方多种风格的建筑于一城的“世界建筑博物馆”。元大都城里规划修建的多种风格的建筑有：中国传统礼制宫殿建筑，以大明殿、延春阁、崇天门城楼、广寒殿、仪天殿、光天殿、玉德殿、宸庆殿、太庙大殿、鼓楼为代表，建筑屋脊为庑殿顶、歇山顶。蒙古建筑，以兴圣殿、延华阁、清宁宫为代表，建筑屋脊为盔顶、盝顶。佛教建筑，以白塔、过街塔为代表。伊斯兰建筑，以清真寺、土耳其浴室为代表。基督教建筑，以教堂为代表。八、元大都：山水相间、河湖密布、生态之城刘秉忠、赵秉温充分利用了金中都东北郊河湖密布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来规划元大都城——1．将永定河故道海子规划在元大都城的中西部，使之成为大运河北段之通惠河北端的漕运码头和元大都城生活的氧吧。2．将隋代开挖的永济渠北端主、支渠道作为元大都城的水系和给排水系统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元大都城日常生活的依靠。3．对前代规划的皇家山水园林加以继承和改造，使之成为元大都城的皇城区域和具有代表性的、传承有序的人文建筑。4．对前代寺庙、府邸、民居、仓库、草场的继承与保护，使历史遗存的古迹成为元大都城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之一。5．刘秉忠规划的元大都城，湖泊连缀、河渠纵横、桥梁处处、碧波漫城，又层林荫樾、庙宇恢宏、市肆临次、楼塔高耸，不单是丝绸之路的东方威尼斯，更是真正人文与自然相浑一的世界大都会。6．元大都城的规划，是对历史文化名城蓟城——燕京的继承与改造，使之成为位于燕山环抱、河海相通的风水宝地上的古代都城，是一座享誉世界的生态文明之城。
|
